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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雕窠生犬考 [打印本页]

作者: 大意觉迷 时间: 2010-10-15 12:51 标题: 【转帖】雕窠生犬考

钟焓

   在1965年波恩大学举行的第八届国际阿尔泰学会年会上，英国学者克劳逊(G.Clauson)提交了一篇标题为《古突厥语中狩猎词汇杂释》的论文，他在文中将11世纪后期喀什噶里编撰的《突厥语大词典》中对突厥语中的一种犬——“baraq”的释义翻译成英语：“baraq是一种长毛犬。突厥人相信当一只秃鹫变老时，它就会孵出两个蛋，其中一个所孵出的是一只叫做baraq的狗。据说它是所有狗中跑得最快并且最善于捕猎的，而从另一个蛋中产出的却是雏鹫，这是秃鹫生下的最后一只雏禽。”克劳逊在后面的评注中认为上述鹫卵中孵出犬的细节使人感到有些疑虑，而baraq一词在当时应该被用来特指那种专门用于为其主人捕猎的猎犬。[1]在随后的1971年，一直在哈佛大学致力于准备《突厥语大词典》英译本的突厥学家丹阔夫（R.Dankoff）才发表专文考释baraq出生传说背后所蕴涵的文化背景。他在论文中首先引用了以前为克劳逊所不知晓的土耳其学者伊南(Abudülkadir Inan)所公布的有关口碑材料，其中的一个传说是来自于蒙古国北部的索约特乌梁海人（图瓦人）那里。他们认为，阿尔泰大山鹑一生中会产下三样东西：一只名叫baraq的狗﹑一段绳子和一把斧子。伊南接着又补充说，他本人在乌拉尔山东侧盆地中生活的巴什基尔突厥人中的几个氏族（八邻部﹑契丹部和撒勒只兀惕部）那里又采集到类似的传说：“当秃鹰年老时，它就会产下两个蛋，一个孵化出一只名唤tuygun的多毛犬，另一个则孵化出一只名为šonqar的猎鹰。它们均非常适合作为王侯的猎犬和猎鹰。”丹阔夫对上述传说作了研究后认为，《突厥语大词典》的这则故事实际上揭示了第一个萨满和第一个人诞生的主题，因为在北亚民族的萨满教观念中，世界上的第一个萨满往往出生于鹰巢之中，鹰同时也是最典型的辅佐萨满的保护神（即所谓萨满动物）。至于在古代和现代的各种突厥语中经常指代鸟类和犬类的baraq一词，其基本含义则是“多毛的”，这也可以与萨满教观念联系起来，因为“多毛的（或者长发）”正是萨满动物及萨满本身（或文化英雄）的形象特征，故这类传说带有浓郁的北亚萨满教色彩。[2]对于丹阔夫的研究结论，本文拟在两个方面予以推进。第一，我们准备从传世文献和口碑材料中举证更多的有关事例以扩充研究的基本素材，从而揭示这类传说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的分布情况。第二，我们还将对有关传说作精细分析，并扩展比较研究的视野，以在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下洞悉其背后的真正内涵。下面即从对材料的梳理解析入手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从相关的汉文文献中辑录到以下数则记载：

   舜民又问：“北地雕窠中生猎犬，果否？”答云：“亦有之，然极难得。今驾前有二只，其性颇异，每猎而获，十倍于常犬。”
                  ——《契丹国志》卷二五《张舜民使北记·雕窠生猎犬》[3]

   皂雕一产三卵，内一大者，灰色而毛短，随母影而走，所逐禽无不获者。
                  ——《西使记》[4]

   余经上都，过雕窠站。站吏指站后山上一穴云：“往来雕窠，其中生三卵，一为雕，一为犬，一为蛇。”心窃疑之，后于脱脱丞相家见一犬，坐客咸指此犬为雕窠所生。
                  ——《冀越集记》卷上《胎卵二族》[5]

   北方凡皂雕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穷巢探卵，教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护，日觇视之，及其成鷇，一乃狗耳。取以饲养，进之于朝。其状与狗无异，但耳﹑尾上多毛羽数根而已。田猎之际，雕则戾天，狗则走陆，所逐同至，名曰“鹰背狗盖”。
                  ——《南村辍耕录》卷七“鹰背狗盖”条

   蒙古之地有雕狗。雕孕三卵，则有一狗。□□□（时），蒙古人窃而视之，若有三卵，计其将出，守之，出则□其狗□之，不然，则雕食之矣。狗长成，逐兽如飞，一狗值数百金，其狗孳种，皆值数十金。
                  ——《宁古塔山水记》“杂记”条[6]

类似上文介绍的这类传说我们在今天蒙古族的民间故事中也能见到。内蒙古的民间故事称：凤凰下了两个铁蛋，从中孵化出哈萨尔（qasar）和巴萨尔（basar）两只狗。[7]而居住在青海的和硕特蒙古人中的传说称，当秃鹫在数九寒冬之际在悬崖峭壁上产卵时，其时洞中尚有几条未曾睁眼的细狗。如果能将其取出并养活它们，那么其长大以后就能发育为身材高大，毛色黄褐并且凶猛善斗的獒犬。青海的蒙古人把这种狗称作“太根·诺海”。[8]此外据称在布里亚特蒙古人那里也流传着类似的传说。[9]而新疆柯尔克孜族的传说则称鹫鹰在荒凉的山坳中生下了一只拳头般大小的狗，猎人发现以后就把它放在地窖里，整整用了七昼夜，眼睛不眨地精心喂养它，最后成为了神犬库玛依克。它是猎人的好助手，极为凶猛，任何野兽都不是其对手。[10]这里名为库玛依克的神犬应当就是儒达克辛（Judahin）编撰的吉尔吉斯语词典中的“kumayık”，其释文作“传说中的犬名，没有一只野生动物能在其面前逃脱。猎鹰中的君主是buudayık，犬中的君主则是kumayık。”[11]该词的构成方式系由词干kumay加上后缀-ık 组成，词干部分在哈萨克语里单独出现过，含义为“一种驯马或者一种土库曼猎犬”。[12]
