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愚蠢者的教材----铁•制度•文化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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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12     标题: 愚蠢者的教材----铁•制度•文化

第一章 铁是国家

2006年底，CCTV放映了系列专题片《大国崛起》。这个据说花费2年多时间拍摄的专题片，讲述了历史上9个大国的兴衰的故事，传达了这样的理念：制度决定国家，即制度是国家。这反映了CCTV，也是中国精英指导阶层对大国兴衰的主流认识。

无独有偶，2007年2月21日，日本国家电视台NHK每周三的固定历史栏目(《その時(那时)》)，放映了日本是如何崛起的专题片。专题片题目是：鉄は国なり（铁是国家）。这是NHK，也是日本精英指导阶层对大国崛起的主流认识。

让我们比较一下现代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历史的不同看法，铁还是制度决定国家？所谓的历史实际是当代史，是当代人对历史的看法。从中可以看出，为什么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被西方打开大门，会走上不同的发展轨道，现状是那么的不同，还可以预见未来的发展。

那是一个英国、德国、美国等制铁国家抬头挺胸，横行世界的时代。一开始，NHK的立论就与CCTV不同。是铁还是制度决定国家，这是中国和日本的世界观的区别，世界观则属于文化。所以，此系列文章的副标题是“铁•制度•文化”。

1871年，新成立的明治政府派出了遣欧使节团。作为遣欧使节团的一员久米邦武编的《特命全权大使米欧回览实記》中，久米邦武回想到“伦敦市天上有车行驶，地下有轮疾驰”，在他的眼里看到的是“铁”。在他的回忆录《久米博士
九十年回顾录》里，陪同使节团到英国Newcastle和Sheffield等地访问的英国外交官Harry
Smith
Parkes，临行前，对使节团一行说“英国是欧洲边陲的一块贫瘠土地，无论怎么劳作都不可能得到丰富的产出。但是，自从产出了铁，制造机器，借助蒸汽的力量，兴起了工业，就成为了富裕国家”。在久米邦武耳中听到的也是“铁”。

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当年旅欧中国人留下的文献，中国人所见所闻的是“制度”。可能当时的中国人也看到听到了“铁”，但没有留下历史的记录。人会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对所见所闻进行取舍，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世界观。或者虽然有记录，但这些记录已经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对历史记录进行取舍，则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所以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是如此，这当代史的区别就体现了中国日本文化的不同。

1874年2月15日，伊藤博文，当时的工部卿，甲午战争时的日本首相，提出了铁的国产化计划。在计划书中说，“铁道、船、一切铁制品都有必要自立制造”。于是工部省开始了建设官营釜石制铁所。1880年9月，官营釜石制铁所试生产出铁成功，但由于各种困难最终失败。官营釜石制铁所的失败后文会有详细论述。

日本明治政府封建专制集权腐败，权利没有任何制约，完全靠拍脑袋凭行政力量强力推进移植各种西洋工业和工程。政府官僚首先考虑的是政绩和形象，成功了自己有利益，还可以名垂青史，确实那些明治官僚后来都名垂青史了，失败了自己不用承担责任。这些项目失败的多，成功的少，经济效益低下，官营釜石制铁所则是其中最大的失败。近代工业项目失败导致政府财政困难，还导致进出口贸易急剧恶化，因为需要进口大量的铁做原料。为了转嫁财政危机，打击迫害“士”。1877年，士族反抗到了极点，爆发了西南战争。战争的结果，士族的反抗被镇压。内战使政府的财政更加恶化，只有靠多发纸币维持，导致剧烈的通货膨胀，政府处于崩溃破产的边缘。

为了挽救危机，1882年松方正义出任大臧卿，施行紧缩财政。对内紧缩开支，抑制通货膨胀，对外则平衡贸易，削减贸易赤字。工部省推行的铁路、造船等现代工业需要进口大量的铁，官营釜石制铁所生产的铁不能满足近代工业的需要，这是官营釜石制铁所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果放任今日的风潮，会给国家酿成大害，会遭遇不可挽救的危机！”

