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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曾经的讲座稿：谣言与历史 [打印本页]

作者: 江城梅花引 时间: 2011-7-1 10:38 标题: 曾经的讲座稿：谣言与历史

这是一次夭折的讲座，为准备稿子我差点儿累到发烧，结果临到开讲前一天夜里，人家告诉我不讲了。这还不是最囧的，预定讲座后一天见到约我做讲座的人才是高潮：
她说：“昨天活动取消了。”
我说：“嗯，我知道。”
她说：“稿子你还没写吧？”
我险些把盖饭扣她脸上……
闲话休提，以下进正文。

今天的话题是《谣言与历史》，关于这个题目的著作已经有一些，但大多都是外国学者的成果。比如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一本著作——有人说也是他最重要的一本著作：《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叫魂》，讲清乾隆朝一场掀动半个中国的所谓“妖术”大案，就颇能看出谣言传播与泛滥的可怕、以及谣言对当时社会的影响，甚至我们还能从中挖掘出清末教案谣言的一些影子。另一位美国法学家桑斯坦，从传播学的角度写过一本著作，名字就叫《谣言》，详细解说谣言究竟是怎么生成与传播的，还论及舆论管制、个人隐私权等与谣言相关的问题，此人已被任命为奥巴马ZF的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还有一本德国学者诺伊鲍尔写的《谣言女神》，也是运用大量资料解说谣言生成、传播的机理以及其强大的影响力，不过更偏于历史学的角度，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参看。
目前，国内有些学者在对谣言的研究中引入了空间理论、建构理论等等，运用后现代史学理论进行考察，跳出了我国传统史学研究的宏观叙事圈子，但总的来说这个群体还比较小、研究成果也有限。从我个人的情况来说，我受传统的政治经济史宏观研究影响多一些，对后现代史学则不甚了了。具体到今天这个题目，谣言中与政治兴废相关的那一部分我能勉强说一说；跟社会心理、社会文化挂钩的部分，我了解得很少，即使知道一两条，也很难拿出相应的理论来解释，因此今天只能就谣言本身作就事论事的简述。下面提到关于各种谣言的例子，因为我读书不广的缘故，以取自魏晋南北朝诸史的为多，最容易反映谣言社会性的近世以迄的谣言，反而是很少，这只能归因于我学术储备的不足，希望大家原谅。
一、什么是谣言
在现代语言中，我们一般说制造、传播没有根据的传闻的人是在“造谣”。那么，什么是“谣”呢？有的同学大概会说：谣，就是谣言嘛。好，我们先一起来看看现代的辞书是怎么解释“谣言”这个词的。
《现代汉语词典》：1.指没有事实存在而捏造的话。
2.没有公认的传说。
3.民间流传的评议时政的歌谣,谚语。
这三个义项中，第一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造谣”的那个“谣”，也是现代语言中“谣”或者“谣言”最常用的含义。但如果追究起来，第三项“歌谣、谚语”反而是“谣言”这个词最早的含义。比如《尔雅•释乐》在解释“谣”这个字时就说：徒歌谓之谣。徒歌，就是没有曲调、只念不唱的歌谣。这个释义可以说是非常之早了。当然，后来有曲调的民歌也有叫做“谣”的。
现存典籍中保留下来的民间歌谣有很多，或许是出于“天人感应”的观念，古人往往把这些民谣当作预言，视为上天对人间的警告。比如萧子显在《南齐书•五行志》中就解释道：“歌谣，口事也。口气逆则恶言，或有怪谣焉。”目前习用的“谣言”之义，和上引的“怪谣”是不是很相似呢？大概古代的谣言往往以民谣方式传播，所以渐渐地就形成了“谣言”这一词汇。但是，我国古代的文明是很发达的，所谓谣言也不仅仅限于民谣，据我看，在民谣以外，至少还有谶纬、轶事、流言等形式，而这些形式之间也是彼此渗透的。接下来，我们就谈谈谣言的这四种形式。
二、民谣
我国古代的民谣被视为谣言的，大概可以分为几类。有一类民谣直接反映当时社会的现象，言辞显豁，针对性很强。比如东汉崔寔《政论》所引的“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又如我们所熟知的“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都是为指斥东汉官场现实所作的。这些谣言的指向性很强，但有政治性，无趣味性，所以往往只流行于一时，后人不复记忆。反而是另一类谣言，在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更多，也显得更有趣。