以上即是我们所补充的有关该课题的基本材料。从汉文史料上看，记载这一传说时间最早的当属《契丹国志》中的“雕窠生犬”条记事。从史源上说，今本《契丹国志》中的该条文字实际上和同卷中的另一条“割马肝”记事均由《类说》卷十三所载《使辽录》中的“割马肝”条分析而成。《使辽录》原是北宋使臣张舜民在元祐九年（1094）出使辽朝后所留下的记录，以后散失，仅在《类说》卷十三和涵芬楼本《说郛》卷三中保留若干条。[13]该条史料十分重要，因为其时代仅比《突厥语大词典》的搁笔时间晚约十年，[14]二者的细微时间差距已经不足以确凿证明该传说是先起源于突厥人，继而又被契丹人所吸收。如果再考虑到契丹人在族源谱系上属于与突厥人截然不同的东胡—蒙古一系，那么可以推断早在11世纪末期，突厥人和契丹人中间都已经盛行这种传说，以至于能被东西方的不同文献共同记录下来。换言之，它在属于蒙古语族的东胡民族中流传的历史必然也是十分悠久的，这给我们认识以后元代文献中出现类似的描述提供了一个文化上的远源，从而能够从更为广阔的突厥—蒙古文化背景来考察这种传说。[15]其中《冀越集记》的作者熊太古和《南村辍耕录》的作者陶宗仪的主要生活时代均在元代后期，从中可见这类传说在蒙古人中间的流行程度。[16]惟《辍耕录》中“鹰背狗”的名称则反映了汉人认为鸟类的背部才是幼禽受孕部位的观念。[17]至于年代比它们偏早的刘郁《西使记》里的记载（成书于1263年），表面看似乎与我们的讨论无关，但若仔细对比，也能发现其中藏有这类传说的蛛丝马迹。那里提到的皂雕一产三卵的细节完全同于另两条元代记载所述，虽然从追逐禽鸟的特征来看，其中尤善捕猎的“大者”当系猛禽之类，但文中“随母影而走”又明显形容的是一只惯于陆上奔跑而且速度奇快，简直疾如皂雕影子一般的动物，这就完全符合《南村辍耕录》中描述的皂雕产下的速度堪与雕类媲美的猎犬的特性。相反如果只是雏雕飞翔在天，那么完全用不着以“随母影而走”一语来加以修饰强调。所以笔者怀疑《西使记》的记录者刘郁或者原报告的提供人常德最初听到的就是一个关于猎犬生于雕卵的故事，却又觉得其细节过于荒诞，所以才作了内容上的删减改动，但仍然留下了“随母影而走”的文字破绽。若这一推测不误，那么我们就在元代文献中先后找到了三条所谓雕窠生犬的记载。如果将它们与《宁古塔山水记》中的类似蒙古传说联系起来，自然可见该主题在蒙古文化中存留时间之久长，也就无怪乎我们还能在最近的蒙古传说中发现其踪迹。[18]除此以外，我们还想揭出更早的一条有疑义的材料。这就是唐代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中所云：“（波剌斯国）西北接拂林国，出伯狗子，本赤头鸭生于穴中。”白鸟库吉认为较之前面那些直接沿袭《大唐西域记》的文字，这段话才是道宣本人所新加的。伯狗子指的就是当时拂林（东罗马）出产的哈巴狗（lap-dog），而“本赤头鸭生于穴中”一句则是从《魏书·西域传》或《北史·西域传》中所记伏卢尼国的水马传说中衍生而来。[19]但文献中对伯狗子的特点并无直接描述，不能断定它是指的一种宠物犬还是猎犬，至于说该故事从西域流行的水马传说发展而来，就更是缺乏证据。只是从文字本身来看，这里描述的应当是水禽生犬的故事，其在内容上颇近于前述的雕窠生犬传说。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关联，则由于该段文字记述得极其简略以及我们对其背景知识了解的不够充分，尚无法得出任何确切的结论。
梳理了相关的汉文史料以后，接下来需要思考的问题是，雕窠生犬的传说是否存在一定的现实基础呢？此点在丹阔夫的论文中完全被忽略了，对此我们有必要联系欧亚大陆的狩猎历史来正确阐释这一问题。在这方面对本文研究最有裨益的是美国蒙古学家爱尔森的新作《欧亚大陆皇家狩猎史》，在这部取证赅博的论著中，他征引东西方多种史料揭示了在欧亚大陆同时采用猎狗和猎鹰彼此配合以完成狩猎活动的普遍性。这种共同狩猎行为的必要性来源于猎犬的奔跑速度略慢于瞪羚或羚羊一类动物，故有时还需要猎鹰出击以共同捕捉这些猎犬追赶不及的动物。为了使二者能够熟练地进行协作，往往就需要在它们还很小的时候将其放在一起驯养。首先，猎狗被特意置于饲养猎鹰的人工巢穴下面，以便使它们平时即混杂在一起取食，从而逐渐促使二者相互适应对方的习性。在随后的阶段中，猎鹰先被释放出去，随后又让猎犬追击。在这一过程中当后者能够接近前者时，人们就使猎犬暂停下来，并给予食物作为激励。整个过程需要不断重复，并且逐渐加大二者的共同行进里程。此后，人们再拿拴好的活的猎物作为诱饵以供二者训练之用，从而确保共同捕猎的成功。最后它们才被置于野生的环境下进行一场特殊的实地演练，其追逐的对象通常即是瞪羚或羚羊。两者在行动中密切配合，往往先由猎鹰攻击猎物三﹑ 四次，既而再由追赶上来的猎犬最终获取猎物以结束狩猎活动。但如果猎狗的速度过于滞后以致不能赶上猎物，那么猎鹰就会停止出击并发怒。这一使用猎犬与猎鹰共同狩猎的习俗在欧亚大陆十分古老并且广为传播，历史上东起日本，西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大半个欧亚大陆都曾流行这一风习。[20]由此我们对于突厥—蒙古传说中的雕窠生犬传说的现实基础也就恍然大悟了，只是人们在传说中把这种艰辛费时的现实驯养经过神话为一种离奇的猎犬出生传说罢了，从而掩饰了驯养这种猎犬的真实经历和复杂步骤。这样再来检视前引《南村辍耕录》中的那段文字，里面的有些细节也就引刃而解了。如其中的“田猎之际，雕则戾天，狗则走陆，所逐同至”正是对经历了共同驯养阶段的雕﹑犬密切配合以完成狩猎行为的真切描述。