松方正义紧缩财政的结果，使日本经济遭遇了很大打击，但1886年开始日本经济从谷底奇迹般回升恢复。于是，松方正义紧缩财政是好是坏，史学家们现在都没有定论。推动日本经济从谷底回升的主要力量是政府很少干预的传统产业，占总贡献的95%。而政府推动的近代工业则效益低下。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在这里可见一斑。

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获得2亿多两白银的赔款。日本政府突然有钱了，于是1897年决定在福冈县八幡村创办官营制鉄所。吸取官营釜石制铁所失败的教训，这次成套引进国外的设备和操作人员，而不是官营釜石制铁所的土法上马。1901年，官营八幡制鉄所第一座高炉建立，伊藤博文等日本政府政要出席开业庆典。

1901年11月30日《东京经济杂志》这么描述同年11月18日开始作业的情况“熔铁炉的炉门打不开，熔融的铁不能流出，失败，两院议院、当局大臣等都目瞪口呆。”日本只引进了技术，却没有改革官办体制，失败是必然的，这是“体制”问题。不改革体制是不会成功的，这是中国人的认识。

但日本人却认为是由于使用外国设备和外国技术者，这些技术实际是“盆栽”技术，“盆栽”的意思是不适合环境气候，也不能自我繁殖生长，不适合日本的矿石和燃料。巨额投资建设的溶铁炉不能生产铁，日本就不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这是日本人的世界观。中国人的看法是不改革体制就不能成为现代文明国家。

原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野呂景义因为污职辞职，看样子官僚主义下腐败是必然的。
由于官营八幡制鉄所运转困难，被招回解决技术问题。终于在1904年7月，改造后的第一号高炉重新点火成功。这座高炉经过了60年的岁月，1961年才被拆除。

官营八幡制鉄所成功制铁后，并不表示日本已经进入了文明国家的行列。铁要加工成各种型材，如铁轨、船板、型钢等。野呂景义死后，国产铁轨相继出现破损事故。野呂景义的弟子们在日本全国调查，收集数据、样本，战酷暑斗严寒，不断试验，改进生产工艺和设备。终于把外国“盆栽”技术转化成自己的技术。1930年1月，日本终于实现铁轨的完全国产化。。その時(那时)，日本迈入了文明国家的行列！

日本自认为成了现代文明国家。但对外表现却一点也不文明，凭借着钢铁的力量，918占领中国东北。官营八幡制鉄所的技术人员被大量派遣到满州，修铁路建钢厂，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数据、图纸。官营八幡制鉄所的体制落后，效益低下，需要大量政府的补贴。政府的补贴实际是国民的税金，民脂民膏，导致日本国民极端贫困，大量的人移民满州，现在还有残留孤儿问题。

1945年，日本战败，一片废墟。战后的复兴首先从钢铁开始，煤钢倾斜生产。大量的技术人员带着资料数据图纸回到日本，研究设计制造了新干线的铁轨。在钢铁的带动下，造船、建筑、汽车、新干线，这些铁制品把日本带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节目的末尾展示了野呂景义的名言：“「現代の進歩は表面的なものになってはいないだろうか？　鉄というしっかりした幹を持たない産業という樹木が、果たして枝や葉を豊かに繁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か。しっかりと考えて頂きたいのです」”
译文：现代的进步是表面的东西吗？产业树木没有铁这样牢固的根干，能够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吗？请好好考虑。

此节目后不久，陪同中国来的亲朋好友从新桥出发，游览东京湾。新桥是日本第一条铁路诞生地，有个不起眼的铁道唱歌纪念碑。一行人对东京湾的景色所折服，这才是现代化的国家。友人说日本还是有钱，还是制度好，中国需要改变制度。看起来，中国从CCTV到普通百姓都是一样的认识，这是“制度”问题。

我说，这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无论怎么改变制度都解决不了。同样的景色，日本人看到的是“铁”，确实能直接看到大量的铁，正在施工的高楼大厦是钢结构，正在填海造地的是钢铁机器，已经建成的肯定也是铁。中国人看到的却是“钱”，如何改变体制挣钱，然后买这些铁。钱不过是纸，挣钱不过是从这口袋转移到那口袋，并没有创造什么财富。挣钱的结果，是中国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买日本的那些铁，新近购买的高速列车CRH其实就是一堆铁，对会造的日本人来说。不会造铁，中国永远不会现代化。没有造铁的文化意识，无论怎么改变体制都是不行的。