这一类民谣看起来似乎没有太多的政治含义，但在某些事情发生之后，却被“事后诸葛亮”们拿来作为佐证，实际和谶纬有些类似。这种被认为有预言性质的歌谣，古人称之为“诗妖”。《汉书•五行志》解释这一名词时说：“君亢阳而暴虐，臣畏刑而拑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在我们今天看来，统治者做得不好，民间自然会出现各种或讽刺、或诅咒的歌谣。但古人的认识和我们还有所不同，他们抱着“天人感应”的观念，认为国家无道，百姓怨气积郁，会造成种种怪异，“诗妖”也被认为是因怨气催发出来的负面预兆，是天意的一种表现。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宋书•五行志》所记晋海西公（废帝）太和年间的一首民谣：“青青御路杨，白马紫游缰。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浆。”《宋书》把这首歌谣列为“诗妖”。我们看看《宋书》作者是怎样解释这首童谣的，就能知道历史上所谓的“诗妖”大抵是怎样一回事。
按《宋书•五行志》的解释，这首童谣是在讲海西公在位期间的宫廷秘事。海西公在历史上也称“废帝”，他在位第六年的时候，权臣桓温宣称海西公没有生育能力，三个儿子都是他的“嬖人”即近臣和妃子所生，因此由太后下诏，将海西公废掉，后来又把他的三个儿子都用马缰勒死了，巧的是，这三个皇子被处死第二天，南方就向朝廷进献甘露。《宋书》认为：白色在五行中亻弋表金，晋朝按五德终始说应该是金德；马是晋朝国姓司马的简称——类似名或者字的简称在两晋南北朝是很常见的。就是说，白马，实际亻弋表着晋朝皇室；紫色在孔子看来属于“间色”，所谓“恶紫之夺朱也”，歌谣中的“紫”，据认为是寓意“夺正”，即指海西公的皇子来路不正；“缰”字，则暗指海西公被废后，三个儿子都被用马缰缢杀；“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浆”，是预言这三个皇子或者伪皇子死的第二天，南方献甘露，三人已死，自然没有这个福气眼见祥瑞了。
当然，以上的解说都是后人的附会，以“紫”喻“夺正”，以“缰”喻缢杀，本来就有些强解的意味，而且海西公被废的理由，《晋书》认为是“宫闱重閟，床笫易诬”，纯属桓温伪造的，既然事属子虚，当然不能认为歌谣反映了现实情况。那么这首歌谣是不是桓温编出来诬蔑海西公的呢？似乎也不像，因为我们下面会讲到，编造出来的政治歌谣往往信息量很大，每一句都不会落在空处，这首童谣第一句“青青御路杨”毫无寓意，不符合这一规律，因此我认为将其与东晋宫廷秘事挂钩仅是简单的附会。
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个例子，也出自《宋书•五行志》。东晋穆帝升平年间，小儿传唱一首童谣叫《阿子闻》，《五行志》说“曲终辄云‘阿子汝闻不’”，大概这首童谣有几种不同的词，但最后一句总是“阿子汝闻不”。阿子，是当时对子辈的亲密称呼，犹如今日叫人“孩子”。“阿子汝闻不”，就是说“孩子你听见了吗”。升平五年晋穆帝去世，太后临丧哭泣，经常说“阿子汝闻不”，结果当时人就认为《阿子闻》预兆着晋穆帝去世。这当然也是不值一驳的。
我们看上面引用的两个例子，都是民间的歌谣，多多少少能附会到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上，因此就成了“诗妖”。在历史上，这样的谣言应该是最常见的，至少也是最容易被史官或当时人记录下来的。
除此之外，还有个别民谣干脆就是政治人物为了政治或军事上的原因制造出来的，或者是某些人观察政治局势得出的结论。比如北齐左丞相斛律光为北周君臣所忌惮，周将韦孝宽造童谣云：“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云“高山不摧自崩，槲树不扶自竖”，派人到齐都邺城传唱。百升为斛，斛律光小字明月，童谣说“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无疑是说斛律光要代齐为帝，一统北方。另一首童谣以“高山”代指北齐皇室高氏，“槲树”代指斛律光，也是同样的意思。童谣传到北齐后，斛律光的政敌祖珽加以润色，奏于齐后主，后主对斛律光恃功自傲早有不满，当时又有人告斛律光谋反，于是齐主与祖珽定计将其谋杀。这是为政治军事原因制造谣言的。我们看这两首童谣，没有一句话不是在暗指斛律光将要篡位，这才是造谣的专业水平。
