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綦君

日本中世史中的术语与概念 　　任何关于日本史的英文写作都无法避免的是一种翻译行为，或者称为转换，这是一个从一种语言及思维方式转换到另一种（语言及思维方式）的过程。同时，所有这类转换也必然是一个解释的过程。由于所要阐述问题的不同，抑或是所要翻译资料的性质不同，这类转换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是形形色色。在翻译大部头文学著作，或者宗教哲学论文时，需要译者有相应的能力，以使译文准确并可读——它不仅指清晰阐述原文所要表达的含义，并且要能展现原作的叙事风格。使用原始文本进行研究的历史学者们，不仅要准确把握日本学者写下的难于理解的术语与短语的含义，并要把它们译成可以理解的英文。 　　在翻译日文的过程中，内容与语法皆要精确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历代的日本问题专家（指英语语系的专家）都认为自己是伟大的翻译家和语言大师，彷佛他们的著述都是只有天才才能完成的、无可取代的高质量作品。近年来，由于日文文学与学术翻译作品的大量涌现，翻译问题本身才开始引起重视。日本研究期刊〔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1980年冬季号，刊载了一组由米勒〔Roy Andrew Miller〕编辑的有关日文翻译的文章，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明证。这些文章最重要的贡献是指出了今后日文翻译学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1）正视在跨越语言障碍的过程中，准确传达的基本问题；2）完善重要日文研究领域中术语学的重要性。为了能更加规范地解决翻译中的问题，这组文章还主张建立互律系统及双语系统。正如米勒所说，“目前最缺少的是一个严肃的、有价值的、跨国翻译指导体系，而这正是日文研究中的关键部分。”[1] 　　这种促进翻译学研究的号召过于笼统，因此，我们需要将它细化为易执行的步骤。或是因为有限的词汇需求，或是由于早已引起了足够的重视，一些领域在精确翻译的问题上已经走在了前面。而在其他领域中，由于缺乏对日文或英文中基本术语学的统一认识，就常常受到翻译问题的困扰。在日本中世制度史的研究中，所遇到正是这类问题，而它的解决需要日语与非日语专家的协同合作。近期，两个由英美专家合作进行的研究项目为此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这两个项目是指由社会科学研究协会与日本科技创新社联合举办的“日本室町、战国时代”研讨会，以及“关于正在进行的六卷本《剑桥日本史》编辑工作”研讨会。[2] 这个会议的成果是出版了一系列日英双语的专题论文，这使得解决翻译日本中世史中术语与概念问题的时机成熟了。 　　接着，1981年8月华盛顿大学在此领域举办了一次研习会[3]，本文也是该会的成果之一。为了可以善加利用近期协同研究中的经验，研习会有意地将研究范围设定在了一个大问题中的一个狭小片断——室町与战国时代的制度史，这段时期的历史跨度大约是12世纪至16世纪。根据正统的日本历史时代划分，这一时期包括镰仓、室町、战国及安土桃山等时代（jidai）。 　　我们首先需要对本文中所使用的“概念”与“术语”两个词汇进行定义。概念，是指由历史学者创造出来的，用以定意历史结构与进程的概括性词汇及短语，例如中世（chūsei）和庄园制（shōensei）。概念来源于或者是反映了历史进程中的原理，用于解释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做为分析中最活跃、最具解释力的部分，在翻译这类概念时，必须要了解蕴涵其中的原理与前提。 　　与此相对应的，术语是当时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词汇与短语，其在文献中一般都有具体的出处，比如地头（jitō）和名主（myōshu）。翻译一个术语，首先是需要对该术语在其出现时代的史料中的含义与用法有准确的理解。然而，术语也频繁地被做为概念来使用。在日语中，此种变化的迹象，表现在专门名词中后缀“制”（sei）的增加，比如庄园制和名主制（myōshusei）。但这一规律也不是普适的，比如说，有时地名或姓氏也会用来标注某一历史时期的名称，比如镰仓时代（Kamakura jidai）。即便是那些有准确出处的术语，如今也会被赋予新的外延、内涵或寓意。 　　由于概念性词汇可变性的特点已为当代的历史学者所认可，所以西雅图研习会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历史术语而非概念上。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一些基本性概念对于我们试图阐明的术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历史学者面对的最难于定义的，也是最基本的概念性问题是时代上的划分。例如，将本文标题中的“中世”一词，等同于日本的四个时代，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词汇对于速记是多么重要，但也可以看到想毫无歧义的使用它是多么困难。 　　本例中的“中世”是从日文“chūsei”一词翻译回英文的，而该词又是日文对于一个世纪前为欧洲史学家使用的“中世”一词的翻译。[4] “中世”（chūsei）一词，是由日本第一代受西方历史学概念影响的历史学者，于19世纪末开始使用的，首次出现在历史学术印刷品中是原胜郎的《日本中世史》（写于1904年，发表于1906年）。此后，它被日本史学家广泛使用，并逐渐产生了与今日西方用法不同的含义。