与日本官营八幡制鉄所近似的是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比八幡制鉄还早7年，曾经是亚洲最大的钢铁厂。看样子大清确实很有钱，八幡制鉄实际也是大清“援助”的。它也是遇到与八幡制鉄一样的问题，洋设备与中国的矿石煤炭不合，生产出的铁轨不满足要求，没有买主亏损严重，最后倒闭。中国也想到过制铁，但却中途放弃了，这是为什么？制度问题还是文化问题？这里附录一篇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梁小民对汉阳铁厂的认识，读者大概可以想象，当年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肯定也是类似的认识。于是，当时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被中断了。现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也被中断了，因为那是主流观点。

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和日本会有这么巨大的认识差距，它的历史演变是如何的？知道历史就可以知道现在，知道现在就可以知道未来。下面的章节，主要以日本的近代历史为线索，探讨“铁•制度•文化”是如何相互影响演进的。铁•制度•文化的变迁，推动中国日本在不同轨道上发展。这系列文章会很长，资料数据会很详实。当然，可能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工学知识，我会力求通俗易懂。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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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民：张之洞与汉阳铁厂2007年02月05日16:23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商界-中国商业评论

作者：梁小民 　　

近代工业化只与市场经济相容，以封建政府推动工业化绝无成功之望。

　　作者简介：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欧美国家的工业化是由资本家启动并推进的，走了市场经济之路，最初的投资主要来自原始资本积累。



尽管原始资本积累是“火与血”的过程，充满了罪恶，但历史证明，由私人推动工业化是正确的。中国的工业化是由官员启动并推进的，走的是政府亲历亲为的计划经济之路。

　　　私人与官员推动工业化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私人投资于工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这就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精于成本—收益分析，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换言之，私人资本家用自己的钱投资，成功了可以大富大贵，失败了身败名裂，非跳楼不可。有这种动力与压力，做起事来不能不认真。官员推动工业化的目标是强国，只要能办成，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况且，花的又不是自己的钱。成功了可以在现时升官，未来名垂青史，赔了也不伤及身家性命，官照当，福照享。这不同的路径就决定了工业化的不同命运。

　　　洋务运动的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正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推动者。其结果如何呢？张之洞办汉阳铁厂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指导思想错误

　　　在晚清官员中，张之洞是开放的，他想通过办工业来拯救日薄西山的大清王朝。他担任湖广总督时筹办了炼铁、炼钢、纺纱、缫丝、铸造银元等厂。《清史稿•张之洞传》说他“莅官所至，必有共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一位饱读四书五经，对现代科学、技术、工业、经济知之甚少的人，用政府的钱去办工业，会有什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张之洞想办钢铁业，始于他担任两广总督时。他看到洋铁之入超，一年达230万两白银，遂写出《筹设炼铁厂折》。他委托清政府驻英大臣刘瑞芬与英国谐赛德公司签订合约，制造炼铁大炉两座，日产生铁100吨，并随附炼铁、炼钢、压板、抽条，及制作钢轨的机器，共83500英镑。这一计划中的炼铁厂原定设在广州城外的凤凰岗，而两广地区缺乏铁矿和煤矿，多亏机器运回之前，张之洞调为湖广总督，继任的李鸿章以广东产铁不多为由不办，否则失败是一开始就注定的。这种偶然并没有改变张之洞办铁厂失败的结局，不过失败的代价不由两广人民承担，而由湖广人民承担。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之后，炼铁厂计划移至湖北，这就有了以后的汉阳铁厂。张之洞以“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的思想来办汉阳铁厂，又对钢铁业一无所知而自以为是，一切由他决断，这就使办汉阳铁厂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耗费巨大的闹剧。钱花得很潇洒，但结果并不妙。这似乎成了以后一切官办企业共同的特点。