又如晋哀帝隆和初有童谣曰：“升平不满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头，陛下徒跣走。”升平是哀帝堂弟穆帝的第二个年号，共行用五年。十升为一斗，说“升平不满斗，隆和那得久”，就是说升平年号没用到十年，隆和这个年号又能用多久呢？桓公就是桓温，当时坐镇上游、威胁建康，舆论普遍认为他有不臣之心，民谣说“桓公入石头，陛下徒跣走”，是认为桓温会造反攻入京师，哀帝则将光着脚逃跑。据说哀帝听到童谣之后觉得很不吉利，下诏改元兴宁。满以为这样就没事了，不想新的童谣又传唱开了：“虽复改兴宁，亦复无聊生。”果然兴宁年号只用了三年。据《晋书》记载，兴宁二年三月，哀帝吃长生药中毒，“不识万机”，成了智障人士——这显然是重金属中毒的症状，过了一年就死了，才活了二十五岁，看来这位皇帝着实被童谣刺激得不轻。东晋从第二代皇帝明帝开始，皇帝普遍短寿，大多只能活个二三十岁，所以民谣预言哀帝当不了几年皇帝，其实也只是根据以往经验进行预测，但东晋皇室成员甚至皇帝中也不是没有活到四五十岁的例子，哀帝如果心宽一些，应该不至于早早就撒手人寰。这首童谣指事非常明确，但内容全出猜测——事实上桓温一直到死也没有举兵反晋，应该是当时京城的“地下组织部长”们编出来的。
还有一个太平天国时期的例子。天京事变后，天京城里传唱民谣，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从这首民谣的头一句看，恐怕不是本地人民编出来的。东王杨秀清号称是天父代言人，被洪秀全、韦昌辉杀了，怎么能说是“天父杀天兄”呢？天京居民在太平天国统治下已经生活了数年，恐怕不会犯这种简单错误。有人说这段民谣是清方编出来的，甚至直指是曾国藩的手笔，我想出自曾氏之手则未必——曾国藩当时在江西，湘军似乎也还没壮大到能派人到天京城里传播谣言的地步，但由清朝方面散播是比较可能的。这首民谣虽然如前所说连谁是天父谁是天兄都没搞明白，但迎合了当时天国内部人心浮动的大气候，进一步打击了太平军的士气。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谈用计，说军中计策未必都是奇谋，偶能欺敌，遂成奇功，并总结道：“用得着，敌人休；用不着，自家羞。”在我看，这首童谣就颇与此论相合。
民谣之所以在谣言中颇有地位，主要原因是民谣琅琅上口，易于传诵，很快就会扩散开来，而且想追究责任时百分之九十九找不到最初的创作者——当然如果有人刻意宣扬则另当别论。再者，民谣与谶纬颇有交集，有些后世所谓的谶纬，实际说是民谣也没有问题。当然，谶纬与民谣多少还有些不同，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谶纬。
三、谶纬
所谓“谶纬”，也是一种很古老的预言，至晚在秦亻弋就已经有了它的踪迹。其实“谶”和“纬”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谶”是完完全全的神秘预言，没有任何依据；“纬”则是一种托圣人之名写成的著作，以其依附于六经，所以称为“纬”。由于古儒家本身有一些神秘学的色彩，汉儒学说中又融汇了阴阳家的一些观点，因此“纬”中也常常出现一些预言性的词句，因此到后来汉人经常就将“谶纬”并称了。谶纬作为预言，除了个别有针对性造出来的例子之外，大多都可以作多种解释，而且怎么解释都言之成理。下面我们来看个关于谶纬的例子。
西汉时有条著名谶语叫“代汉者，当涂高也”。《太平御览》注引《汉武故事》把这条谶语的“发明权”归给汉武帝，这大概有点儿附会的意思，《宋书•符瑞志》说这条谶语出自《春秋谶》，则比较可信，因为沈约是当时第一流博学人物。
不管怎么说，至少王莽时已经有了这句谶语，因为王莽灭亡后公孙述曾经把这条谶语当作自己称帝的理论依据之一，而刘秀特别在给公孙述的书信中指出公孙述不符合这条谶语——注意，是“不符合”，而不是指出谶语本身的荒谬性，这是因为刘秀本身就相信谶语，而且他就是据谶语称帝的，自然不能动摇自身的合法性。
公孙述的政权灭亡后，这条谶语沉寂了一百多年，到东汉王朝之末，袁术又把它搬了出来，称帝于淮南。他的理由是自己字公路，与“当涂”符合。当然我们知道，袁术很快就被曹操打得大败，呕血身死，所谓“应运当王”也成了笑话。过了十几年，曹丕称帝前，太史令许芝又解释“当涂高”为“魏”，因为古时称宫门上高耸的楼为魏阙，符合“当道而高”的意象。曹丕凭借这条谶语，为自己的新王朝涂上了一层“应天顺人”的色彩。