又如文中称该种猎犬的形态特征是比常犬“耳﹑尾上多毛羽数根”以突出其与雕类的生理联系。其实这一点只不过是内亚地域所产猎犬的自然特征而已。20世纪上半期在新疆旅行过的美国人赖德懋(Owen Lattimore)发现哈萨克人经常采用上述鹰﹑犬协同合作的方式进行狩猎，以确保侥幸躲过猎鹰追击的猎物又为猎犬所捕获。而哈萨克人饲养的猎犬，其颜色有些发褐，且耳﹑尾上常有一撮羽毛。对比之下，中国内地的家犬身上一般则不见羽毛。[21]行文至此，对雕窠生犬传说的解释也就完成了一半，剩下需要我们解答的问题是：虽然几乎整个欧亚大陆都流行共同驯养鹰犬的做法，但为何仅仅在突厥—蒙古人占主导的内亚世界才从中衍生出这类神奇传说呢？而且它们究竟和丹阔夫强调的萨满教文化背景有何联系？本文的后半部分即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下面我们的研究拟从考察若干与鹰﹑犬相关的专用词汇入手。首先来看突厥语baraq一词，前面已经说过，丹阔夫认为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是指的多毛的动物或萨满，但他又进一步把它的词源追溯到伊朗语中，认为其词根来自阿维斯塔古波斯语中的动词bar-“骑﹑乘”。从形式上来看最近于粟特语的β’r’k“骑手”，巴列维语的bārak与新波斯语的bārag-ī（词义均为“马”），所以它是一个中古伊朗语借词。[22]确实该词的词根难以从突厥语中顺利找到，像伯希和这样的硕学也只是将其与元代汉文文献中常见的蒙古人名“八剌”相勘合，至于在词源问题上仅仅声明他不同意伯劳舍（E.Blochet）的推测而已。[23]但巴赞在1950年发表的文章里却明确提出，baraq（“多毛的”）一词可以和北朝时期鲜卑语中出现的部名“拨略”（中古读音﹡puât-liak）勘同，并相信它是一个“前突厥语”词汇。[24]哈密屯随后又指出《宋史》中所见的回鹘头领的名字麽罗，很可能也是该词的对音。[25]如果巴赞的意见可取的话，那么将该词看作伊朗语借词的观点就非常可疑，因为迄今还不能有力地证明，在时代明显偏早的鲜卑语中业已出现了伊朗语借词。[26]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使baraq（“多毛的”）确系一个历史悠久的“前突厥语”词，也不预示着所谓雕窠生犬的传说就必然同样古老。所以关于这个词的词源和相关传说的起源时间仍然是一个留有争议的话题。在此我们只能认为，根据《突厥语大词典》，至晚从11世纪后期开始，baraq一词在当时的突厥语中就被用来特指一种其生世笼罩着神话色彩的猎犬，而在某些现代突厥语如图瓦语中仍保留了近似用法。[27]
下面拟细审前引伊南刊布的他在巴什基尔突厥人中收集到的口碑材料。颇有意思的是，该传说分布的氏族名称显现出明确的南方因素：八邻部﹑契丹部和撒勒只兀惕部。八邻部和撒勒只兀惕部（珊竹部）都是蒙古汗国时期就已存在的部族名称。[28]至于契丹的名称则更是古老，最早见于北魏时期的文献记载。塞诺业已引证了巴什基尔人的部落名称中含有契丹一名的材料，他强调正是西辽的灭亡才导致残存的契丹人被蒙古人驱使前往蒙古帝国的各个角落从而在广袤的地域内留下了丰富的部名或地名证据。[29]为何流传此种传说的偏偏是巴什基尔人中间的上述几个部落？原因非常明显：上述流行猎鹰和猎犬进行捕猎的行为以及以这种现实背景为基础的犬生故事必然更早是流行于南方的蒙古草原及其邻近地带，以后随着蒙古人中的一些部落与契丹人向西北方向的推进，才传入到乌拉尔山一带，故巴什基尔人的这个传说实际上保存了南方的狩猎文化因素，其中提到的多毛犬名为 tuygun，而不是《突厥语大词典》的baraq；猎鹰的名称则是šonqar。以下即尝试分析它们的含义。先看tuygun一词：它无疑就是突厥语各方言中见到的tuyγun，拉德洛夫编撰的《突厥语方言试用辞典》对tuyγun的释义是“白色的鹰隼(Falconidae)”，并注明其见于察合台语与哈萨克语等。[30]但该词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8世纪的古突厥卢尼文碑铭《阙特勤碑》中就已经两度出现：tuyγun～tuyγut。[31]后者被认为是前者的复数形式。拉德洛夫及后来的葛玛丽﹑克劳逊都将其看成一种头衔或者称号，[32]而特肯则把它们释作人名。[33]对它的最新诠释是由哈密屯和巴赞作出的，他们在联合署名撰写的一篇考察吐蕃词源的长文里，将tuyγun勘同为吐谷浑部，认为其来自突厥语动词tuy-“感觉”所派生出的分词形式，并认为这和所谓“白鹰”的义项并不冲突。文中还列举了一个奥斯曼土耳其语中的旁证：动词duy-“感觉，感受”～duyγun“敏感的”。[34]而在道尔弗辑录的词汇集中，基于蒙古时期的波斯文献对鹰隼类别的叙述， tuyγun则被定义为“白色苍鹰（Accipiter gentilis）”。此外1527年成书的朝鲜字书《训蒙正会》则将进入朝鲜语的外来词t’uikón(
需要强调的是，正如tuyγun在巴什基尔民间故事中是表示一种类似于baraq那样具有神奇诞生经历和非凡捕猎能力的神犬，该词作为禽名时在很多时候指代的也是一种备受珍视并被赋予深刻象征意义的鹰隼。在大致被断代于10世纪的一篇回鹘文文献中（其书写于一卷汉文佛经的背面），记述了如下谚语：“鹰（toγan/toqan）的后代有九只，其中的一只是tuγun。因为它是猎禽，故其善于掠取；因为它很凶猛，故其善于捕食。”句中的tuγun一词被认为是tuyγun的讹写。[41]巴赞和哈密屯认为此处的tuγun喻指回鹘九姓中的统治王族。刘一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指出谚语暗喻了因出身王族而血统高贵的回鹘可汗攫取权力的情况就犹如tuyγun捕食一样，所以tuyγun（白苍鹰）一名成为了大权在手的首领或英雄的身份象征。[42]看来，回鹘人眼里的tuyγun已经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猎鹰，而是一种象征统治权力的政治符号。这和巴什基尔传说中特地点出tuyγun尤其适合作为王侯猎犬的御用性质在政治寓意上是全然一致的，所以通常的白鹰之义尚不足以完全表述该词的隐含之意。
