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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12 21:22
平安时代的贵族之妻：《蜻蛉日记》中身兼服装设计师与缝纫女工双重身份的女性
Sonja Arntzen
多伦多大学名誉教授
引言
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时装设计师与缝纫女工代表了服装工业产业链的一头一尾。“缝纫女工”通常代表了在工厂里拼命劳动以换取微薄薪水的女性工人形象；而“时装设计师”一词则让人们联想到一位企业家（通常这会是一位男性，偶尔也可能是女性，比如香奈尔），他富有创造性地设计并生产昂贵的服装，而且只为一小众精英服务。虽然“缝纫女工”与“服装设计师”并不能格外切合地反映平安时代的状况，但是笔者仍将用这两个词来概括平安时代贵族女性在服装制作中的地位。在一方面，这些平安时代的贵族之妻从她们的丈夫那里接受被安排的满满的任务、实际参与进制作服装的体力劳动中、却极少得到赞誉；而在一方面，她们也是富有创造力的时尚设计师，她们负责督察那些昂贵的服装的制作过程，并以此为傲，而这些昂贵的服装也对其穿着者的尊严至关重要。某从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女子的宅邸可以被视为一间设计室。正如岩佐美代子[注1]所指出的，在平安、镰仓时代所有的女流日记中，《蜻蛉日记》在服装制作上是着墨最多的[注2]。因此，围绕着“服装设计师”与“缝纫女工”这两个极端，本文将以《蜻蛉日记》为例、并延伸置同时代其他贵族之妻的经历，以阐述平安时代贵族妇女在服装制作上的多重身份。
[注1] 岩佐美代子，鹤见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著有《京極派歌人の研究》、《永福門院－その生と歌－》、《玉葉和歌集全注釈》等。
[注2] 除了《蜻蛉日记》，在以下日记中各发现一处有关服装制作的记录：《紫式部日记》、《弁内侍日记》、《とわずがたり》（自语/后深草院二条日记）、《中务内侍日记》。引自岩佐美代子之《女流日记の服飾表現》。
岩佐认为，《蜻蛉日记》中相对多次提及服装制作这一事实并非代表着作者本身对于缝纫的热爱，却与其作为妻子的这一身份更为相关。为丈夫制作衣服，是平安时代身为妻子为这段婚姻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平安时代的物语小说、历史记录、个人自传中，频繁出现对于服装的描写，同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发现男性服饰不但与女性服饰一样经常被提及、更与其穿着者的地位紧密相关。一位贵族男子需要大量精美的服饰，要么穿在自己身上、要么作为礼物送给别人、以引起他人的注意。而在这件事上，他主要倚赖他的妻子——在更常见的情况下是妻子们——通过缝纫来提供这些手工衣物。由于《蜻蛉日记》是唯一一本由“住在家中”的妻子、而非出仕宫廷的妻子所写出的日记，所以很自然地，在《蜻蛉日记》作者的婚姻中，缝纫占据了生活中很大的比例。
服装制作中的共同劳动
当提及平安时代贵族女性的服装制作时，我们很自然会假设这位女性在制衣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帮手。考虑到在平安时代，衣料——不论是丝绸还是其它织物——的数量是按照贵族们的等级高低分配的，因此可以推测出当时贵族宅邸里的制衣过程并不是从劳动密集型的纺纱、织布开始的。然而，在给布料染色以及为衣袍刺绣装饰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大量人手。在《蜻蛉日记》中，有两处不仅提到制衣过程中的助手们，也提到了她们与女主人之间的互动。更为有趣的是，这两处都显示出了制衣过程中的合作意味。
其中第一处描写出自《蜻蛉日记》的第一卷。事情发生在作者婚姻的初期。就在作者生下一个男孩之后不久（事实上，这是她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而我们所知道的作者之名“道纲之母”就是来源于这个孩子的名字），她的丈夫开始追求一位被称为“町小路的女人”的女性。而这段描写则发生在町小路的女人也生下了一个儿子之后。此时作者对町小路的女人产生了强烈的嫉妒之心，因此在她的丈夫兼家派人送来了制衣的要求时感到格外沮丧，而在她写下的文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甚至表达出了一种敌意。在这一段文字中，道纲之母描写了她自己的心情，以及她是怎样做出违抗丈夫要求的决定的。
“七月になりて、相撲のころ、古き新しきと一くだりづつひき包みて、「これせさせ給へ」とてはあるものか。見るに目くるるここちぞする。古代のひとは、「あないとほし。かしこにはえつかうまつらずこそはあらめ。」なま心ある人などさし集まりて、「すずろはしや、えせで、わろからむをだにこそ聞かめ。」などさだめて、返しやりつるもしるく、ここかしこになむもてちりてすると聞く。かしこにもいと情けなしかやあらむ、廿よ日おとづれもなし。”