魏受汉禅，大家也许觉得“代汉者当涂高”就此没有价值了吧？毕竟汉王朝都结束了不是？然而在魏晋那个神奇的时代，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魏末，权臣司马昭被封为高都侯，以后又进封晋公、晋王，以往传统的解释是司马氏是河内人，而且进爵为公时封国诸郡大多在晋地，所以用“晋”作为国号。但是司马昭身为魏国有实无名的天子，想要封到什么地方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反而是南京大学的胡阿祥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颇为合理。他认为，在司马昭的前后封国中，“高都”占了“高”字，“晋”也有提高、升进的意思，所以无论是“高都”也好，“晋”也好，都是司马昭追求“代汉者当涂高”的结果。也许有的同学会问，汉不是已经禅让给魏了吗？司马家还怎么代汉呢？这就涉及古代所谓“正闰观”了。在古代史学中，一般把非正统王朝称为“闰运”，汉虽然禅魏，但是天下分崩，直到司马家上台才最终实现统一，从这个角度来说，将汉晋的正统连接起来而置曹魏于闰运，也是当时史学理论所容许的。事实上在西晋初年确实曾有过这方面的讨论，但晋武帝出于现实考虑，最终还是认定了以晋承魏的王朝次序，如此而已。
也许是“当涂高”的魅力无穷，到西晋末年，这条谶语又被翻出来一回。当时西晋陷入了州郡割据的局面，幽州刺史王浚势力强大，想要在蓟城称帝，他的理论依据是他老爹王沈字处道，“处道”嘛，不也是“当涂”的意思？可话又说回来，即使“当涂高”是这个意思，那也是他老爹当皇帝，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至于“代汉者”三字，他更是选择性地忽略掉了。当然，这位老兄最终也没当上皇帝，倒是搞掉他的石勒，在北方建立后赵，过了几年皇帝瘾。
从上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谶纬这东西实在是不靠谱，人嘴两张皮，怎么说都是理，就连实在跟“当涂高”找不着关联点的司马家，还可以在封邑上做文章。可是偏偏是这么不靠谱的玩意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被消灭，而且往往是重大事件的导火索或催化剂。一开始，野心家们还是从谶纬书中找出相关字句来附会，到后来习惯了这一套造舆论的手法，谶纬书又被隋炀帝几乎烧绝，找不到现成的理论依据，所以干脆就是自己编了。比如元末明初的韩山童、刘福通，在治河工地上埋了独眼石人，背刻“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于是红巾蜂起。还有我们都知道的“十八孩儿主神器”，也是类似的例子。谶纬或许不像民谣那样顺口，但是总的来说，较民谣更多一层神秘感，只要解释得当，有时比民谣还容易被人信以为天意。但是，谶纬毕竟是谣言中最容易触及政治底线的一种，稍不小心，传播者就能把身家性命玩掉。有没有和谶纬一样威力巨大、但又没那么大风险的呢？那就是流言。
四、流言
流言是一种很讨厌的东西，不但传播奇快，而且比起谶纬来更有针对性。最可怕的是，流言不像谶纬那样飘渺不定、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它确实有一定事实依据，这就更让人信以为真，并且努力地去四处传扬。但是，流言毕竟不是事实，为了让话题更具趣味性或离奇色彩，多少要牺牲一些真实，甚至有时传播者还会刻意扭曲事实。比如何晏这个著名的玄学家（如果我们相信某些关于他的记载的话，也可以称他是个政治家），由于牵入司马氏与曹氏的党争而被杀，陈寿撰《三国志》，也不敢为他立专传，只在《曹爽传》里提到他，并在传末附带给他作了一个简短介绍。因此这样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几百年的人物，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勾勒的历史形象。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倒是搜罗了一些关于他的史料，注在《曹爽传》末尾介绍他的那一段下面，但由于何晏死于政治斗争，曾当面见过他、或至少来得及从见过他的人那里闻其行事的人，极少敢为他说两句好话的，因此这些史料的可信性也要打折扣。比如裴《注》引《魏末传》称：“晏妇金乡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贤，谓其母沛王太妃”云云。按何晏之母尹氏，确实在守寡后为曹操所纳，史称尹夫人，但只和曹操生了一个儿子曹矩，曹魏还没有代汉时就死了，后来几度追进爵号，最后定称范阳闵王。金乡公主若与何晏同母，则其母应称范阳王太妃；若其母是沛王太妃，那么就是沛王的生母杜夫人，又何谈“即晏同母妹”？而且曹魏诸帝固然在礼法方面很不讲究，但又何至于使同母兄妹为婚呢？《魏末传》的作者已不可考，他称何晏娶同母妹，或因当时有此流言，因而写入书中；或者就是站在司马氏立场上丑化何晏，自造流言。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魏末传》都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历史的真实。幸而裴松之在作注时有一定的敏感性，对这条引文进行了反驳，不然，说不定何晏娶妹就成了千古定论。