事实上，该词的定义在日本史学家中，也经历了数次解释循环。 　　原胜郎和他大多数的明治同仁，都深深沉迷于他们所见到的日本与欧洲在政治制度及社会制度上的显著一致性。他们欣然，有时甚至是天真地将日本武士时代等同于欧洲地封建时代。20世纪初，许多日本历史学者都在寻觅两个社会制度相似性的过程中倍感困扰。于是有其他一些学者（尤其是在京都大学），比如法律史学者三浦金幸（Miura Kaneyuki）开始从日本自身的视角阐述日本中世纪的问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日本学者的国家主义倾向愈来愈浓烈，历史学者也在日本中世史中发现了值得褒赏的新事物。这一向君王至上史的转向，产生出了大量的著述，它们主张中世纪是日本特质的忠君爱国思想的滥觞。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结束，更确切的说是由于石母田正《中世纪世界的形成》一书的发表（1947年），这一历史诠释路径戛然而止。石母田正通过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根据土地耕种者的性质变化，解释了日本从古代社会向中世社会的转型，实际上是从奴隶制转变为农奴制。这一新方法的运用，对于日本历史研究的最大影响，显著表现在断代名称的问题上。在广泛使用的《山川（Yamakawa）日本史简明辞典》中，对于中世的定义如下： 　　中世〔chūsei〕，一个时代用词。通常定义为远古时代（奴隶制社会）与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农奴制或封建制社会。在日本，它习惯上是指中世（medieval）与现代社会间的近世（kinsei）。具体的说，它指封建社会初期，而近世则指封建社会晚期。（也有不少人支持沿用西方惯例，不使用近世一词。）历史学者认为中世始于：（1）大约10世纪左右，随着庄园制的建立，（2）1156年保元之乱，（3）1183至1192年间，镰仓幕府的建；终于（1）1467年应仁之乱，（2）1569年织田信长霸权的确立，或（3）1600年关原合战。最通常的观点认为，中世是指1185至1600年。这一时代又可细分为镰仓、南北朝、室町、战国，和安土－桃山等时期。 　　这一简要的定义，已不能反映现在专业日本史学者的思想。一些学者，比如石井教授，就质疑将农奴制做为时代划分的关键因素。他认为定义中世社会的特点应有三个一般性条件：1）政治权力的去中心化，2）职业武士阶级的绝对优势地位，3）土地权益与使用期限的复杂性。需要指出的是，在最新版的《角川日本史辞典》（1967）中，只将中世简单定义为一个时代用词，而避免了有关阶级的问题。 　　在八月的研习会上，三位日本中世史专家详细论述了日本中世社会的根本性特征。石井教授在《岩波日本史》丛书中，撰文详细分析了中世史学编撰的复杂性。[5]永原教授参与了战后关于确定乡村社会发展中转型时间点的激烈论战[6],最近他在电视上做了题为“日本中世国家”的系列讲座，他进一步阐明了日本中世的最大特点在于公权系统与私权系统的平衡。[7]黑田教授因对传统的权门体制的详尽分析而闻名，他指出了日本中世时，主要的民间与宗教经营者，是如何在政治和文化的权力平衡中设法保有了他们的特殊地位。[8]在岩波讲座系列的论文中，他表露了对于日本史中“中世纪”这一概念的不满情绪。[9]速水教授尽管并非中世史专家，但也经常著文指出封建主义这一概念，对于江户时代制度的定性并无裨益。[10] 　　在时代划分的问题上，日本与非日本历史学者很难达成完全的一致，本文也无意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显然，毋论历史学者是否赞同，类似中世〔medieval和chūsei〕的概念都会依然存在。只要能根据不同的解释来运用，并且知道这些概念是依存于像封建主义或农奴制这类不清晰的概念，那么它们还是可以被准确使用的。 　　美国学者关于“封建社会适用于日本历史任一时段的正当性”的扩大讨论，引起了越来越多对于使用该词（封建社会）来解释日本历史的怀疑。[11]日本学界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石母田在他战后的著作中，认为中世社会可以近乎完美的等同于封建社会，但这种等同却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12]近世史专家认为，江户时代的政治体制具有高度官僚化和集中化的特点，同时，武士阶级与土地的关系也与欧洲封建时期的各 种土地所有形式有明显区别。此外，还有一些镰仓、室町史的学者发现在中西部日本，各级武士与皇权中心的省级行政体系之间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像“领主”（lord）和“诸侯”（vassal）一类的名称经常是不适用的。至少日本缺乏那种，以诸侯通过对统治者的宣誓效忠，换取一定封地的军事协议为内容的封建关系。贯穿整个十二至十六世纪，地方政府呈现出行政与军事网络庞大的交迭性，以至于难以辨别“封建因素”的存在。 　　佐藤进一在他著名的论文“论室町幕府”中，考察发现室町幕府早期的将军足利尊氏掌管了政府的军事支配权，而他的弟弟直义则负责幕府行政体制中官僚系统的管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将军权力二重性的论题。[13]佐藤认为，这一划分反映了将军权力的公私两面性。他将“私权性”描述为，存在于高级武士与他武士团中忠实追随者间的，独特的领主－诸侯支配链（shujū kankei）。而“公权性”则表现在自律令国家系统中继承下来的行政与司法体制。值得注意的是，佐藤在文中并未依赖封建主义的概念来解释。同样重要的成果是，永原教授运用马克思·韦伯的行政权威理论解释了中世政府。[14] 尽管两位学者一次次地将存在于上下级武家间的权力结合等同于一种封建关系，但他们却并未将这一概念视为一种通用解释工具。 　　