“七月，相扑节会前后，那一位将新衣、旧衣分别各包一包送来，说‘请你缝制’。天下竟会有这样的事！看着衣物心里生气，不由得一阵眼花目眩。家里上了年纪的人说：‘真可怜，他那边的女人不给他缝么？’侍女说：‘那边都是些不成事的人，只会胡闹。我们不给他们缝吧，肯定又要讲我们的坏话。随她讲去。’于是横下了心。把需要缝制的衣物原样不动地退了回去。不出所料，听说后来还是分送往各处请人缝制的。那一位大概觉得我太薄情了吧，二十多天没传来音信。”
（《蜻蛉日记》第一卷：九、町小路的女人，得兼家的宠爱，得一男儿）
在这里很有趣的一点是，不论新衣服还是旧衣服都被用来制作服装。这证明了服装本身在平安时代是非常珍贵的，衣袍的循环利用十分普遍。然而，从这段文字中显出了更为重要的一点，这就是作者的母亲和侍女们在对谈中扮演了主动的角色，并且最终导致作者拒绝了她的丈夫的要求，这是一种相当的大胆且鲁莽的行为。作者的母亲，在她的话语中对其想象中兼家面临的艰难处境表达了溢于言表的同情。她认为，那边——也就是町小路的女人的宅邸里——肯定只是没有足够多训练有素的人手来缝制衣物。因此她虽然对那个女人表示了不满，但却并未流露出由于兼家的无知无感所带来的委屈与懊恼。而那些年纪可能与作者差不多大的侍女们，她们还没有学会该如何控制自己的舌头，因此毫无顾忌地倾泻出了愤怒之情。就像她们的女主人一样，她们也感到自己被羞辱了。在某种意义上，她们便是道纲之母的代言人。从侍女们的几句话中，我们同时也能看出在缝制衣袍中的共同协作，以及这些女子对于缝纫工作所抱持的自傲与所有权的心情。
制衣过程中的共同协作本质在《蜻蛉日记》的第三卷中也有所体现。此时，也就是大约十七年之后，作者又一次与侍女们商讨起是否该接受兼家看起来似乎不是很合适的制衣要求。此时兼家对作者已经逐渐疏于访问，而作者对于兼家的期盼之情也已减少了许多。同时，作者觉得只让一位使者口述制衣的要求、没有送来一封亲笔信，实在是太无礼了。
“つごもりにまた、「『これして』となむ」とて、果たしては文だにもなうてぞ、下襲ある。いかにせましと思ひやすらひて、これかれに言ひ合はすれば、「なほ、このたびばかりこころみにせよ。いと忌みたるやうにのみあれば」など、さだむることありて、とどめて、ついたちの日、大夫に持たせてものしたれば、「『いと清らなり』となむありつる」とてやみぬ。”
“回想九月末的时候，那一位曾送来了一条裤子，只捎了一句口信‘把这个缝上’，连封亲笔信都没有。我犹豫着给不给他做，和侍女们商量，侍女们说：‘这一次给老爷做了吧。看看老爷那边有什么反应。如果拒绝的话，老爷会认为夫人讨厌他。’于是，把裤子留下，很快就做完了。十月一日，由儿子道纲专程送去。那一位让儿子带回口信：‘做得很漂亮啊。’然后就再也没有任何音信了。”
（《蜻蛉日记》第三卷：十六、岁暮，梦断情路）
很有可能这些侍女与多年前的侍女们正是同一批人，笔者也将以此为前提分析这些侍女们的建议。令人动容的一点是，这些侍女们已经不再头脑发热，即使制衣的要求是以非常无礼的形式被表达出来的，她们仍然倾向于顺从。她们告诫女主人不要表现出“讨厌”之意。毕竟她们自身的荣华是与她们的女主人与其丈夫之间的关系息息相关的。在同时期的小说中，有大量关于贵族男子的男性侍从与贵族之妻的侍女之间存在着亲密关系的例证。例如在《落窪物语》中，落窪姬与右近少将之间的爱情故事便是与落窪姬的侍女（阿漕）和少将的家臣（带刀）之间的爱情故事平行展开的。因此我们可以猜测，这一情节反映出了平安时代的社会习俗。假如在道纲之母的侍女身上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她们必须依靠兼家造访道纲之母才能见到自己的“丈夫”。为了证实以上的猜测，笔者将摘取同样出自第三卷的一段文字[注3]，在这段文字中，作者描绘了自己宅中某个结霜的清晨。
“今朝も見出だしたれば、屋のうえの霜いと白し。わらはべ、昨夜の姿ながら、「霜くちまじなはむ」とて騒ぐも、いとあはれなり。「あなさむ、ゆき恥づかしき霜かな」と口おほひしつつ、かかる身を頼むべかめる人どものうちきこえごち、ただならずなむおぼえける。”
“今早向外一看，屋檐上一片白霜。女童们身着昨夜的寝装张罗着要做‘霜咒’，样子非常天真。侍女说：‘啊——，好冷。浓霜不亚于小雪啊。’她将袖子遮掩在口上。侍女似乎都以我为生活的依赖，听见她们的絮语，我的心情也难以平静。”
（《蜻蛉日记》第二卷：二十六、人生观照，中卷结尾）
[注3]原文此处有误，引用部份出自《蜻蛉日记》第二卷卷末。
上文描写中的女童们并非日记作者的孩子，更有可能是侍女们的孩子。在这些孩子中，有些人的父亲很可能就是兼家的家臣们。在这里，作者很明显地了解到，自己对于这些侍女以及她们的孩子是负有责任的。笔者认为，之所以作者在是否需要拒绝兼家的制衣要求这件事上与侍女们商量，是由于作者对于兼家本人社会地位的深深在意。在作者与侍女们还年轻的时候，她们还有胆量惹怒兼家，但这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同时笔者也认为，以上三段文字都说明了，在靠制作服装维护婚姻的这一层面上，作者与她的侍女们是相互协作倚赖的。
[ 本帖最后由 藤原显子 于 2008-12-20 20:30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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