另一条流言是今本《晋书》中记载的“牛继马后”。据说魏末有“牛继马后”之谶，司马懿对此非常忌讳，因此以毒酒药杀大将牛金，不料琅琊王司马觐的妃子夏侯氏与小吏牛某有婚外情，并生下后来的晋元帝司马睿，于是司马氏的皇统终为牛氏所暗篡。这条流言在南北朝时期传得很盛，如魏收的《魏书》也称晋元帝是牛氏子，不过是牛金的儿子而非小吏牛某的儿子。刘知几在《史通》中指出晋元帝为牛氏子的说法最早来源于沈约《晋书》，魏收是抄了沈约的记载，但是他不知为什么没有指出唐修《晋书》关于“牛继马后”的记载与沈约、魏收又有不同，更没有指出本条的史料源流。按唐修《晋书》颇以臧荣绪《晋书》为底本，这条如果也出自臧荣绪书的话，则“牛继马后”的流言不但广泛传播于江左，而且还有不同的版本。最令人胆寒的，是虽然自北齐以来学者对这一记载累加辨正，但直到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仍信晋元帝实为牛氏之子，此时距离“牛继马后”之谣的产生，已经过去了七八百年。一条屡有学者纠正其谬的流言，竟能流传数百年而不息，可见流言的强大生命力。
历史上类似这样的流言，可说是比比皆是，如南北朝道教主张的“李弘治世”、白莲教宣称的“弥勒下生”，都依靠基层宗教信徒的狂热性，历数百年而传播不衰，甚至反过来影响到统治阶层。清末针对天主教的“采生折割”谣言，也是类似的情况。
采生折割，是元朝以来对于“取生人耳目脏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行为的法律称谓，在历亻弋律例中——哪怕是尚未完全形成此概念、仅有具体行为描述的《唐律》——均属于重罪。此类行为不仅残忍，而且在中国人民传统认知中往往与妖术有关，因此极为民间所痛恨。明清以来，天主教传入中国，清末教士来华者尤多，而其行为规范及理念和中国传统都有很大差距，偏偏教士本身少有愿意主动改变、与中国求得一致者，因此清末上至官府士绅、下至升斗小民，对天主教的认识多有谬误，而且往往充满敌意。清穆宗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因抓获供认诱拐儿童卖给天主教堂的犯人，民情汹涌，进而传言教士、修女采生折割，终于引发震动天下的天津教案。直隶总督曾国藩奉旨查案，奏陈：“挖眼剖心，全无实据；津民生愤，事出有因”。所谓“事出有因”，固然与教会的一些行为有关，也与当时天津人民对教会先入为主的认识甚至影响到官方意识、官方意识反过来助长民气有很大关系。天津教案最终以中法两国的妥协告终，面对国内的愤怒情绪以及自身在处理教案时的无力感，曾国藩自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后怏怏而逝，但类似的教案在此后数十年内此起彼伏，各种排斥天主教的檄文、揭帖也四处传播，理由往往仍是“采生折割”。直到二十世纪初，随着科学知识的传播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此类流言才渐渐衰歇。人民大学杨念群教授有一篇名为《边界的重设:从清末有关“采生折割”的反教话语看中国人空间观念的变化》的文章，对清末“采生折割”流言广泛流行并与天主教（教会、教士）挂钩的原因作了解释，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
五、轶事
流言的可怕，刚才我们已经见识过了，下面我们来说说另一种谣言：轶事。轶事与流言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都有一定的趣味性或离奇性，流传中多少会偏离一些真实，而且传播速度极快、范围极广。但是轶事与流言也有巨大的不同：首先，轶事以正面色彩为主，流言基本都是负面传闻；其次，轶事的主角一般是名人，流言则上至天子、下至小民，无不关涉；最后，轶事随着时间流转能变成佳话甚至典故，流言无论传播多少年——除非其涉及的伦理观念彻底转变——还是流言。所以，轶事往往为世人所乐道，而传播流言的家伙，终究不免遭人鄙视。
中国古代的名人轶事，在诸子著述中就记录了很多，真伪杂陈，莫之能辨。如《庄子》中所记孔子、曾参、田子方甚至庄子本人的行事，都很难说是真的。至如《说苑》、《新序》同出刘向，而同一事或归于不同的历史人物名下，更是无法确认孰是孰非。现存集中记录名人轶事而且能保证一定真实性的著作，大概还是首推《世说新语》。