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分类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农奴这一概念引起了当代日本历史学者的广泛关注，所谓“封建主义之辩”也基本集中在这一问题上。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农奴制导致农业劳动力摆脱了奴隶地位赢得自由，因此日本马克思史学者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确认在日本存在过奴隶制。从战后初期开始，他们就试图在“家父长奴隶制”〔kafuchōteki doreisei〕（它是指拥有大片土地的家父长，依赖家内奴隶为农业劳动力的制度）中寻找奴隶制的要件。他们还认为，随着这种庞大家族组织的瓦解，独立的农奴家庭开始出现。农奴们拥有生产工具（土地和工具），但是依然要服从于其所有人的“非经济强制”（non-economic compulsion）。自该理论出现之后，就在历史学者中不断引起争论。 　　在目前日本中世制度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学者们自发地质疑从欧洲传来的一套历史概念是否适用于日本。[15]日本历史学者一直以来，都在从事寻找新的整合方法的研究，以努力避免因不合适的外来概念而产生的解释性问题。其中与本文最有关联的研究是“中世国家”（chūsei kokka）概念与“中世社会”的对比〔chūsei shakai〕。该概念最具吸引力之处在于，它将整个政治体制包含在了霍布斯理论的整合体中。[16]这迫使历史学者将某一特定制度视为了整体体制中的一部分，而不再认为可以用一单一阶级（武士bushi）或一单一制度（封建制度）来解释中世时代。尤其是它还促进了历史学者，开始考虑用本土词汇来指称日本历史上的主要时期。永原教授认为，日本中世国家的显著特点是，自奈良平安时代起，就存在于武家军事制度（领主－诸侯）的行政体制里的官僚政治形态。在地方上，这表现在庄园与国衙领所有者的融合，从而形成了一个比前述任一体制都庞大的实体。国家（kokka）概念将国家视为一个有机体，在其中权力的行使不只是简单地支持统治阶级的统治，而且是在维持整体社会的状态。根据这一更为平衡的“中世制度”的概念，我们进而开始研究日本中世时代中的词汇。 一些术语与概念群解决英文论文中日语词汇的一般方法是依靠术语表，而术语表一般是依照字母排序的。但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术语可以划分为群，而具体术语含义上的细微差别，经常是需要与其所属的术语群相联系，才能准确理解。因此，我们将所选的术语分为八类进行分析。 1．国家与天皇（tennō） 　　当代历史学者用国家（kokka）来描述一个囊括一切的政治架构，既指意识中的，又指结构上的。在日本历史上的每一主要时段，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国家的概念与天皇及其他贵族间是否存在差别。如今历史家倾向于在现代认知中寻求政治秩序的表述——即基于先例与律法的君主和等级制度。国家一词除了自十七世纪来就是日本政治词汇中的一部分以外，还暗指高于统治君主的法律存在。室町幕府，在其与中国的外交书信往来中，落款都是“日本国（Nippon koku）”。从十六世纪初开始，随着地方自治势力－大名的出现，一些地方领主将他们的领地称为国家。天下（tenka）一词同样也用于指支配国家的人物，比如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这类词汇的共同性是都来源于中文，但它们在日本却被染上了传奇的色彩。 　　类似情况也适用于“天皇”一词，不幸的是，如今天皇（或天子）已经被不加疑问的等同于西方的“皇帝”（emperor）了。其实，它只不过是被利用来表示“长久拥有权势的高贵身份”，如同后来用“将军”来指“位于武家政府的顶点”一样。不论是在欧洲或是中国的用法中，皇帝一词都含有至高无上和独揽大权的意思，而这正是日本天皇所不具备的，尤其是在中世时代。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性呢？在一些文章中，也可以用“帝王”（monarch）或“君主”（sovereign）来代替。至于，稍显平凡的“国王”一词（king）有时也被接受用来指称前大化时期的日本帝王。[17]但在大化改良之后，日本贵族阶层有意识地接受了中国唐朝的词汇，“国王”一词也就不再使用了。室町时期，由于“国王”（kokuō）一词的使用（该词在韩文中一般译为国王），使得术语学变得更为复杂。后来足利义满被委任将军，但他都不能确定明朝廷是否知道他接受的是将军一职而非天皇。无论如何，用“国王”一词都不足以显示天皇的神授性，然而它又包含将军所不具备的统治权力。由于这些词汇的复杂性，此次研习会基本达成共识，建议今后英文著作中将“天皇”一词保持原貌而不加翻译，以避免因使用“皇帝”（emperor）一词而扭曲了日文原意。 　　然而在实践中，完全摒弃皇帝一词的使用，存在着很多问题。首先，对某一词群中一习惯翻译的改变其实都不是孤立的。想要限制以皇帝做为天皇的译词，将会直接影响其他一些术语的使用。例如，为了保持一致性，亲王（shinnō）和内亲王（nai shinnō）（即天皇的子女，一般译为王子和公主）也就要保持原样（这样传护良太子就要变成传护良亲王）。同样的词语还有上皇（jōkō）和法皇（hōō，隐居的天皇）；院（in，隐居天皇的头衔），和女院（nyoin，天皇的元配或女儿）也就需要保留。当然，前述圆括号中的内容，如果行文允许，在翻译中也应保留下来。但是，这样不可避免的会导致繁冗。而且，想要避免使用“皇帝的”（imperial）这一形容词是极为困难的，否则将如何解决类似“皇家政府”或“皇家庙宇”这类词汇的翻译？ 