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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东晋豫州浅探（草稿未完） [打印本页]

作者: 江城梅花引 时间: 2008-6-11 13:40 标题: 东晋豫州浅探（草稿未完）

前辈学者吴廷燮尝论东晋州镇形势，其中最要者三十二字，云：“扬本畿甸，荆地分陕；徐曰北府，豫曰西藩；江兖雍梁，亦称雄剧；益宁交广，斯为边寄。”徐州号为北府，内卫朝廷，外拒胡马，其事迹为今人所熟知，而西府豫州的种种情况，则不甚为人关心。然而江左之豫州，实兼内镇外藩于一身，其重要性毫不亚于徐州。
一、东晋前之豫州
按东汉之豫州，本辖颍川、汝南、梁、沛、鲁、陈二郡四国，自魏迄晋，屡有分合，至太康平吴，遂有二国八郡，是颍川、汝南、襄城、汝阴、梁、沛、谯、鲁、弋阳、安丰。此十郡国，唯安丰分自扬州之庐江[1]，此外皆是汉世豫州故地[2]。惠帝朝，又分汝阴立新蔡，分梁国立陈郡，分弋阳立西阳，分汝南立南顿[3]。此即西晋豫州大要。
西晋之世，豫州刺史常治陈国[4]，都督每在许昌[5]，然自永嘉之后，中原鼎沸，胡马纵横，北方州郡多为石勒所得，河南士庶扶携过江，不去乡里者每依坞壁以图自保，豫州亦莫能自外。《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叙东晋初期所保疆土云：
是时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皆沦没，江南所得但有扬、荆、湘、江、梁、益、交、广，其徐州则有过半，豫州惟得谯城而已。
其实谯国亦在流民帅张平、樊雅等人手中，只是张、樊诸将勉强还受江左节度[6]，故列于晋土之内。当此之时，土豪民帅外或忠顺，内多狐疑；石勒兵马纵横中原，时向淮域；流民叛党屠城破邑，屡败官军；扬州镇东府（后来的丞相府及东晋朝廷）内外交困，窘迫殊甚。而范阳遒人祖逖，便是在这样的一片混乱中登上历史舞台的。
二、中流击楫、淮泗攻战——祖氏豫州的兴亡史
（一）流民帅祖逖与其北伐事业
祖逖，字士稚，范阳遒人，史谓其“性豁荡，不修仪检，年十四五犹未知书，诸兄每忧之。然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尝历辟诸王幕府，东海王越用为典兵参军、济阴太守，以母丧不赴任。及东海王越出军道死，京师大乱，祖逖携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因其多权略、能与人同甘苦，故被推为“行主”，然其所携实不止亲党，本传谓其“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所谓“宾客”者，乃是汉末以来加于异姓依附民的称谓，可见祖逖所统并不限于祖氏宗族，其中有些人可能原本就是祖氏的依附民，另一些或许是在南迁途中加入队伍的。
自琅邪王镇扬州，晋镇东府——也即后来的东晋政权——对于流民帅多所防限，常不许其过江，一方面诚是恐其挟众南下，危及政权；另一方面，此辈百死余生，何所不为，若骤至安定之地，又无以为生，难免横行攻剽，苦害黎民[7]。故祖逖初至泗口，琅邪王即用之为徐州刺史，欲使其以所领流民镇遏北方，然不久又征其为军谘祭酒，这或许是因为祖逖所领流民不过数百家，实力寡弱，本身又是士族子弟，“博览书记，该涉古今”，与建康诸公尚有共同语言的缘故。
祖逖过江之后，史言其居于丹徒之京口，按祖逖征为军谘祭酒，自当赴任建康；然其所领流民虽不为多，亦有数百家，自不能扫数同赴建康，则京口当是祖逖安置宗族宾客之地，宗族既居于此，其家卜居京口亦是顺理成章之事。此时京口尚非流民聚居之所，人烟稀少，土地贫瘠，祖逖居此，应与其后徐兖流民移居京口的用意相近，即不欲与本地士族冲突。