刘宋临川王刘义庆著《世说新语》，记录了很多汉晋以来名人轶事，而以魏晋故事为主。《世说》叙事明快，文字颇有意趣，于让我们看到名人为史传所不载的一面之外，还对了解当时社会风尚、政治局势、文学艺术发展等有很大价值。如《世说》记的轶事中有一条，称阮孚收藏木屐，祖约则好钱财，当时舆论以为两人都为物所累，未能区分二人优劣。后有人去拜访祖约，正遇上祖约在家计点财货，见来客进门，急忙把财物都藏起来，有几个装财物的篓子一时找不到地方藏，就搁在自己背后，用身体遮挡，一副神色不定的样子；后来又有人去阮孚家，见他自己“吹火蜡屐”,一边干活还一边感叹道：“不知道一生能穿几双啊。”神态非常悠闲平和，于是两人优劣始分。这一条轶事不仅使读者认知到阮孚和祖约性格中的一个侧面，而且传递出晋朝士人“不以俗务婴心”的好尚。今天来看，凡记载轶事的古人笔记，其于史学上的意义大抵如此，非止《世说新语》一书，即使如刚才所论，刘向《新序》和《说苑》中有自我矛盾的记载，但记载纵不可信，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意识总不会是向壁虚造的，只要能善加利用，依然是重要的历史资料。
但是，轶事也有其不可信的一面。首先，轶事为了趣味性，难免要牺牲真实性，如《世说》称东晋名臣温峤以玉镜台骗娶堂姑的女儿，按《世说》的说法，此女应该姓刘，而《世说》刘孝标注引《太原温氏谱》，温峤三次娶妻，并无刘氏。其次，最有价值的轶事记录是以当代人记当代事、或早二三十年的事，但人与人之间难免互有是非，或因个人好恶，或因朋党同异，甚至有时记事者和事主之间还存在国家立场的不同。如宋人笔记中对王安石的评价就依政治立场不同而有天壤之别，旧党中人对王安石多所排毁，最肯说好话的也不过称其乐于读书、知识渊博；新党一派则对其称颂无所不至，甚至对其一些毛病也津津乐道。王安石有气喘病，医者说服紫团山人参则可愈，新党干将薛向从河东入京，带有紫团参，送给安石数两，安石不受，有人劝他说：“您的病非服紫团参不能好，没有必要推辞。”安石却说：“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当然，薛向身为地方官，王安石或许觉得接受他的赠与不太合适，从好的方面说，这也算是人所难及之处。但在另一件事上，王安石就真有些过于执拗了。王安石面黑，门人担心他身体不好，就向医生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医生倒是很明白：“此垢汗，非疾也。”就是太不讲究个人卫生而已，不是病。门人知道老先生脸黑纯是因为脏，就送上澡豆请王相公洗脸。哪知王安石又犯了执拗脾气，声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颇有些不讲道理。但新党人士还是纷纷记录此事，以为美谈。可见轶事记录者的立场影响了他们对人物的看法。最后，凡轶事的叙述者，难免虚美古人，有时甚至生造轶事，以显示自己的渊博，以及所叙人物的伟大。晋扶风王司马骏镇关中时，僚属郭冲称述诸葛亮，条列五事，以为奇才。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时引用，但认为都有不合逻辑之处，一一反驳。可见对于古人所述轶事，还是要认真分析，不能一概相信，当然更不能一概否定。
六、总结
上面我们谈了谣言的四种形式：民谣、谶纬、流言、轶事，但这不过是为了方便讲述采取的一种权宜手段。历史上传播于朝野的谣言，往往是几种形式的混合，很难有非常清晰的边界，就看我们上面所举的例子，“青青御路杨”我是归在民谣中讲述的，然而称其为谶纬又何尝没有道理？“石人一只眼”当然可以算作谶纬，但从形式上来看，称作民谣有何不可？流言、轶事中也有很多民谣、谶纬之类的成分，只是限于时间，没法一一举例而已。想要通过谣言看到历史的真相，就不能过于死板地划分其形式的彼此。
可以这么说，对谣言进行微观研究，是一项不但花费精力、而且需要广博知识背景的工作。谣言从一定的背景中生长出来，又在一定的背景下对历史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要把握整体的背景，必须有历史学的素养；谣言在具体的社会情况下传播并起作用，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对社会学的了解；谣言的每一个接受者和传播者在获知和传播谣言时都会有或同或异的心理感受，分析这一点，需要一定的心理学基础；过往的谣言往往湮没于故纸堆中，想要借助丰富的档案资料进行研究，不能缺乏文献学的知识；其余如传播学、法学（尤其法学史）、修辞学、伦理学等学科，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成为谣言研究的助力。当然，以上的论述是我个人的想法，由于我见识有限，肯定会有很多错误，希望各位不吝指正。谢谢大家。