　　技术失误

　　　先来看选址。湖北的铁矿在大冶，这是光绪元年就由盛宣怀雇的英国工程师勘探出来的，并由盛宣怀卖给了张之洞。张之洞把铁厂办在了汉阳，与大冶的运输距离为120公里，每日产铁百吨，所需铁砂的运费就达60多元。而且，汉阳附近无炼铁所用的焦煤。马鞍山的煤虽产量大，但所含灰份与磺质太多，无法使用。江西萍乡的煤是盛宣怀接手汉阳铁厂后才发现的。这就只能用河北开平或国外进口的焦煤。加上运输费用，每吨焦煤要白银16～17两，而进口铁在上海的售价才白银30余两。

　　　把炼铁厂选在汉阳已经错了，张之洞又坚持将厂建在大别山麓。这里地势低洼而潮湿，必须先垫高地基才能建厂。共填了一丈多高的土，填土用30余万两白银，相当于包括购买机器及运费在内的建厂经费300万两白银的1/10。手笔是够大的，用钱也相当可观，哪一个私人资本家会做这等蠢事？

　　　建好了厂要买机器。炼铁炼钢用什么设备是有技术要求的。钢的含磷量超过0.2%质量就不高，容易断，因此，要根据所用的铁矿含磷量来决定采用哪种设备。当张之洞订设备时，刘瑞芬公使就打来电报，要求把铁矿的样本送至英国检验，以便确定制造哪种设备。但这时大冶铁厂尚未开工，张之洞又担心运去矿石耗费时间，只想早日开工，竟告诉对方，什么炉子方便就制造什么，我们中国什么矿都有。结果英国运来的炉子不适用，汉阳铁厂产的钢铁易脆裂折断，不能用于锻制或铸造，制造的钢轨也无法使用。钢铁质量差，价格当然就上不去。光绪二十年，汉阳铁厂的钢铁上市。当时进口钢铁每吨售价30余两白银，汉阳厂的产品每吨23两白银都无人问津。

　　制度之殇

　　　官办的企业就是官场衙门的翻版。中国社会发展到晚清是官场最腐败的时候。由张之洞办汉阳铁厂，自然又是一个衙门。不懂企业的官员当政，专家就没有发言权。官员任用私人，公款消费，贪污肥己。一位洋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洋务是绝对办不成的，因为“中国的官员不是在办洋务，而是在发洋财”。无论张之洞个人的品质操守如何，他办的企业是无法避免低效率和贪污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唐浩明先生的历史小说《张之洞》。《张之洞》虽然是小说，还是反映出汉阳铁厂之混乱和贪污成风的状况。这样的企业即使没有选址、选设备这些技术上的失误，也注定是要失败的。汉阳铁厂开炉生产仅仅4年，累计的亏损已经达到100多万两白银。无论强国的动机多么高尚，赔钱的企业只能误国。这才有以后将汉阳铁厂转给盛宣怀官督商办。

　　　官员办企业赔了钱自然要政府和纳税人“埋单”。湖广包括今天的湖南、湖北二省，财政收入有限，清政府财政又困难，张之洞就用币制改革来为自己的错误“埋单”。当时流通的制钱重一钱，铜元重二钱七，张之洞接受陈衍的建议改制钱为当十铜元（即1枚铜元等于10枚制钱）。仅此一项就获利1400万银元。这种币制改革大大增加了货币量，致使物价上涨了10余倍。

　　　张之洞是以“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来从事洋务运动的。这就是要在维护封建体制的条件下由政府推动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只与市场经济相容，以封建政府推动工业化绝无成功之望，这就是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失败的根本教训。■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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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19

第二章 大炼钢铁——鸦片战争的冲击

第一节 时代背景

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中国被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门，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开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进程。关于鸦片战争前因后果的研究，可以说汗牛充栋。前因无非是故步自封闭关锁国封建专制愚昧腐败落后等等。至于后果，远的是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灾难深重，近来还有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民主自由的先进制度云云。