时当此际，洛京已陷，天下无主，南北州镇虽名为晋臣，所向不一，琅邪王司马睿坐据扬州，“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既出自幽州，又非东海、琅邪之亲旧，更兼气类不似士流，在江左很难建功立业，因而进言琅邪，欲求北征，琅邪王用其计，任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但仅给千人廪粮、布三千匹，不给铠仗，让祖逖自行招兵买马。这表示未来的东晋君臣对北伐局势既不看好，更不热衷，但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江左君臣注意力在于平定上游荆州的流民叛乱，确实也无力大举北伐。而且中原乱离以来，人自为计，土豪坞主遍及州郡，刘石方强，未可遽灭，祖逖虽怀大志，其北伐在战略上却也只能起到以攻为守的效果。
建兴元年（公元313年），祖逖率旧部曲百余家北渡长江，留下了“中流击楫”的美谈。渡江后，祖逖屯于江阴，起冶铸作兵器，同时招募人马，得兵二千余人，而后进军豫土。此时豫州残破，唯张平、樊雅等辈屯兵于谯，已见前文。祖逖屯兵芦洲，而遣人往见平、雅，以使人骄慢，遂至反目相攻，逖苦战年余，又得桓宣之助，乃斩张平、降樊雅、下谯城。史言祖逖善于诱纳，能得荒人之心，除其本身“轻财好侠”的气质因素之外，想必自此事之中吸取教训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樊雅既降，祖逖徙镇于谯，石勒之侄石虎遣兵来攻。逖本传云：
初，樊雅之据谯也，逖以力弱，求助于南中郎将王含，含遣桓宣领兵助逖。逖既克谯，宣等乃去。石季龙（虎）闻而引众围谯，含又遣宣救逖，季龙闻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讨诸屯坞未附者。
又《晋书》卷六《元帝纪》略云：
建武元年（按，当愍帝建兴五年）石勒将石季龙围谯城，平西将军祖逖击走之[8]。
即此谯城之役。石虎为石氏名将，用兵以来多胜少败，而祖逖能拒之，又讨平未附诸坞，宜乎威名大振。然此后不久，陈留坞主陈川即叛。
陈川本是西晋末乞活帅陈午之叔，陈午卒后，其子幼弱，众将推川辅之，遂自称宁朔将军、陈留太守。祖逖讨樊雅时，尝向其求援，川遣大将李头相助。头在祖逖军中，颇立战功，又受祖逖厚恩，“每叹曰：‘若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陈川闻而大怒，遂杀李头，头亲党冯宠率众四百归于祖逖。祖逖既纳陈氏叛将，则陈祖二人之间矛盾已无法弥合。逖本传云：
川益怒，遣将魏硕掠豫州诸郡，大获子女车马。逖遣将军卫策邀击于谷水，尽获所掠者，皆令归本，军无私焉。川大惧，遂以众附石勒。逖率众伐川。
陈川所在的陈留郡虽属兖州，却与谯国接壤，因而陈氏一附石勒，祖逖即发兵往攻。此役旷日持久，历时一年有余，祖逖先败后胜，艰苦卓绝。《晋书》逖本传对此役的记述看似具体，但或许是为了替祖逖增光添彩，蓄意隐去了一些内容。其文云：
逖率众伐川，石季龙领兵五万救川，逖设奇以击之，季龙大败，收兵掠豫州，徙陈川还襄国。
如此，则此役纯为大胜。然《晋书》卷六《元帝纪》略云：
太兴二年夏五月，平北将军（按“平北”当作“平西”）祖逖及石勒将石季龙战于浚仪，王师败绩。
同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亦云：
平西将军祖逖攻陈川于蓬关，石季龙救川，逖退屯梁国，季龙使扬武左伏肃攻之。
此“蓬关”当即陈川所据的“蓬陂”，据上，当在陈留郡浚仪县。三占从二，则石虎尝败祖逖于浚仪之事当可信。然所谓“逖设奇以击之，季龙大败”云云纯属捏造否？非也。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收伯希和二五八六号写本《晋史》残卷略云：
五月，平西将军伐陈川。闻石虎等济河将救之。逖人左伏肃先驰[9]，逖设伏射煞之。虎乃退。遂掠豫州诸郡。徙川襄国。留桃豹屯于川台。