2．公家（kuge）与公家政权 　　“公家”（kuge）一词出现于平安时代，指天皇及其他宫廷成员。到了镰仓时期，它变为用以区分原首都的贵族居民与地方的军事贵族。将公家翻译为“朝臣”、“宫廷贵族”或“贵族”并没有太多问题。当然，到了十四世纪末期，公家不仅变得数量有限，并且在政治生活上也与武家（buke）有了明显区别，因此又在它前面加上了“文明的”（civil）的限定语。值得指出的是，公（ku）这一前缀在公家一词中并不含有“文明的”的意思。而公议（kōgi）一词中的前缀－“公”，则含有“公众的”（public）的意思，如“公众利益”或“公众事务”也是一样。 　　在中世国家的语境下，有关“公家政权”（kuge seiken）的一般概念又引起了另一类问题。“朝廷”（chōtei）一词反映了，宫廷意味着权力中心。然而，如何能确认存在于七、八世纪的中央－地方的基本行政机构，尽管弱化了很多，但仍然遗存到了十六世纪？到了室町幕府时期，是否可以将这些机构仅仅视为退化的“残迹”？如果是的话，那么又是什么的残迹呢？当代的日本历史学者认为，公家政权的制度是日本八世纪从中国借鉴而来的“律令制体系”（ritsuryōsei）的残迹。一般认为这类制度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它们的基本“公众”性，一是它们对于行政体系中官僚结构的依赖性。 　　永原教授将中世国家定义为，公家与武家的利益、制度之强化二重性，这一概念有助于解释中世日本政府所掌握的权力。[18]黑田俊雄引入的“权门势家”（kenmon seika）概念也是一样。[19]权门是指最具民事与军事影响力的尊贵家族，以及主要的宗教组织。该词出现于当时的文件中，但后来被黑田教授赋予了更广泛的内容，即指中世时生活在京都的精英社群，而不仅是过去留存到中世政权中的残迹。 　　存在于京都的权门权力平衡，使得宫廷制度完好的留存到了室町时代。宫廷社会依然被尊贵的家族所把持，即公卿（kugyō）。其中有资格担任摄政关白（sesshō-kanpaku）这一摄政职位的，藤原氏的五大支流（五摄家，gosekke）处于最高的地位。由此类家族的家臣（keishi）组成的行政机构－政所（mandokoro），连同隐居天皇所居住的院一起，都被视为公共机关，有权发布指示和做出司法判决。院是通过院所（In no chō）的创立变得制度化的，它在平安时代末期取得了相当大的权力。首都中的几个中央行政机构还保持了一定的功能，比如藏人所（kurōdo dokoro，宫廷大臣）、记录所（kirokujo，记录机关）、以及检非违使所（kebiishichō，都城巡捕机关）。直到室町时期，都城巡捕依然十分活跃。 　　同样地，地方行政体系在中世时期也经历了一定的机构改变。国（kuni）越来越仅被视为国家收入的来源，宫廷家族或宗教组织以知行国（chigōyokoku，所有国）的形式掌握了整个国，也因而被委任为国主（kokushu，国的所有者）。首都的国主，通过从京都派出目代（mokudai，代表）或受领（zuryō，税务官）与他们在地方的国衙（kokuga，地方总署）沟通。但是多数的地方事务，还是由一批地方官员（在厅官人，zaichō kanjin）来处理，他们世代把持国衙与国衙领（kokugaryō）内的机构，或是拥有与转变为庄园的土地性质不同的、地方总署行政体系所保有的公共土地。 3．庄园－国衙领体系 　　多数用以定义公家物质生活的术语，都是来自于庄园体系的术语群。庄园是一个极为晦涩的术语，难以用任何一个单一的词语来替换。对该词一般存在两种误解，一是有关“私人”占有的“公共”性问题，一是对每一体系参与者占有物的性质的理解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源于，对庄园法的基本原则－职（shiki）的理解。浅井贯一（Asakawa Kan’ichi）很久以前就指出了，日本稻作农业与欧洲结合畜牧的农耕之间的区别。[20]他认为这说明了，任一时期的日本耕作者与当时的欧洲同业者相比，都更为坚守自己保有的耕作权与拥有的土地（旱田或水田）。这也解释了“职”原则所反映出的，分割可耕地使用期限和收入权的盛行。这也是浅井不认同庄（shō）与庄园相似的基础。永原教授使我们想起，在律令法中，贵族至少在理论上掌握了中央政府的土地，而公私土地使用期限间的界线永远是不绝对的。[21] 　　当将与庄园有关的术语转化为英文时，这些不同实践中的含义将难于表述。我们首先从尚无合适翻译的庄园一词开始。如果我们不使用“封建庄园”（manor），那么含义稍近的替代词似乎只有“不动产”（estate）或“所有物”（holding）了。然而这两个词汇，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私有性和土地性的含义，而在最初日文短语“庄园发展”中并没有这类意涵。庄园－国衙领体系在中世早期，公私权利（永原教授将此命名为土地税）间并没有显著区别。然而到了室町中期，尤其是在关东，一般将庄园的收益权视为对特定土地所有者的回报，因此“所有物”变为一个较为合适的翻译。但是不论庄园－国衙领体系内部如何变化，它一直持续使用基于“职”体系划分的土地使用期限，这使得日本中世的土地税制度具有了与欧洲完全不同的特质。永原教授认为，由于这一重要的经济制度，十二世纪的日本可以称为“职制国家”（shikisei-kokka）。 　　在职体系中，一般将高级的土地权利称为“领”（ryō）。在庄园中行使领的能力，表现在享有一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而那些位于最高级的则会被认为是所有者。在庄园中，领主（ryōshu，高级朝臣则称为领家）享有初级所有权。权门势家的本所（honjo，所有者总部）位于京都，这也使首都在整个中世时代都保有了它的重要性。 　　知行（chigyō）是另一个用来表示，在一块指定土地上行使管理权和获取收益权的术语。