另外我们认为还有两个词在词源上与tuyγun有关。一是巴赞检出的雅库特语中词源不清的toyon（‘鹰’）一词。[43]该词当系tuyγun的词中擦音-γ的脱落后形式（试比较突厥-蒙古语的baγatur﹥batur）。二是突厥语各方言中表示“猎狗﹑细狗”的tayγan（见于《突厥语大词典》及近代诸方言中的察合台语﹑ 塔兰其语﹑阿尔泰各分支），其在蒙古语中的对应形式是tayigan，满语形式是taiha。前面我们引用的西蒙古人把从雕窠中获取的猛犬太根·诺海即是 tayiga(n) noqai的音译。M.Räsänen认为突厥语中的tayγan来自于蒙古语的tayigan，同时他又把后者构拟为蒙古语﹡tayi‘森林’﹢突厥语 ﹡kan‘狗’。[44]对他的提议，柯拉克表示完全不可能，因为蒙古语中表示“细犬”的tayigan noqai的第一部分与表示“森林”的tayiga并无关联，而且将﹡kan构拟成突厥语的‘狗’纯属臆测。对于这个词的语源，他相信道尔弗已经找到了正确答案。[45]我们注意到，在孟格斯列举的动物语汇中，﹡kan‘狗’的形式只是在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中普遍存在，它或许在更大的跨语系范围内跟印欧语中表示狗的共同词有关。相比之下，突厥语族中仅出现了一个表示“雌狗”的词：qančiq含有﹡kan。[46]该词最早只能上溯到《突厥语大词典》中，以后见于14—15世纪的钦察语词汇中。[47]其仅出现于近代突厥语诸方言中的奥斯曼语﹑鞑靼语（喀山方言和托博尔方言）中。[48]故从 tayγan和qančiq在各方言中的分布缺乏重合性来说，也足以排除前者含有词根﹡kan‘狗’的假设。对于那种把tayγan看作是动词：tay- 的派生词的观点，考虑到原型动词tay-含义并非通常认为的‘流逝，滑动’而是‘滑倒，跌倒’之意，所以很难把动词tay-和表示猛犬﹑猎犬的名词 tayγan在文意上联系起来。[49]此外，爱尔森同意施瓦茨（H.Schwarz）的见解，认为tayγan来源于波斯语tāchik，该词原义是指阿拉伯人，后来也用作猎犬的名称。[50]但无从解释为何后者的尾辅音-k竟然变成了前者的-n，实际上波斯语的tāchik的突厥语形式作 tazï/tazi，最初是指阿拉伯马，以后也被用来指犬，[51]其词形与tayγan差别甚大。与上列观点不同，笔者认为tayγan与tuyγun 同源，原意也是“灵敏的，锐利的”。按照语音对应规律，先突厥语的词中元音﹡A-O后来一面发展成共同突厥语的﹡A-U，另一面则发展成蒙古语的﹡A- A，[52]所以﹡tayγon～toyγon既发展为共同突厥语的tuyγun，又发展成蒙古语的tayigan，并最终在突厥语和满语中新形成了对应词tayγan和taiha。正因为tayγan不是一个标准的突厥语词汇，所以无法通过分析动词词根的通常办法找出其词源。其实，正如 tuyγun～tuygun可以兼指猎犬与猎鹰两种动物一样，tayγan～tayigan也有近似的用法。例如在蒙古民间故事Hair thar中，所出现的鹰的名称即作tayigan。[53]上述词汇学的考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鹰犬同源的文化背景。
再看巴什基尔民间故事中与tuygun同时诞生的猎鹰šonqar。它相当于突厥语的sungqur，蒙古语的singqor/šongqor等。《蒙古秘史》63节对该词的汉字标音作：升豁儿(šingqor)，旁注“海青”，以后还出现在《训蒙正会》中。[54]该词的词源并不很清楚，有可能原本是蒙古语词汇，然后进入突厥语和女真语—满语,一般被释为“白隼”。[55]清代的多语合壁辞书《五体清文鉴》也收录了好几条与之相关的条目。如词条15528：蒙古语 šongqor～察合台语šung kar～满语šongkon～汉语‘海青’；15529：蒙古语čagan šongqor～察合台语ak šung kar～满语šanyan šongkon～汉语‘白海青’；15531：蒙古语 toikon(=tuyγun)šongqor～察合台语maširik dakei šung kar～满语šongkoro～汉语‘海东青’等。[56]上述语汇资料表明，从元到清，šongqor及其同源词均是表示海东青之意，其中白色的品种价值最高，应当是指产于东北滨海之地的白隼（gerfalcon），此前唐代宫廷中倍受珍爱的白鹘和在中世纪的欧洲最受青睐的猎鹰——格陵兰隼均为其同类。[57]而且在突厥-蒙古人的观念中，这种猎鹰的形象进一步被神话为一种具有奇异力量或富有象征深意的神禽。在13世纪以后形成的突厥人史诗《乌古斯可汗传》中，一只名为šongqar/songqar的猛禽先是食用已死的独角兽的肉，而后又被乌古斯用弓箭射死。名词šongqar/songqar被认为并非通常的秃鹫或老鹰，也是指的大隼。[58]此处虽然它是作为英雄的对手而出现的，但也反映出其决非平凡的禽类，否则英雄杀死它的行为不会在史诗中被当作一桩值得专门夸耀并称颂的壮举。更为知名的例子是在前引《蒙古秘史》63节中，成吉思汗未来的岳父德薛禅梦见一只海青（šingqor）用爪子擎着日月落到他手上，他认为这是也速该为自己的儿子前来求亲的吉兆。