此残卷，罗振玉定为邓粲《晋纪》，而周一良先生于《乞活考》中认为或是孙盛《晋阳秋》残本。无论如何，当是时人著述，可信度非唐修《晋书》所能比。据此，则石虎先败祖逖，逖退屯梁，虎又遣左伏肃攻逖，逖乃定计射杀伏肃，此应即本传所谓“逖设奇以击之”。左伏肃虽非“十八骑”等元勋可比，然亦曾独当一面，意当为石氏骁将。其既死，石虎遂将兵转略豫州诸郡，徙陈川所部于襄国[10]，然陈留初亦未尝放弃，而以宿将桃豹守之。《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云：
桃豹至蓬关，祖逖退如淮南。
按此说未必准确。祖逖本镇谯，以攻陈川来在浚仪，因败于石虎，退屯于梁，梁国在谯与陈留之间，则逖尚在淮北之地。及逖已杀左伏肃，石虎亦大掠而去，唯桃豹来守陈留，祖逖何以反退往淮南，并谯城弃之耶？恐为谬传。同书卷六《元帝纪》云：
（太兴二年）冬十月，平北将军（按，亦当作“平西”）祖逖使督护陈超袭石勒将桃豹，超败，没于阵。
此事列于帝纪，则必是相当大规模的战事。祖逖一败于石虎、再败于桃豹，虽杀左伏肃，亦将使人有南风不竞之慨。然祖逖终能败桃豹、取陈留，其本传云：
（石虎）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台。逖遣将韩潜等镇东台。同一大城，贼从南门出入放牧，逖军开东门，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使千余人运上台，又令数人担米，伪为疲极而息于道，贼果逐之，皆弃担而走。贼既获米，谓逖士众丰饱，而胡戍饥久，益惧，无复胆气。石勒将刘夜堂以驴千头运粮以馈桃豹，逖遣韩潜、冯铁等追击于汴水，尽获之。豹宵遁，退据东燕城，逖使潜进屯封丘以逼之。
取陈留后，祖逖徙镇于其属县雍丘。雍丘本非豫州属地，然此际中原无主，唯力是视，移镇又是军机所需，故不闻非议。此后祖逖用兵河南，颇收人心，史云：
冯铁据二台，逖镇雍丘，数遣军要截石勒，勒屯戍渐蹙。候骑常获濮阳人，逖厚待遣归。咸感逖恩德，率乡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骑万人距逖，复为逖所破，勒镇戍归附者甚多。时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诈力相攻击，逖遣使和解之，示以祸福，遂受逖节度。
逖爱人下士，虽疏交贱隶，皆恩礼遇之，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时遣游军伪抄之，明其未附。诸坞主感戴，胡中有异谋，辄密以闻。前后克获，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赏不逾日。躬自俭约，劝督农桑，克己务施，不畜资产，子弟耕耘，负担樵薪，又收葬枯骨，为之祭醊，百姓感悦。
按自中原乱起，各地均有土豪民帅，各仗兵势，阻据一方。无论土豪及流民武装，凡欲自守，不得不筑坞堡。各坞堡皆自耕自食，粮食相对充足，既足自守，又可运粮以供给大军，前文所见运粮与桃豹的刘夜堂，或许就是中原坞主之一；同时，坞堡又有武力，虽实力未必甚强，但亦能战能守。各坞主中固有自负气节者，然更多唯求生存之辈，故中原坞堡多附石勒，不附者又往往以一方霸主自居，与其他坞堡时生龃龉，如赵固等人比。及祖逖移镇河南，与诸坞堡相邻近，逖威名既振，又善得人心，故彼等豪帅畏威怀德，乃共受祖逖之命。祖逖能建功河南，虽缘本有雄才，亦颇由此辈归心之故。
然而，祖逖的功业，也仅仅能到河南之地为止。前面我们说过，中原之地遍布坞堡，皆是土豪民帅所据，他们遵从祖逖的号令，同攻石勒，可相对的，这些豪族还有相当强的独立性，他们服从的是祖逖，而非大晋朝廷，一旦祖逖去世，朝廷不能以名将继之，则此辈又不知将追随何人。另外，我们看到祖逖许河上堡固两属，理由是彼等“有任子在胡”，然而兖豫坞主岂无先送任子于石氏的？他们却先后都归降了祖逖。因此，祖逖的理由只能看作表面文章，真正的原因，应该是祖逖的实力无法保证黄河两岸坞堡的安全，与其使之夹在两强之间无所适从，还不如宽纵他们以收人心。而石勒大概也明白自己与祖逖之间是僵持局面，于是设法缓和与祖逖的关系。《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云：