鸦片战争失败，在此之前是否故步自封闭关锁国封建专制愚昧腐败落后实际已经不重要了。虽然近来有研究表明，实际中国一直以来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中国商品的竞争力无以伦比，挣到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白银，GDP占世界的大半，俨然是今天的美国。西方根本没有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能力和资格，只有靠鸦片平衡贸易。那么，就在鸦片战争刚结束的那个时点，中国人，或者说中国的精英阶层，对此做了什么反应？采取了什么对策进行补救，很少有文章述及。可能大清没有采取任何对策，也可能这些对策已经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因为今天的中国人对此毫无兴趣。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同样可以想象，当时的中国人对应该采取什么对策也没有兴趣，也就是骂当事人如何封建专制腐败无能获得快感跟今天的中国人一样。于是就我所知道的历史史实是一些鸦片战争的直接当事人被充军发配。稍晚一些，就是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之乱。但很难说太平天国之乱与鸦片战争有什么直接关系。即使有，那也是草根暴民对鸦片战争的反应。中国依然按照惯性运行，一步步走向深渊，或者说走向民主自由。

鸦片战争却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下面的叙述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政治制度。日本在狭窄的国土上，被分割成近300个藩国。每个藩国由一个握有强大权利的大名，和他的战士——武士们统治。在人口200万的巨大都市江户，也就是现在的东京，将军受天皇委托组织中央政府，被称为幕府。虽然是中央政府，但幕府却只能直接管辖自己直属的占全国约1/4的土地。其它各藩国独立行使行政、军事、财政、司法权利，甚至还可以自己发行货币。幕府和各藩国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免不了时时通过武力解决相互间的矛盾。幕府凭借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支配这些藩国，要这些藩国承担一些劳役和义务。这样的政治形态，被称为“封建”，即所谓的“封国土，建诸侯”。虽然这句话源自中国的古籍，但“封建”合在一起说，应该是日本的首创。近代的很多词汇，比如“民主”“自由”“科学”“经济”等等，其实都是日本人创造的，然后中国人就逆输入使用了。汉字是表意文字，但缺乏严格的定义，容易望文生义，于是这些词汇在中国就远离了其原始的含意。同样被称为“封建”的中国，却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与“封建”的本意毫不相干。于是，在中国反封建是反中央集权，在日本的反封建是建立中央集权，完全是反的。

日本的经济基础是以水稻栽培为中心的农业和手工业。在日本的封建制度下，禁止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经商。中国虽然也是农业和手工业，但却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和经商，一直就是自由市场经济，这是很大的区别。江户、大阪、京都三大都市不属于任何藩国，是幕府直辖市。各藩国在这些都市设立自己的代办机构，把本藩的土特产拿到这里自由交易，互通有无，于是这些大都市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幕府约300年的时间里，只通过位于日本西南端九州岛上的长崎港，也是幕府直辖市，也就是后来挨原子弹的那个城市，与中国和荷兰贸易，并禁止与其它外部世界和国民进行接触、交流。这就是日本的闭关锁国。鸦片战争前，中国可以和任何国家贸易接触交流，只是限于广州，其实中国并不存在闭关锁国的问题。贸易集中于广州，只是管理方便。

统治日本的指导思想是儒教，这与中国相同。武士出身的知识人，对应的还有农民出身的知识人，这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是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任何人读了书就是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就可以加入政权参与国家管理。日本则不同，是固定的身份制度。身为武士世世代代都是武士，身为农民则世世代代都是农民，即便读了书也改变不了身份，于是有武士出身的知识人和农民出身的知识人之分。武士是日本的统治阶级，地位尊贵。武士可以带刀，穿武士制服，还有姓氏以显门地尊贵，此谓“苗字带刀”，苗字就是姓氏的意思。普通农民则没有这些特权，姓氏也没有，于是称“百姓”。武士对农民有生杀与夺的权利，只要依据法律。法律规定，如果农民不尊敬武士就可以被杀。那什么是不尊敬呢？由武士掌握，可能遇到武士鞠躬没有到位都算失礼，于是武士可以“切り捨て御免”，
  
意思是砍了扔了免责。“御免”这个词流传到了今天，使用非常频繁。比如，挤电车时踩了别人的脚，就说“御免”，表达对不起的意思。封建时代的日本，武士把人砍了说声对不起就可以了事。中国就非常不同，是法制社会，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红楼梦》的开始，薛潘打死了人，也得吃官司，虽然后来薛潘免责，但也是依据法律程序正义处理的。武士也分三六九等，上级武士对下级武士也有这些特权。