罗依果在注释中指出，海青因其强有力的特征而被乞颜部选为本部的保护神灵(sülde)，它的雪白的颜色又有吉祥的意味。其爪上擎的日月则预示着荣耀和名望将要降临德薛禅家族。[59]以鹰隼为占卜对象的观念似乎与古突厥文占卜文书中的内容有关。其中的一行内容作“吾为金翼食肉鹰（qara qus），羽翼未丰便在大海里捕吾所欲望，食吾所欲者。吾如此雄健有力。知道，此为吉。”此外还有几处内容是以更为平常的鹰(togan/togan qus)为对象进行占卜。[60]杨富学推断上述占卜书中的内容描述的是占梦的情形。[61]《秘史》中被视为乞颜氏族保护神灵的海青又进一步在当时的传说中被神话为向蒙古人宣扬神谕并使成吉思汗成为君主的金翼鹰。[62]在以后对成吉思汗家族保护神（sülde）的崇拜中，海青等鹰隼的形象仍保留在祭文中。[63]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相对于平常的秃鹫来说，šongqor（海青）明显要贵重珍稀的多，甚至有时被视如神鸟，所以前引的巴什基尔传说才会把它和神犬的诞生一致归结为秃鹰年老时仍生下两卵这一不可思议的奇特现象上。
最后再来分析前述在内蒙古流传的凤凰生下哈萨尔和巴萨尔的民间传说。蒙古语的凤凰(garudi)来自于梵语的金翅鸟（garuda），以藏传佛教为媒介溶入到蒙古的民间文化中。但哈萨尔和巴萨尔的名称却与突厥语有关，前者疑与突厥可萨部有关，最初指代产于可萨的一种狗，后者则是突厥语bas-(‘挤﹑压’)的派生词（现在持续式）形式。[64]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哈萨尔和巴萨尔在蒙古民间文学中从来就不是普通的家犬，而是有着非凡本领，能够充当英雄主人公得力助手的猛犬。如在喀尔喀民间故事《汗成吉思》中，它们最终潜入水底杀死了躲藏在那里的妖怪蟒古斯从而救助了受到妖怪威胁的女主人。[65]在匈牙利学者罗纳塔斯从蒙古国Dariganga人收集到的类似故事中，也是述说两条阿萨尔黄狗(asar
以上我们大致分析了目前所掌握的雕窠生犬的各类材料，可以从中概括出一般性的结论：即雕窠中诞生的狗决非通常的家犬，或者是如同《突厥语大词典》和《契丹国志》等汉文史料中描述的那种速度奇快，适宜捕猎的猎犬，或者就是像在蒙古民间传说中那样具有特殊降魔本领的猛犬。而在前引巴什基尔人的故事中，与猎犬一道出世的还有名贵的海青。相较之下，产生这些珍奇异物的母体一般来说却还是通常的以鹰类居多的普通飞禽，蒙古传说中的凤凰明显是晚期受到藏传佛教文化影响下的产物。所以要使人们的观念中能够接受这种平凡的动物产下非凡而奇异的后代的主题，就需要将其中的若干情节神异化，使之完全超越人们的日常经验和生活常识。譬如上述材料往往把母禽说成是在其年老时才产下这些后代，并且在细节上特地强调同时生下三卵的情况。通过这样的内容安排，人们才能有接受这种神奇动物的特定出生模式的心理基础。如果要更深入地分析雕窠生犬这种特定的出生模式与其产生的动物具有某种“神力”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似还应该继续扩大研究视野。在此我们注意到，在关于内亚文化的各种材料中，从雕窠之类的巢穴中诞生的奇异生灵并不只限于上述的猎犬或猎鹰，至少还有下列几种情况：
清赵翼的《簷曝杂记》“鹰兔”条作：“鹰窠中往往有兔，即鹰所生也，其走能与鹰之飞同捷。凡鹰见兔，必逐而搏之，此兔度不能避，则仰而簇四足于腹，俟鹰至劈而开之，则鹰为所裂矣。”[68]
   宋陶岳《五代史补》卷二“后唐祖号独眼龙”条作“太祖武皇本朱耶赤心之后，沙陀部人也。其先生于雕窠中，酋长以其异生，诸族传养之。长求姓，众云，诸人共育得人，遂以诸爷为氏，言非一父所养。其后言譌，以诸为朱，以爷为耶。”与之近似的内容则见于钱易《南部新书》癸卷“朱耶赤心者，或云其先塞上人，多以骑猎为业。胡人三十余辈于大山中见鸟甚众，颉鸠于一谷中。众胡就之，见一小儿，约二岁已来，众鸟衔果实而饲之。众胡异之，遂收而众递养之。成长求姓，众云，诸人共育得大，遂以诸耶为姓。言朱耶者讹也。”
蒙古民间故事的šimnus，是一个有着金刚不坏之身的食人妖魔，它有一颗身外之心，藏在猫头鹰巢中一个蛋里。[69]该词是通过突厥回鹘语的中介‘š(ï)mnu’来自粟特语šimanu‘鬼’。[70]
上述材料中，从鹰窠出生的兔子在危急关头竟然具有让人意想不到的足以撕裂飞鹰这么大的力气。而陶岳的记载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后唐王朝始祖出生于雕巢的出生传说。冈崎精郎将其和《南部新书》的类似记叙相参照，并与乌孙的昆莫传说和周人的后稷传说等作了对比研究，指出相对于钱书的记载，《五代史补》的雕窠出生传说更适宜被看作突厥民族特有的奇异出生故事的变形，虽然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人对塞外传说的主观解释。[71]细审这两条记载的开始部分，可知出生于雕窠与群鸟衔果养育幼儿这两点其实并无根本性的冲突，按照冈崎氏的分析，前者看起来似乎要更“原生”一些。当然这类故事应先是在塞外少数民族之间口耳相传，以后才被中原文士记录并润色，再加入汉人的一些主观解释（将外族族名用俗词源的方法结合异族传说加以阐释），使其对汉人而言，仅仅是个未必具有多少实际意义的离奇的族名释源故事。不过在沙陀政权体制下的北方胡人看来，雕窠出生传说的意义应当非同小可，至少它隐含着沙陀朱耶部的先祖承受天命而降生的政治寓意，所以该故事的核心是要表达从雕窠出生的人必非常人，其后代甚至将要君临天下的统治合法化观念。