时晋征北将军祖逖据谯，将平中原。逖善于抚纳，自河以南多背勒归顺。勒惮之，不敢为寇，乃下书曰：“祖逖屡为边患。逖，北州士望也，傥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坟墓，为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赵他感恩，辍其寇暴。”逖闻之甚悦，遣参军王愉使于勒，赠以方物，修结和好。勒厚宾其使，遣左常侍董树报聘，以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兖豫乂安，人得休息矣。
又逖本传云：
石勒不敢窥兵河南，使成皋县修逖母墓，因与逖书，求通使交市，逖不报书，而听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
祖逖本传不承认与石勒有使者往来，然而《载记》记之甚详，应非妄言。除此之外，石勒还进一步表现善意，《载记》云：
祖逖牙门童建害新蔡内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斩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恶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将军之恶，犹吾恶也。”逖遣使报谢。自是兖豫间垒壁叛者，逖皆不纳，二州之人率多两属矣。
以上所见通使、互市及石勒杀祖逖叛将之类事件，自然对缓和双方关系有一定意义。然所谓“二州之人率多两属”，或有可商。祖逖肯定不会允许那些较大的豪帅势力以及与自己根据地相近的坞堡玩这种把戏，但如前所谓“河上堡固”之类，自然不在祖逖的计较范围之内。表面看起来，两人既通使交市，又互不接纳叛徒，似乎关系已经不再紧张，然而这终究是一种策略，推二人本心言之，还是以消灭对方为第一要务，只是双方势均力敌、互有忌惮，才采取了这样的表面通和措施。这大概是太兴三年末四年初的事情。
此时的江左又是另一番景象。元帝历十年辛苦，荡平东南，终于登基称帝，就在这江东君臣就要松口气的当口，“王”与“马”之间却产生了紧张气氛。王敦作镇武昌、都督六州，兵强马壮；王导又居中枢、执相权，深得人心，试问“寄人国土，心常怀惭”的晋元帝岂有不常怀忧惧之理？此时王敦手握东晋大半兵马，元帝如欲与其对抗，必得另寻一支武力，《晋书》卷六《元帝纪》略云：
太兴四年五月庚申，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秋七月甲戌，以尚书戴若思（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丹阳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
同书卷六九《戴若思传》云：
出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假节，加散骑常侍。发投刺王官千人为军吏，调扬州百姓家奴万人为兵配之，以散骑常侍王遐为军司，镇寿阳，与刘隗同出。帝亲幸其营，劳勉将士，临发祖饯，置酒赋诗。
戴刘二人都是元帝亲信，元帝以二人出镇北边要地，自然是抱着以之居外为援的念头。然而二人本非良将，所配兵似多而不堪战，又于北土豪杰素无恩义，必然不能有所成就。非但如此，戴渊挂了都督六州军事的衔，还把祖逖“督”了进去，祖逖对此事相当不满。史云：
逖以若思是吴人，虽有才望，无弘致远识，且己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