于是，幕末维新的时代，西学东进，农民出身和下层武士出身的知识人，打出了“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等旗帜，为社会下层争取权利，后称“自由民权”运动。后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学到这些日语的汉字词汇，望文生义，为社会精英谋权利了，对社会下层则骂“民粹”。同样的旗帜，但目的内涵和日本完全相反。这些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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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19

第二节 睁眼看世界

武士从小就阅读中国的典籍，思考用中国哲学来治理藩政。对他们来说，中国不仅是简单的外国，而是一个超级巨人，是包围自己的世界中心。对西方学问感兴趣的武士还到长崎与荷兰人接触，学习西欧的科学。可能武士经常打打杀杀，免不了伤病，于是特别对西方医学感兴趣。他们学荷兰语，读荷兰书，被称为“兰学”。随着西方船只越来越多在日本近海出没，西方的压力越来越大，兰学逐渐兴盛。在江户、大阪等地也出现了兰学塾。

日本唯一的通商口岸长崎港附近的佐贺藩，承担保卫长崎港的任务，当然这是幕府的命令，费用由佐贺藩自己承担。在漫长的300年的和平时间里，武士们也没有忘记战斗的职责。从在长崎港的荷兰人那里听到中国鸦片战争战败的消息后，给武士们的心底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威胁，这个巨人被西欧轻松打败了，直接本能的反应是扩张军备，下一个可能是日本！

1842年，佐贺藩设立了“兰传石火矢制造所”。石火矢就是大炮的意思。模仿进口的荷兰青铜大炮，秘密聘请荷兰人做技术指导，铸造荷兰式的青铜大炮，准备同西欧作战。反应真快！

其实日本在战国时代已经大量使用火器了，最初的火器是从葡萄牙人手里得到的。但这些火器已经完全落后于时代了。于是学着仿制荷兰的青铜大炮，但此时的欧洲正好开始从铁向钢时代转变，导入西欧技术制造的青铜大炮已经完全落后于时代了。幻想用青铜大炮战胜西欧是非常可笑的，但却是日本近代工业化的起点。

铜的价格高昂，短期大量造炮使铜价急速上扬。即使象佐贺藩这样富裕的藩，财政也负担不起。于是开始摸索比铜价格更低，强度更好的铁，用铁制造大炮！佐贺藩从长崎港的荷兰人那里得到一本1825年出版的荷兰人的书《Liege炮兵工厂的大炮铸造法》。1847-1852年间，日本出现了这本书的三种译本，《铁汞全书》
《西洋铁汞铸造篇》 《铁汞铸鉴图》。开始是手抄本流传，后来《铁汞全书》
和《铁汞铸鉴图》 有木版印刷发行。最初的《铁汞全书》
的翻译者，其中一人是杉谷雍介，他是佐贺藩铁炮铸造事业的主任技术格。从此书完成时期看，正好和佐贺藩转换制造铁炮的时期吻合。大概是边造炮边翻译。短时间有三种译本流传，说明关心的不止是佐贺藩。日本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

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林则徐，他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他组织翻译了1836年伦敦出版、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命名为《四洲志》，成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自然地理、社会历史状况的译著。1841年，林则徐被流放途经扬州时，遇到了学识渊博的友人魏源，便把《四洲志》等有关资料交给魏源。魏源随后编出《海国图志》，书中概括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

睁眼看世界的结果，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认识都是相同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是日本的更具体些，这夷之长技就是造大炮。可能是因为武士是耍刀的出身，对具体的器械敏感些。但下面的差距就体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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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20

第三节 大炼钢铁

认识到了只是心动，心动不如行动。佐贺藩首先按照荷兰人的书建设了铸造大炮用的熔铁炉——反射炉，把心动变成了行动。受佐贺藩的影响，与佐贺藩同在九州岛的萨摩，接着是水户，学习佐贺藩建设反射炉，然后波及到长州、菲山、冈山、鸟取，最后还把豪农和商人卷了进来，发展成了席卷日本全国的大炼钢铁运动——大炮铸造运动。