至于食人妖魔的心藏在鹰巢的蛋里，虽然不是直接的雕窠出生传说，但在民间传说中，它的这颗身外之心才构成了其生命力的来源。这一点与前述传说一样，同样凸显出雕窠之类场所的神奇性。那么为什么仅仅通过雕窠出生方式诞生的生命才拥有种种杰出的禀赋和神秘的特质呢？我们认为，此前丹阔夫用萨满教的理念进行解释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正如他所指出的，在北亚萨满教世界观中，第一个萨满是在鸟巢之中以卵生方式诞生的情节是很常见的。由此以来鸟类（多是鹰鹫之类）产卵与萨满的出世就形成了内在的关联，这里再强调一点，萨满的这一奇特诞生方式实质上也构成了他日后掌握种种神通的基础。Boris Chichlo用“幻化”来瞄述萨满的卵生经历：伴随着萨满在人和鸟类之间的形象上的“幻化”，他也开始了经受考验的历程，而这对于要获取神通的萨满来说，则是必不可少的。他所征引的有关雅库特人的萨满教资料显示，青蛙生出的火石化为小鸟，再经过幻化，变成萨满。[72]在这里火石的自然形状明显接近于鸟卵，而它的孵出鸟类的实际功能则完全与其形状相统一。在同一篇论文中他还指出史诗中主人公要承受铁匠对其身体淬火加热的情节也是萨满类似入圣仪式的翻版。萨满与铁匠在形象与功能上的重合在北亚萨满教观念中是很常见的。在此我们联系到前述内蒙古民间传说中两只猛犬诞生于凤凰产下的铁蛋的细节。此处对铁质金属的强调仍然反映了萨满教的观念。正是上述萨满式观念在内亚一些民族中的泛化，才最终导致人们深信沿袭萨满方式出生的其他生灵在这种类似“幻化”的过程中也都掌握了为芸芸众生所不具备的超自然力量和特殊本领，对于犬类来说，是速度堪与飞禽媲美的猎犬或者具有降妖能力的猛犬，有时同它一道出生的猎鹰则是名贵罕见的海青。对于人来说，则预示着其子孙拥有了统治天下的天命。[73]对于兔子来说，则力量足以杀死其天敌飞鹰。只是由于在现实中人们更为熟悉鹰犬同养的情况，所以这类神化鹰巢出生物的故事大多都是围绕雕窠生犬的主题展开。
[补记]本稿写就后，阅 E.Bretschneider,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Ⅰ(London 1888)p154中对《西使记》的英译文中已将前文所述皂雕所生物理解为犬。盖他断定原文中的“内一大者”中的‘大’字乃‘犬’字之误。对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全元文》（第5册）中所收的《丛书集成初编》本《西使记》中的原文“内一卵生大，灰色而毛短”，可以肯定‘大’字必为‘犬’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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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Clauson, Some Old Turkish Words connected with Hunting, in.W.Heissig ed. Die Jagd bei den Altaischen Völkern: Vorträge der Ⅷ.PIAC vom 30.8 bis 4.9 1965 in Schloss Auel, Wiesbaden 1968, p17.
[2] R.Dankoff, Baraq and Burāq, 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15/2, 1971. pp102-111.亦参R.Dankoff/J.Kelly trans.Mahmud al-Kasğ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Ⅰ, p29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3] [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校点：《契丹国志》，2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 收入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242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5] [元]熊太古《冀越集记》，292页上，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钞本》，2001。
[6]  [清]张缙彦：《宁古塔山水记》（李兴盛校点），29-3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7] 额尔登泰等：《蒙古秘史词汇选译》，173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8] 策·僧格：《蒙古的飞禽崇拜》，《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2期。
[9] 这一传说由19世纪在布里亚特蒙古人中作过实地考查的芬兰学者卡斯特连（Castren）收集，参K.H.Menges, The Oriental Elements in the Vocabulary of the Oldest Russian Epos,The Igor’ Tale, in. Supplement to Word: Vol 7/1951monograph no.1 p42n94.