须知自东汉以来，南人就不大被北人看得起，为人所熟知的一例是关羽骂孙权为“貉子”，此外如陆机陆云北上洛阳以后遭到的那些羞辱以至二陆之死等等，都蕴含着同样的内涵。祖逖对戴渊的评价本就不高，再加上自己拼死拼活挣下基业，却突然被空降了一个长官，以祖逖的性格，自然很难接受。只是戴渊七月受命，祖逖九月即卒，所以两人没有起冲突的机会。
就在这东晋江山复又风雨飘摇的时刻，祖逖的生命也接近了尾声。他毕生以恢复中原为己任，然而大业犹未成，内难已将作，心情激荡之下，因而发病。他大概也知道自己的病情严重，所以让妻儿老小都移居到汝南的大木山，不用说，这还是流民帅们乘险筑坞而居的老传统。然而同时，祖逖也在重新修缮虎牢城，作为继续进军河北的基地，而且由于虎牢“北临黄河，南接成皋，四望甚远”，祖逖恐怕其地南无坚垒，容易遭到袭击，遂以侄子汝南太守祖济率汝阳太守张敞、新蔡内史周闳着手筑垒，然而垒尚未成，祖逖的病情已经极度恶化，不久就在雍丘去世了。
（二）祖约代领豫州与祖氏豫州的毁灭
祖逖卒后，代之主持豫州事务的是其同母弟祖约。约字士少，随逖过江，祖逖北伐时留为元帝掾属，实际上也相当于祖逖留在江左的人质。因祖约本身有名士风度，与过江诸贤多有亲交，祖逖又屡立战功，故而渐得任用。祖逖既亡，朝议以约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接替其兄为西北藩屏，镇谯。
此时，江左的政治气氛进一步恶化。次年（永昌元年）正月，大将军王敦举兵于武昌，顺流东下，戴渊、刘隗率兵入卫，皆败，戴渊为王敦所害，刘隗北奔石勒，王敦控制了朝廷大权，自任丞相。元帝为王敦所制，怏怏病死，其子即位，是为明帝。
明帝即位后，王敦坐据于湖，遥制朝廷。但是，朝中很快就产生了摆脱王敦控制以至反对王敦的潮流，尤其新即位的晋明帝，对王敦更是极为反感。此时王敦渐已病重，为身后计，曾考虑死后由养子王应交出大权，使朝局回归东晋建国以来的政治常态，但在王应与谋士钱凤的一力主张下，还是扶病发兵下都，意欲彻底控制朝廷，史称第二次王敦之乱。
然而，王敦这最后一搏却没有像两年前那样获得巨大成功。自第一次王敦之乱后，元帝抑郁而终，名臣周顗、戴渊等或死或奔，这给包括王敦之兄王导在内的士族重臣们敲响了警钟。王敦兵进帝都，打击了元帝赖以树立绝对权威的亲信势力，大多数高门士族对此即使不赞成，至少也持不反对的态度，然而如果王敦的势力过度膨胀，打破了建武、太兴以来士族与皇室共治天下的局面，那也是士族高门所不乐见的。因此在王敦回归武昌后，以王导为首，东晋的文武重臣们逐渐形成了扶助晋室、共抗上游的默契。此番王敦起兵，明帝“加司徒王导大都督、假节，领扬州刺史，以丹阳尹温峤为中垒将军，与右将军卞敦守石头，以光禄勋应詹为护军将军、假节、督硃雀桥南诸军事，以尚书令郗鉴行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以中书监庾亮领左卫将军，以尚书卞壸行中军将军。征平北将军、徐州刺史王邃，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祖约，北中郎将、兖州刺史刘遐，奋武将军、临淮太守苏峻，奋威将军、广陵太守陶瞻等还卫京师”[11]，这个反对王敦的联盟被整体动员起来。
正如上文所述，王敦起兵后，祖约也接到了朝廷的勤王诏书。由于王敦的实力雄厚，祖约对入卫京师深怀疑虑，仅仅是在征询了当时著名术士戴洋的意见后，才受诏发兵。然而祖约虽以入卫为名，却始终未曾抵达建康，而是在路经寿春时逐去王敦任命的淮南太守任台，从此便在寿春停留下来。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祖约对朝廷能否战胜王敦仍持怀疑态度，更不愿以豫州精锐与王敦正面搏杀，而逐去任台、入据寿春，既可向朝廷表明自己的立场，又可避免与王敦直接冲突，即使王敦在内战中取胜，出于稳定北方边境的考虑，他也必然不会因为寿春的归属与祖约反目。在祖约看来，这笔生意是稳赚不赔的。