知行地（chigyōchi）一般都翻译成“封地”（fief），但其实只有到了中世末期，当知行地主要指因奖赏而从大名处获得的土地时，这一翻译才较为合适。由庄园法所确认的各种层次的权利与使用权，不论是高级或是低级，在翻译时都应特别小心，比如：本家（honke）、杂掌（zasshō）或一些庄园官职，包括下司（gesu）、公文（kumon）及田所（tadokoro）。在这些与庄园有关的词汇失去自身技术层次上的含义后，它们通常只用于法律文件中，这又给翻译者增加了困难。 4．武家（buke）与武家政权 　　当“武家”、“武士”（bushi）与“侍”这类词汇用以指某一集团时，一般可以表达成“军事家族”（military houses）、“武士贵族”（warrior aristocracy）、“武士阶级”（warrior class）或“军事阶层”（military estate）。由于武家在其整个存续期间里，都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贵族群体，所以“阶层”一词并不十分准确，而阶级（class，或caste）尚可。但是用“武士”或者“军事”来翻译“武”（bu）是否合适？用“军事政权”来解释“武家政权”是否正确？这些译词或许是不准确，但我们却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使用它们。不论是否完全了解其含义，诸如将军（shōgun）、将军政治（shogunate）和侍（samurai）一类的词汇已经被吸收为英文单词。但是英文作者是否应该用“征夷大将军”（barbarian-quelling-generalissimo）来做为“sei-i-tai-shōgun”的标准翻译呢？这就是一个直译会造成误解的明例，英文的翻译带有了太多的喜剧色彩。根据它的功能来翻译才能更接近原意，比如可以译成“东部平定大将军”（general of the eastern pacification command）。 　　可翻译为“军事政权”的“武家政权”这一概念，是由现代日本历史学家创造的。与“将军政权”类似，武家政权这一概念是指一个动态发展的组织体。镰仓、室町与江户幕府，在权力平衡与内部组织两方面都各不相同。镰仓幕府的特点在于，由源赖朝建立起的将军家系于1219年终结后，京都的高级宫廷贵族就开始担任有名无实的将军。而同时，由北条家独占的执权（shikken）机构成为了实际上的权力中心。在足利幕府时期，将军之上不再存有摄政；执权一职被由足利氏的三大家族（斯波、细川、畠山）轮流担任的管领（kanrei）所取代。不论是织田信长，又或是丰臣秀吉都没有取得将军的头衔。而德川家康则通过彻底的军事化与官僚化，建立起了统治全国的将军政权。 　　在前两个将军家族的统治时期，武家政权在地方上的管理是通过“守护”（shugo）和“地头”（jitō）实现的。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这些职位的功能也经历了很多转变。例如，镰仓时期的守护在重要性和功能方面都与室町时期的有很大不同。早期的“守护”一般被译为“巡官”（constable）或“保护者”（protector），然而两者都不够准确。室町幕府早期，在后醍醐天皇（Godaigo tennō ）废除了公众地方长官后，守护获得了其中绝大部分的权力，因此一般也被译为“地方军事长官”（military governor）。但是一旦守护变成了现在历史学者所说的“守护大名”（shugo daimyō），这一译词就变得不够准确，而英文中也极难再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通常的做法就是将“守护大名”与“战国大名”这类的词汇保持原样。 　　地头的英文译词较为准确，通常是“军事（土地）干事”（military/land steward）。但是翻译者必须认识到，这一术语有双重内容，即一般用法和武家法下的技术含义。而且，地头的法律职能在镰仓幕府后期和室町幕府初期也有着显著变化。尽管足利将军在地方上任命了地头－御家人（jitō-gokenin），但这些地方地头对于幕府体系的重要性却大为降低了。最近，日本史学家开始关注“在地领主”（zaichi ryōshu）这一更为普遍的现象，这些地方武士原先对土地只有职（shiki）权，后来却拥有了全部所有权。在此情形中的“领主”一词，有时在英文里可以译为“支配者”（lordship），但这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尤其是由于日本词语并不能反映领主所掌握土地的面积。被译为“地方居民”的“国人”（kokujin）也是同样情况。尽管权力不如地方守护大名，一个国人其实也是一个不确定土地面积的在地领主。 　　地侍（jizamurai）这一术语指，积极从事自有土地耕种的最低级武士。人们经常看到用“乡绅”（gentry）和“自耕农”（yeoman）来指代最低级的日本乡村武士，但是这些英文术语带有了太多的矛盾含义。 5．家族组织 　　在中世日本，公家和武家贵族都有着与众不同的家族组织模式。历史学者必须寻觅一种进路来区分这些词语，比如：氏（uji）或氏（shi）（扩大的家族，血统）、家（ke，家族或血统）、家（ie，家族）、及一族（ichizoku）或一门（ichimon）（包括支系在内的整个家族）。在扩大的家族体系中，还有一系列表示无血缘关系下属的术语，例如：家臣（kashin，诸侯或家臣）、家人（kenin，家人或封臣）、谱代（fudai，低于家臣的世袭家臣）、被官（hikan）及名户（nago）（下属，用于表示不同级别的从属地位）。 　　这些日文术语及英文译词中存在的问题是，这些词语本身从法律含义到一般含义的广泛用法。因此，这些日文术语难于用一个准确含义来表达。出于这个原因，在翻译这类词语时，最好结合它们所被应用的真实历史环境以及功能。根据这一思路，我们注意到有四个具体功能需要用术语来区分。