[10] 满都呼主编：《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故事》，85页，民族出版社，1997年。
[11] Yudahin原著，Taymas等从俄语译为土耳其语：Kirgiz SözlüğüⅡ, 520页，Ankara 1998.
[12] W.Radloff, Versuch eines Wörterbuches der Türk-Dialecte,Ⅱ/1, S1044, St.Petersbourg1899.
[13] 刘浦江：《宋代使臣语录考》，收入张希清等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278—27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4] 这里对《突厥语大词典》的写作时间采用巴赞的1072—1083年之说，参L.Bazin, Les dates de rédaction du “Divan” de Kāšġarï,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 7/1957, pp21-25.
[15] 关于契丹和蒙古在文化传统方面的一致性，参Kathe Uray-Köhalmi, Übereinstimmungen in der Tradition der Kitan und der Mongolen, in.Särközi. ed Altaica Budapestiensia MMH. Proceedings of the 45th PIAC, Budapest2002, SS368—374。
[16] 有关熊太古的简要生平，参看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三册，1666—16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从中可知熊氏于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中乡试，后历翰林编修﹑国子助教，出为江西行省员外郎，至正军兴后隐居储山。明初征校雅乐，终老于家。陶宗仪的生平参F W. Mote, Notes on the Life of T‘ao Tsung-I, in.Silver Jubilee Volume of the Zinbun-Kagaku-Kenkyusyo Kyoto University(1929—1954)， Kyoto 1954.pp279—291.
[17] 参（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五“义理类”的“胎卵生物”条：“凡禽卵生，卵系于背。此本乎天者亲上，故能飞。”
[18] 《宁古塔山水记》反映了作者于顺康之际被流放宁古塔时期的种种见闻，有关此书及作者的情况，参贾敬颜：《张缙彦和他的〈宁古塔山水记〉》，收入氏著：《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第228-2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9] Shiratori Kurakichi, A new attempt at the solution of the Fu-lin problem, in.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a15/1956. p249,253—255.
[20] Thomas T.Allson, 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6, pp66—67.
[21] Owen Lattimore, High Tartary. Reprint New York:AMS Press,1975. pp105—106.
[22] R.Dankoff, Baraq and Burāq, pp111—112.
[23] Paul Pelliot, Sur la Légende d’Ughuz-Khan en écriture ouigoure, in.T’oung Pao1930.pp339—340n1.
[24] L.Bazin, Recherches sur les parlers T’o-Pa, in.T’oung Pao1950,p272.
[25] J.Hamilton, Les ouighours a l’epoque des cing dynastites, Paris1955 p148.
[26] 在该问题上，先前曾被讨论过，近来又被加拿大学者陈三平重新提出的一个词汇是最初见于吐谷浑鲜卑及室韦等部当中，后来又被突厥人吸取的一个表示部落首领的名号：莫贺(baγa)及其后来的派生词莫贺弗(﹡baγaput)，该词被他们设想为源自伊朗语baga（神）。但这一点早已被伯希和以来的多数阿尔泰学家所放弃，参Paul Pelliot, Notes sur les T’ou-yu-houen et les Sou-p’i, in.T’oung Pao1921,pp323—331; K H.Menges,Tungusen und Ljao, 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1968,S23; 道尔弗(G.Doerfer)著，黄振华译《评福赫伯著〈契丹语考〉》，《民族语文情报资料集》6，139—140页。一般来说，如劳弗所指出的，早期进入阿尔泰语的印欧语借词属于“吐火罗语”。
[27]关于该词在突厥语诸方言中的出现情况，I.Hauenschild在其专著中有详细的列举，他认为《突厥语大词典》中的baraq是指吐蕃出产的猛犬，参I.Hauenschild，Der Tierbezeichnungen bei Mahmud al-Kaschgari:Eine Untersuchung aus Sprach- und Kulturhistorischer Sicht, Wiesbaden 2003,S56.不过根据E.Tryjarski的论文，baraq或baraq it在突厥语各方言中均指毛犬，而产自吐蕃的猛犬töböt在突厥语中特指体型较大的狗或牧羊犬，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参E.Tryjarski, The Dog in the Turkic Area:An Ethnolingustic Study, 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23/1979 p310-311.对于上述文献中所收集的相关用例，可以补充的是我国阿尔泰地区的图瓦语中也出现了baraq it（“毛狗”）一词，参吴宏伟：《图瓦语研究》，第19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另外南西伯利亚的绍尔人（Shors）的民间史诗中出现了 paraq一词，词义是“树枝，毛茸茸的”。参A.Esipov and L.Avbacakova, Archaic Vocabulary in Shor Heroic Epics, in. M.Erdal ed. Exploring the Eastern Frontiers of Turkic,Wiesbaden 2006, p37.
[28]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292﹑30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29] D.Sinor, Western Information on the Kitans and some Related Questions,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15/1995, pp266—267.
[30] W.Radloff, Versuch eines Wörterbuches der Türk-Dialecte, Ⅲ/2, S1424, St.Petersbourg1905.
[31] T.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Bloomington1968, p237,238, 272.
[32] W.Radloff, Versuch eines Wörterbuches der Türk-Dialecte, Ⅲ/2, S1424；G.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Oxford1972 .p568; A.V. Gabain, Alttürkische Grmmatik, Wiesbaden1974,S368b.
[33] T.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p386. 又芮传明在对碑文的汉文译注中将其释作“咄葛”，系一突厥人名，参氏著：《古突厥碑铭研究》， 261—2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4] L.Bazin and J.Hamilton, L’Origine du nom Tibet, in.Tibetan history and language:studies dedicated to Uray Geza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ed.E.Steinkellner, Wien1991, p21.