祖约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但是对朝廷来说，尤其对深恶王敦的明帝来说，祖约首鼠两端的行为可称极度恶劣。因此在第二次王敦之乱被迅速平息后，祖约仅得封五等侯而已[12]。之后，祖约与朝廷之间又产生了一系列矛盾，《晋书》卷一百《祖约传》云：
自以名辈不后郗、卞，而不豫明帝顾命[13]，又望开府，及诸所表请多不见许，遂怀怨望。（石勒部将）石聪尝以众逼之，约屡表请救，而官军不至。聪既退，朝议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约谓为弃己，弥怀愤恚。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祖约对朝廷的不满是日渐增长的，但是此时的豫州已经不是祖逖时可以与石勒独立对峙的豫州了。前文提到，第二次王敦之乱时，祖约受诏入卫，占据寿春，遂留镇其地。当祖约表示有此意向时，戴洋曾谏以“谯城虚旷，宜还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祖约不听。结果自次年起，豫州郡县果然陆续降附石氏，恰如戴洋之言[14]。尤其汝南人执太守祖济降于石勒一事，更令人惊心。祖济是祖约兄长（大约是祖纳）之子，在祖逖时已经担任汝南太守，曾承担在虎牢以南筑垒的任务，完全可以被视为祖氏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此时竟被所部豪族执送石勒，可见祖逖的余泽已经无法庇护自家子弟。初看起来并不惊心动魄的汝南之叛，却象征着祖逖终生事业的彻底毁灭，此后的祖氏豫州虽然还勉强存在了四年左右，但只不过是落日余晖罢了。
豫州失陷后，祖约率所部坐守寿春，而石勒既定淮北，又有意窥取淮南，完全不给祖约以喘息之机。咸和元年冬，石聪攻寿春不克，转掠逡遒，战后，“朝议欲作涂塘以遏胡寇”，即准备放弃淮南、建立长江防线，这显然与刚刚在淮南立足的祖约的利益相悖，因此祖约心怀恚恨，甚至在朝廷派来安抚劳问的使者面前“瞋目攘袂，非毁朝政”。咸和二年冬，历阳太守苏峻起兵叛乱，遣使邀祖约同反，祖约闻而大喜，遣祖逖之子祖涣及女婿许柳领兵会合苏峻，响应叛乱，走上了灭亡之路。
祖约响应苏峻叛乱，在祖氏阵营中并非没有反对之声。祖逖之妻许氏、术士戴洋、祖氏宿将桓宣，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不同意见，桓宣甚至因此与祖约反目。但是苏峻起兵以后，军事进展顺利，很快攻破京师，《晋书》卷七《成帝纪》略云：
尚书令领军将军卞壸、丹阳尹羊曼、黄门侍郎周导、庐江太守陶瞻并遇害，死者数千人。庾亮又败于宣阳门内，遂携其诸弟与郭默、赵胤奔寻阳。于是司徒王导、右光禄大夫陆晔、荀崧等卫帝于太极殿，太常孔愉守宗庙。贼乘胜麾戈接于帝座，突入太后后宫，左右侍人皆见掠夺。
攻克京师，控制朝廷后，苏峻以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自为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同党也都加官进爵，又矫诏大赦，以图安定人心。此时荆州陶侃、江州温峤、徐州郗鉴等藩镇与三吴士族纷纷起兵讨伐苏峻、祖约，陶、温主力在建康与苏峻相持，遣部将毛宝讨祖约，攻取合肥。而石聪亦趁势再攻寿春，祖约东奔历阳，其众多叛，一蹶不振；不久苏峻死于战阵，其部亦现颓势，于咸和四年被勤王军平灭。同年，勤王军将领赵胤遣部将甘苗进攻历阳，祖约败奔石勒，不久为石勒族诛，其将牵腾率众归降朝廷。至此，祖氏豫州的历史彻底完结。
（三）祖氏豫州兴亡之由
祖氏豫州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作为两晋之交自中原以迄两淮最大的军事集团，祖氏豫州的产生是与中原扰攘的形势分不开的。祖逖正是利用了中原人心思晋、土豪坞主各据一方、石氏根基尚未稳固这三点，才在十年之内创立了地跨司兖豫三州的祖氏豫州。但是，祖氏豫州自创立之始，就潜藏着足以使之覆亡的危机。