这可以以足利家族为例来说明：系谱（keifu，系谱；keizu，系图）所描述的世系血统，证明了足利家族的源氏血统。（日本的氏不能被译为“宗族”）一旦成为了源氏的支系，足利家族（shi或ke）就可以组建由本家（honke）和它承认的支系（分家，bunke）构成的家族。这一扩大了的家族被整体认为是一门或一组。在这个扩大的血系组织中，单一的家族也拥有各自的家族身份－家（ie或ke）。最终，足利家就能够将自身组织成，由本家、分家、谱代和外样（tozama）构成的家臣团（rōtō或kashindan）。 　　武家社会的特点在于，家族术语涵盖了非血缘关系，比如将家臣称为“家人”或“家之子”（kenin或ienoko）。从十三世纪起，惣领制（sōryō）开始成为武士家族的组织规则，这一制度允许了家族遗产的分割继承，但是财产主要部分的领导权和继承权只能由一人享有 。为了避免土地，这一基本的家族财产被让予外人，新的惯例开始形成。例如，女子只能在其有生之年继承土地（ichigo）。 6．乡村组织与经济 　　由于战后石母田正、松本（Matsumoto Shinpachirō）和铃木辽一（Suzuki Ryōichi）等人的著作，这一领域（译者按：指乡村经济问题）开始吸引日本历史学者的关注，并经铃木《日本中世的农民问题》（1948）一书得到明确定义。翻译者在这一领域，根据时间的变化或针对日本某一具体区域，可能会遇到数个术语群。西雅图研讨会在此领域花费了最长时间进行讨论。一个经常碰到却又十分难懂的术语是百姓（hyakushō，可译为农民，耕者，农场主等不同词语）。在几乎整个中世时期，百姓一词尽管一般用于指那些拥有一定自耕土地的村民，但却也包含了多种类型和阶级。那些没有这类财产的村民一般被视为下人（genin），只是在十六世纪，全国土地勘察制度被强化后，百姓才成为一个法律定义的实体。在中世的文件中，一般将拥有土地的村民称为大人（otona）或沙汰人（satanin），而将没有土地的工人称为间人（mōto）。 　　另一个中世乡村特有的复杂术语是“名”（myō，字面意为“名字”），用以定义许多与土地有关的重要关系。名是庄园和国衙领体系中的基本计税单位。翻译时需要注意的基本点是，名是用名主（myōshu）的名字来登记的一块名田（myōden），据推测是一实际或想象中的、有组织的家族耕种者群体的首领，其成员被称为作人（sakunin）或佃（tsukute）。事实上，名并不必然等同于目前存在的家族首领。名主或他们的后代，被称为名主－百姓，是乡村群落的成员，他们负责名田生产和向高级管理者及所有者交纳税赋。在中世日本，名主－百姓往往演变为乡村的首领，进而融合成土豪（dogō，富裕的村民）和地侍（jizamurai，乡村武士）。 　　乡民社会组织的自然结构又形成了另一个术语群。基本的行政单位，如国（gō）和保（ho），都是从奈良时期和平安早期遗留下来的行政区划。国（有时也被译为村）来源于郡的下级区划（gun或kōri）。保出现于庄园档案中，含义与国类似。它们都是庄园－国衙领体系中的地理单位。村（mura）在成为最普遍使用的指称乡村（village）的术语前，有着一段更为复杂的历史。中世时，这一术语意味着独立于庄园体系的、有组织的乡民群落，而后日益成为一种扩大乡村自主权的手段。这一行为也与室町时期的惣（sō）或惣－村（sō-mura，村公社）的现象有关。散所（sanjo）紧邻着乡村群落，通常位于需要非农服务的交通要道的路口。居住于此的人是流浪者的一种，也经常自称为散所。 　　与中世土地税有关的一组复杂的财政术语，也在等待着翻译者的研究。年贡（nengu）指年土地报酬，是使用最广泛的术语，但也使翻译者不知是该将其译为“年租”（annual rent）、“应付款”（dues）“税金”（taxes）还是“贡品”（tribute）。在此情况中，译词的选择将影响对历史的理解。举例说，相较“应付款”或“税金”而言，“贡品”更强调支付者的下属性。年贡也趋向吸收其他有关土地的和个体耕作者的税金，包括kuji（特别税）和段钱（tansen，地方附加税）。因此，在中世时期，年贡既包括租金，也包括税金；将它简单的译为租或税，都不可避免的会抹杀它的复杂性。而且，名主有权自行厘定其土地上耕作者的加地子（kajishi，土地租金），也使年贡的问题更加复杂，同时也使乡村等级有了明显的高低之分。 7．城市与商业 　　从室町幕府中期开始，城市商业成为了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三个术语可以定义此现象：町（machi），市（ichi）和座（za）。在如京都一类的城市里，町只是整个城市的一部分。城中的一些地方，由于贸易的原因，开始形成商人的聚居点，这些可被分为财町（zai machi）、市町（ichi machi）、港町（minato machi）、寺内町（jinai machi）或门前町（monzen machi），以及城下町（jōka machi）。日本与欧洲在市场结构和商业活动上的差别，也为翻译带了一些潜在的困难。如同胁田晴子指出的，欧洲城市研究强调的是商业阶级的自我认同，争取自治权的斗争，及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逐渐分离；如果将这些情况盲目地应用到日本城市研究中，将会导致一个曲解的结果。[22] 　　必须切记的是，町主（machishū）与町人（chōnin）的概念是直到中世末期才广泛使用的。尽管城市的税收体制开始变为征收地口钱（yajishi，jiguchisen），但其行政体系与庄园和乡村基本相同。商业者工会－座（za）是另一个显著特点，它是在贸易垄断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但其自身却并不拥有政治和行政权利。城市的街区设有自治行政组织，其首领“年寄少”（toshiyori）在高级政治权力机构中，有权代表全体居民。 　　经济的商业化和交易的货币化，带来了一系列的新现象。在京都，商人财富握在酿酒者（sake brewer）和放债者（酒屋－土仓，sakaya-dosō）手中。