[35] G.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Ⅱ.Wiesbaden1965, SS657—658；Ki-Moon Lee, Mongolian Loan-Words in Middle Korean, in.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1964 p192.
[36] I.Hauenschild，Botanica und Zoologica im Babur-name:Eine lexikologische und kulturhistorische Untersuchung,Wiesbaden 2006, S132.
[37] L.Mayo, Birds and The Hand of Power:A Political Geography of Avian life in the Gansu Corridor,Ninth to Tenth Centuries, in. East Asian History24/2002, p31n92.
[38] L.Mayo, Birds and The Hand of Power，p32n99.
[39] N.A.Baskakov ﹠V.M.Nasilov, Ujgursko-Russkij Slovar, Moskva.1939,C157,333.
[40] T.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p112. 相反在现代维语中-γu作动名词后缀的情况反而少见。
[41] L.Bazin and J.Hamilton, L’Origine du nom Tibet, p24.
[42] L.Mayo, Birds and The Hand of Power，pp31-32.
[43] L.Bazin, Les noms turcs de l’ aigle, in. Turcica3/1971,p131.
[44] M.Räsänen, Versuch Eines Etymologischen Wörterbuchs der Türksprachen, Helsinki1969, S456a.
[45] L V.Clark, Mongol Element in Old Turkic? in.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75/1977, p154.
[46] K H.Menges, Etymologika zu den altajischen Bezeichnungen von Metallen, Haustieren und Gewächsen， in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N.F3/1983, S106.
[47] P B.Golden, The Dogs of the Medieval Qïpčaq, in.Varia Eurasiatica:Festschrift für Professor A Róna-Tas, Szeged1991, p52.
[48] E.Tryjarski, The Dog in the Turkic Area:An Ethnolingustic Study, p308. 参看W.Radloff, Versuch eines Wörterbuches der Türk-Dialecte, Ⅱ/1 S127,130 , St.Petersbourg1899.
[49] G.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Ⅱ S446；M.Erdal, Old Turkic Word Formation: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he LexiconⅠ, Wiesbaden1991, p88.
[50] Thomas T.Allson, 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 p239.
[51] E.Tryjarski, The Dog in the Turkic Area:An Ethnolingustic Study, p310; P B.Golden, The Dogs of the Medieval Qïpčaq, p53.
[52] C.Schönig, Türkisch-mongolische Sprachbeziehungen—Versuch einer Zwischenbilanz, in.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N.F19/2005, SS137—138.
[53] W.Heissig, Erzählstoffe Rezenter Mongolischer Heldendichtung TeilⅠ,Wiesbaden1988,S249.
[54] Ki-Moon Lee, Mongolian Loan-Words in Middle Korean,p192.
[55] G.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Ⅰ.Wiesbaden1963, SS360-362.
[56] 田村实造等：《五体清文鉴译解》（上卷），883页，京都大学文学部内陆ァジァ研究所，1966。
[57] E H.Schafer, Falconry in T’ang Times, in. T’oung Pao1958, pp308—309. 有关对辽代以来海东青的详细研究，参王颋《辽﹑金﹑元猎鹰“海东青”考》，2001年第1辑，211—221页。
[58] Paul Pelliot, Sur la Légende d’Ughuz-Khan en écriture ouigoure,p270.
[59]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ranslated with a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commentary by Igor de Rachewiltz,Vol.ⅠLeiden 2004,p328.
[60] T.Tekin trans Irk Bitig:The Book of Omens, Wiesbaden1993, p9,21,27.但有学者认为qara qus应译作佛教中的金翅鸟（Garuda），参M.Erdal, Further notes on the Irk Bitig, in.Turkic Languages1/1997, p74.
[61] 杨富学：《敦煌本突厥文Ïrq书跋》，《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4期。有关《占卜书》性质的讨论也参M.Erdal上揭文，pp64-68.
[62] A.P.Okladnikov, Notes on the Beliefs and Religion of the Ancient Mongols:The GoldenWinged Eagle in Mongolian History, in. Acta Ethnographica13/1964, p412.
[63] T.D.Skrynnikova, Sülde—The Basic Idea of The Chinggis-Khan Cult,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1992—1993, pp57-58.
[64] Paul Pelliot, 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Or, Paris1949,p208n2; L.Bazin, Pour Une Nouvelle Hypothese sur l’Origine des Khazars, in.L.Bazin, Les Turcs Des Mots,Des Hommes, Budapest, p202.
[65] N.Poppe über. Mongolische EpenⅠ, Wiesbaden1975, SS60-61.
[66] A Róna-Tas, Dariganga Folklore Texts,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10/1960,pp177-178.
[67] W.Heissig, Erzählstoffe Rezenter Mongolischer Heldendichtung TeilⅠ, S249.
[68] [清]赵翼《簷曝杂记》，15页，北京，中华书局, 1982年。
[69] 谢·尤·涅克留多夫著，徐昌汉等译：《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128页，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
[70] A.V. Gabain, Alttürkische Grmmatik, S366a.
[71] 冈崎精郎《チヱルク族の始祖传说につぃて—沙陀朱耶氏の场合》，《史林》24卷3号，1951年。
[72] [法]Boris Chichlo著，吴岳添译《史诗英雄的幻化》，271—30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编印：《民族文学译丛》第一辑。
[73] 朱耶氏出生传说使人联系到传说中的商人女性始祖简狄吞食玄鸟蛋产下契的故事。艾伯华把该传说归入他所划分出的“西藏文化类型”的要素，参 W.Eberhard,Lokalkulturen im Alten China: Die Lokalkulturen des Nordens und Westens, in. T’oung Pao Supplément au vol.ⅩⅩⅩⅠ/1942, SS257—258. 但这一玄鸟生商的故事似和北方的文化联系更紧密一些。

原刊：《民族史研究》(第8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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