我们知道，祖逖能够在中原地区立足，以至与石勒隔河对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石勒在河北立足未久，人心未尽服从，而关中有刘曜、幽州有段氏鲜卑、并州有刘琨，都是石勒的劲敌，他们出自不同的目的，与石勒不断交战，暂时分散了石氏可以用于南征的力量。祖逖此时进兵中原，屡破石氏，自然能获得中原豪族的极大支持，进而藉此与石氏形成对抗局面。但是，土豪坞主对祖逖的依附是很松散的，祖逖对他们的约束完全建立在个人威望和祖石势力平衡的基础上，并不具备强制性。一旦祖逖或其后继者失去人心，又或石氏势压祖氏，这种约束就毫无效力可言。而祖石之间的平衡局面，恰恰又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如果一方不作为，那么另一方很快就会打破平衡，将对方彻底压倒。简而言之，如果不极力进取，那么祖氏豫州的消亡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祖逖大概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才孜孜于进取，甚至于重病之时犹遣人修缮虎牢，作为下一步的发展基地。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祖逖能够以中原豪族领袖的身份进镇虎牢，对于石氏必然产生巨大的压力，甚至有可能就此打破祖石之间的平衡局面，然而，随着祖逖的去世，这一切终究只是“设想”而已。
祖约接替祖逖出镇豫州之始，豫州的形势还是不错的。祖逖在豫州多年，余泽深厚，将士爱屋及乌，对祖约必然抱持相当的好意。然而祖约无绥抚之才，导致人心离叛，在上文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叛离对祖氏豫州造成了何等的损害。此外，祖约与祖逖的战略也大相径庭。祖逖去世后，豫州治所自雍丘退至谯城，推测祖约的想法是借此与祖逖着力经营的退守据点汝南形成掎角之势[15]，可见此时豫州的战略已经转为自守，放弃了向北发展。这样做的问题是，虽然豫州所统尚无失陷，但已失却祖逖“以攻为守”本意，原本祖石平衡的局面潜变为石优祖劣，埋下祖氏豫州毁灭的伏笔。其后祖约拒戴洋之谏，再度南移寿春，中原豪强骤失大援，于是后赵进取中原，如汤沃雪，三州之地遂非晋有。至此，豫州这一北土雄藩已然名存实亡，祖约错判形势、贸然反叛，只不过是亲手为自己敲响丧钟而已。
也许有人要问：如果祖约没有参与叛乱，祖氏豫州会怎么样呢？笔者的看法是，如果祖约不参与苏峻之乱，其家自然不至于落到族诛的下场，但在后赵兵锋之下，寿春迟早难以保守，也就是说，祖氏豫州依然无法保全，这是时局所决定的。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祖约之后的豫州一度丧失了外藩的强势地位，转为内镇，成为大族角力的筹码。而晋室收复寿春、豫州再度具备外藩职能，那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

注释：
[1]《宋书》卷三六《州郡志二》南豫州下“安丰太守”条云：
安丰太守，魏文帝分庐江立。
唯不知何年自扬度豫。
[2]《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豫州总述云：
魏武分沛立谯郡，魏文分汝南立弋阳郡。及武帝受命，又分颍川立襄城郡，分汝南立汝阴郡，合陈郡于梁国。
观此可知新增诸郡来历。
[3]《宋书》卷三六《州郡志二》豫州下“新蔡太守”条云：
晋惠帝分汝阴立。
同卷同州“陈郡太守”条云：
晋初并，梁王肜薨，还为陈。
“南顿太守”条云：
故属汝南，晋惠帝分立。
同卷郢州下“西阳太守”条云：
西阳太守，本县名，二汉属江夏，魏立弋阳郡，又属焉。晋惠帝又分弋阳为西阳国,属豫州。
[4]《宋书》卷三六《州郡志二》豫州总述云：