从十五世纪早期开始，乡村居民经常发动大规模的示威（土一揆，doikki或tsuchi ikki）来反抗城市的中央政府，迫使幕府不得不发布免债令（德政令，tokuseirei）。一些地方的年贡是以现金来计算的（贯高，kandaka），并通过颁布法令来规范用于支付的货币质量（撰钱令，erizenirei）。 8．大名与统一进程 　　大名是指“掌握大量土地的地方领主”，在中世时代很早就出现了此现象。直到江户时期，这一术语才被律法限定于，指那些拥有的领地多于10000石高的地方领主。该词是在室町时期，开始出现于公文和文学作品中的。当代历史学者认为，这一术语反映了地方军事家族权力的发展。例如，一些学者提出了四阶段发展论，即守护大名（shugo daimyō）、战国大名、职法大名（shokuhō daimyō，织丰体系下的大名）与近世大名。那么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区分守护与守护大名？日本历史学者认为，守护大名是动荡的南北朝结束后，一些强大的守护设法在其分配的土地上建立更安全可靠的基地，因而发展起来的。 　　随后，大名逐渐成为领国（ryōgoku）的统治者，需要注意的是，在明治维新前，藩（han）并非是用于表示领国的术语。因此，用“部族”（clan）来翻译大名或藩都是极为不准确的。大名通过分配知行地或保有直辖地（chokkatsuchi）的方法，来完善对其家臣团（kashindan）的控制，进而巩固自己的地方权力。大名要利用这些直辖地的收入，来负担公私开销和其低级家臣团的俸禄。做为地方的统治者，战国时的大名通过发布分国法（bunkokuhō），主张对自国的公议（kōgi）权等手段来展现他们的地方自治权。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大名们看到了获取统治全日本的机会，超越单一国家的“天下”（tenka）概念开始使用。 　　大名和早期的织丰霸权与一系列的特殊术语有关，例如：检地（kenchi）和兵农分离（heinō bunri），以及随之产生的用于说明村和百姓的石高制度。这类术语是无止尽的，但与后续的制度发展有关的大多术语都属于近世时期了，所以我们在此结束本文的分析。 结论 　　就算那些参加西雅图研习会的与会者，曾经希望制作一份标准的日本中世史术语译词表，那也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想法。事实上，大家不久就发现了这明显是不可能的，因为太多日本术语本身在不同的语境中就有不同的含义。历史学者必须了解这些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并据此不断修整自己的译词。 　　译者的首要工作是寻求一种正确的模式，可以将日文的含义准确的翻译为英文。西方和日本学者都发现，参照比较欧洲的中世史进行翻译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种比较的方法虽然实用，但如果对欧洲和日本的中世史有深刻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译者多么容易浅薄的接受一个译词，从而误读了原词本身的含义。对于这种误读的容忍限度，取决于具体个案自身的因素。 　　如果译者希望可以准确的传达日文意思，他就必须要考虑他预期读者群的特质。为使译文易于外国受众理解，进行一定的适应性调整是非常必要的。近年来，随着有关日本中世史的英文著作的大量涌现，可读性问题变得极为重要。经过研习会的讨论，我们建议，当一个日文术语不能被简单翻译时，最好还是将其保持原有形式（即不翻译的形式），最好的例子就是“天皇”一词。然而这种建议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我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专家地位，因此也很可能引起各方的不悦。 　　关键性的问题是“密度”，对于用英文写成的文章，每一页可以使用的罗马化或意大利化（译者注：指不翻译的词语）词汇的密度，是有着明确限制的。当然，理论上却也并不存在一条万能的“密度法则”。一篇学术专论，比如博士论文，的密度就可以高于一份大学刊物。当一个作者的预期读者群很广泛时，就应该不懈地努力用英文而非日文单词来表述他的见解。在文学著作的翻译中，自由度也是有一定限制的。滥用“艺术修辞”的危险，是密度原则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 　　文后所附的术语表，是从三种资料整理而来的。首先，是近期英文日本中世史著作中所包含的词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改进了这些词汇的质量。其次，是西雅图研习会的讨论记录，以及与会者后续交流的信件。再次，是许多标准日本历史辞典。这份术语表既考虑了完整性，又顾及了实用性。我们相信，除了提供具体定义外，这份术语表最大的贡献在于摸索了一种实现恰当（至少是可接受的）翻译的方法。这份术语表必须灵活运用。它并非一份“标准词汇表”，但我们相信它提供了灵活翻译日本中世领域术语与概念的要素。至少，它将是系统解决撰写英文日本中世史著作中所遭遇问题的开端。 