作者: 山吾有茶 时间: 2011-7-1 18:02

讲座仅来两人的主讲人前来助拳。如果《推背图》《烧饼歌》这类虽然从谣言变成预言，但是其谣言的本色还是脱不开的。

作者: 大意觉迷 时间: 2011-7-1 18:49

可结合李希光（不是北齐那个）等之事谈现实。

作者: 宇都宫壬纲 时间: 2011-7-1 19:49

其实还可以讲讲流言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像什么育婴堂之类的

作者: 江城梅花引 时间: 2011-7-2 14:18

李希光？是真维斯楼事件里出来说话那人吗？好像是清华新闻传播学院一个副院长。别说，谣言这玩意儿研究还真跟传播学关系挺大的。
育婴堂事件讲座稿里举了一个天津教案的例子，类似例子清末甚多。事实上一直到建国初期，政治土匪还有宣扬我党采生折割送给苏联造原子弹的。记得有篇论文研究元朝一起采生折割案，也是由所谓方术之士引起。我觉得晚清育婴堂一类谣言与其说是民族主义产物，不如说是源于民众对巫术、异人等非日常存在的戒惧感。

作者: 大意觉迷 时间: 2011-7-2 21:13

李希光在微博里贴了一张萨科齐和萨科齐自己儿子的照片，愣说是萨科齐跟卡扎菲儿子，用来说明萨科齐和卡扎菲之间关系密切。
还造谣说马悦然受贿，气的老马宣布跟我国绝交。随后丫写文大喷诺贝尔奖没有神马了不起。
丫现在被西南政法大学作为特殊人才“柔性引进”在重庆挠了一套大房子，有这种人操弄，红歌神马的绝对不能太当真。

作者: 大意觉迷 时间: 2011-7-2 21:30

引用:

原帖由 江城梅花引 于 2011-7-2 14:18 发表
李希光？是真维斯楼事件里出来说话那人吗？好像是清华新闻传播学院一个副院长。别说，谣言这玩意儿研究还真跟传播学关系挺大的。
育婴堂事件讲座稿里举了一个天津教案的例子，类似例子清末甚多。事实上一直到建国初 ...

藏传密宗到明朝某些变态的王爷留下的恐怖历史记忆，在一个不恰当的时代和场合被人从脑海的记忆碎片中提取出来。

作者: 大头朝下 时间: 2011-7-2 21:38

不错，可以再讲一次嘛

作者: yoko 时间: 2011-7-2 23:51

ls 好眼生

作者: 云间舞鹤 时间: 2013-9-18 00:12

重行这个贴如今可发扬光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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