豫州刺史，后汉治谯，魏治汝南安成，晋平吴后治陈国。
[5]《晋书》卷三七《范阳康王绥附子虓传》云：
出为安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持节，镇许昌。
[6]《晋书》卷八一《桓宣传》云：
时坞主张平自称豫州刺史，樊雅自号谯郡太守，各据一城，众数千人。帝以宣信厚，又与平、雅同州里，转（桓）宣为参军，使就平、雅。平、雅遣军主簿随宣诣丞相府受节度，帝皆加四品将军，即其所部，使捍御北方。
所谓“即其所部，使捍御北方”，其实也不过是在二人恭顺的前提下承认其对当地的控制权而已。
[7]流民肆行不法之记载，《晋书》多见，逖本传即云：
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时扬土大饥，此辈多为盗窃，攻剽富室，逖抚慰问之曰：“比复南塘一出不？”或为吏所绳，逖辄拥护救解之。
《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祖车骑过江时”条所言更为透彻，其语云：
祖车骑过江时，公私俭薄，无好服玩。王庾诸公共就祖，忽见裘袍重叠，珍饰盈列。诸公怪问之，祖曰：“昨夜复南塘一出。”祖于时恒自使健儿鼓行劫钞，在事之人亦容而不问。
南塘者，《通鉴》卷九三《晋纪》注云：晋都建康，自江口沿淮筑堤。南塘，秦淮之南塘岸也。
[8] 祖逖何时进号平西，于史无徵。以理揆之，当在镇谯之后。
[9]左伏肃石氏大将，非祖逖所部，此残卷文字有脱误。
[10]《石勒载记》谓徙川广宗，广宗系乞活在河北之根据地，与河南之陈留并列，说见周一良先生《乞活考》。窃以为陈川以途穷而降勒，石氏未必能许其就河北乞活而居，故取逖传及《晋史》残卷徙襄国之说。
[11]《晋书》卷六《明帝纪》，太宁二年六月丁卯。
[12]本传于“以功封五等侯”之后有“进号镇西将军”一语，然同书卷七《成帝纪》云：
（咸和二年）五月丙戌，加豫州刺史祖约为镇西将军。
可知祖约进号镇西在成帝咸和二年，距王敦之乱平定已两年有余，而非平定王敦后论功行赏所致。又五等侯之爵为东晋新设，无封邑，虽名为侯，地位甚至不如开国子男。平定王敦之乱后，明帝对功臣大加封赏，头号功臣王导进爵郡公，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不久之后与祖约共同作乱的苏峻，此时不过是奋武将军、临淮太守，由于奋战有功，也得封县公，邑千八百户，赐绢五千四百匹。相较之下，可见朝廷对祖约是何等的不满。
[13]《晋书》卷六《明帝纪》云：
（太宁三年闰八月）壬午，帝不豫，召太宰西阳王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壸、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丹阳尹温峤并受遗诏，辅太子。
祖约盖以己之名位过于郗鉴、卞壸，而不得受遗辅政，故有所不平。然明帝所任辅政重臣皆中枢要员，祖约身为外藩而希求辅政，亦不可不谓之贪婪。
[14]《晋书》卷六《明帝纪》云：
（太宁三年夏四月）石勒将石良寇兖州，刺史檀赟（按：《石勒载记》作“檀斌”）力战死之，将军李矩等并众溃而归。石勒尽陷司兖豫三州之地。
然而同书卷七《成帝纪》云：
（咸和元年）夏四月，石勒遣其将石生寇汝南，汝南人执内史（按：祖逖、祖约传皆作“太守”）祖济以叛。
汝南属豫州，可证豫州郡县并非于太宁三年尽陷于勒。明帝纪所谓“石勒尽陷司兖豫三州之地”，盖所谓“史终言之”也。
[15]祖逖遣妻子住汝南大木山，以兄子济为汝南太守，并见上文。汝南既是逖妻子所在之地，又以其侄经营之，推测汝南为祖逖预留退守之地，应无大谬。

[ 本帖最后由江城梅花引于 2009-11-22 10:03 编辑 ]

作者: 真田豪 时间: 2008-6-11 13:47

哦哦. 重行这篇赶得上此次检地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