1] Roy Andrew Miller, “Introduction,” in “Symposium: Translation and Japanese Studies,”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 6, No. 1 〔Winter 1980〕, p. 10. [2] 这些会议的研究成果是下列两部英文著作：室町时代的日本 〔Japan in the Muromachi Age〕， John Whitney Hall 和 Toyoda Takeshi 编辑，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以及德川时代前德日本 〔Japan before Tokugawa〕， John Whitney Hall， Nagahara Keiji， 和Kozo Yamamura编辑，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剑桥日本史是由John Whitney Hall，Marius B. Jansen，Madoka Kanai，和Denis Twitchett总编的，其中有关1180年至1550年的第三卷则是由Kozo Yamamura主编的。 [3] 1981年8月26－28日于华盛顿大学举行，（下略，本注后半部是感谢对改研习会进行资助的组织与同仁，在此就不做翻译了。） [4] 黑田俊雄在他“中世史概述”中详细叙述了这一事实。该文见《岩波讲座日本古代历史》（中世1）（东京：岩波书店，1975），1－7页。 [5] 石井进，“论中世社会”，见《岩波讲座日本历史》（中世4）（东京：岩波书店，1976），页315－67。关于此问题更清晰的论述可参见他的“Der Charakter des Japanischen Mittelalters”， 见《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1979）。 [6] 永原庆二，“南北朝内乱”，见《岩波讲座日本历史》（中世2）（东京：岩波书店，1963），页53－99。另参见永原庆二、安田元久等主编的《中世史手册》（东京：今度出版社，1973）。 [7] 永原庆二，“日本中世国家”（东京：日本放送协会（nihon hoso kyokai），1980）。由于该文质量很高，本文在准备过程中收益颇多。 [8] 黑田俊雄，“中世国家与天皇”，见《岩波讲座日本历史》（中世2）（东京：岩波书店，1963）， 页261－306。 [9] 参加前注4。 [10] 关于此问题的综述，参见正田健一郎和速水融，《日本经济史》（东京：世界书院，1965）， 页85－88。最近的论述可参见速水融主编，《历史上的江户时代》（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77）， 页16－19。最近又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江户时代的定性问题，例如 尾藤正英、肋田修与佐佐木润之介。 [11] 参见John W. Hall，“日本封建主义再考察”，见John W. Hall与Marius B. Jansen主编《现代日本早期制度史研究》（Stud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Japan），（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8）， 页65－77； Peter J. Arnesen，中世日本大名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 页， 21－26； Jeffrey P. Mass，“早期幕府与封建主义”，见Jeffrey P. Mass主编《日本宫庭与幕府》（Court and Bakufu in Japan）（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 页123－42。 [12] 参见永原《日本中世史的展开》，页51。 [13] 佐藤进一，“论室町幕府”见《岩波讲座日本历史》（中世3）（东京：岩波书店，1963）， 页5－23。 [14] 永原，“日本中世国家”，页5－9。 [15] 黑田，“中世史概述”， 页5－7。 [16] 永原，“日本中世国家”， 页1。 [17] Cornelius J. Kiley，“古代大和的国家与王朝”（State and Dynasty in Archaic Yamato），见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XXIII， No. 1 （November， 1973）， 页25－49。 [18] 永原庆二，“庄园－国衙领体系中的土地所有权”（Landownership under the Shōen-Kokugaryō），见Journal of Japanese Studeis，Vol. 1， No. 2 （Spring 1975）， 页269－96。 [19] 黑田，“中世国家与天皇”， 页267－81。 [20] 浅井，“早期庄与早期领地的比较研究”（The Early Shō and the Early Manor: A Comparative Study）， 重印于《中世日本的土地与社会》（Land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Japan）（东京：日本科技促进社，1965）， 页231－61。 [21] 永原，“日本中世国家”， 页10－20。 [22] 胁田晴子（Wakita Haruko）与Susan Hanley，“发展维度：日本十五、十六世纪的城市”（Dimensions of Development: Cities in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y Japan）见Hall， Nagahara，Yamamura编辑《江户前的日本》（Japan before Tokugawa）， 页295－98。

真田豪

泓史馆不放转帖~~~而且没记错的话,这就是战盟赤军家的作品,前年小舞曾经发过,后来论坛中毒丢失了几千帖,里面就有这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