这场大炼钢铁运动，从外因来说是由于西方外来的压力引起，内因则是日本的幕藩封建体制。邻居藩有大炮了，如果自己藩还一心一意谋发展，闷头发大财。那么，如果藩国之间因为什么矛盾争执起来，刀枪相见，那钱肯定是属于有大炮的。于是，你造大炮我也得造。藩国造了，幕府也得造，要不然就没有军事优势支配那些藩国了。

这场大炼钢铁运动的技术源泉虽然都来自那本荷兰人的书，是一次向日本的技术转移。但是，没有进口一台外国设备，没有聘请一位外国人进行技术指导。当时外国的精英和优秀技术者都集中在中国捞世界，到日本的只是些等外品，聘不到是很正常的，这方面后文会提及。日本武士们组织传统的职人、铸物师、大工、陶工、石工，土法上马。根据这书上登载的示意图，建设熔铁反射炉，然后根据书中的说明一字不差的操作反射炉，熔化生铁，铸造大炮。

土法上马违背科学规律大跃进大炼钢铁必然失败。萨摩藩的第一号反射炉，试运行时，炉内的耐火砖不耐高温而脱落，并且基础不牢，炉体逐渐倾斜，最后只有解体。水户藩建设的反射炉上的烟囱被台风吹倒。武士们对反射炉这样巨大建筑所必要的基础和强度的知识一无所知，只按照书本上的示意图施工的结果。

更加困难的是反射炉运行后，熔铁的注入，大炮的制造。《铁汞全书》  
的翻译者杉谷雍介留下了宝贵的初期运行记录，后被人编辑出版，名为《反射炉的由来》。这本书记载了16次试运行记录，全部失败。

第一次填铁900kg，只有大约一半融化，铁水向注口流动时变成糊状，阻塞了注口，最后只有30kg的铁水流到铸型，试验失败。

失败的原因显而易见是炉温不够。于是尝试各种办法提高炉温。终于在5个月后，第五次试运行时，成功用核铸法铸造出了第一门大炮。所谓的核铸法，是在炮膛的位置放一中子，在铸造过程中形成炮膛。虽然依然只有一半熔融，可以想象当时杉谷雍介成功的喜悦。但随后的大炮试验，装火药700钱，大炮炸裂！

荷兰人的书上说核铸法造的大炮强度低，应该用实铸法。所谓的实铸法则是铸造出一个实心的圆柱体，然后用钻刀开孔，形成炮膛。荷兰人的书上记载了钻床的示意图，佐贺藩调集大工土法上马制造钻床，水车驱动。终于在第3年3个月的时候，第12次试验记录了土钻床的工作过程：开始一昼夜能进刀一尺多，但水车经常出故障，修理耗费了大量时间，最后用了一个半月时间才完成大炮开孔。试射时，铁弹重1800钱，火药1000钱，大炮破裂！

《反射炉的由来》记载了3年7个月时间的16次运行的记录。这期间，虽然每次铸件的质量都有少许改善，但没有一次大炮试射成功。总共核铸3门，实铸8门，共11门全部破裂，此外还有穿孔一门，断头一门，还有4门没有加工。

累累失败的记录，杉谷雍介冷静的观察，观察生铁的熔解情况，注口熔铁的颜色，破裂断口灰色的浓淡，调查汽炮的状况。与书中的记载比对，查找原因，寻找办法，改进工艺……。现在的日本经济技术史学家们看到这些记述，对先人所呈现出的近代科学精神所感动！

100余年后，中国也有一场类似的土法上马大炼钢铁运动，也留下了失败累累的记录。面对这些失败的记录，当代中国学者脑海中呈现的词汇是“愚昧落后无知，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说明当代中国学者的“科学精神”已经死亡，或许“科学精神”从来就没有过。

经过不断失败，1852年，佐贺藩终于制成了能用于实战的铁炮，到明治维新止，大约制造了200门大炮，竟然还制造了有膛线的大炮。

同时期的中国，查阅的资料显示中国军队大约装备了一半火器，但什么样的火器不详，同样是火器，传统火器与西洋近代火器有质的区别。找到这样的一个文献：

能静居士日记（节录）
（注：赵烈文，字惠甫，自称能静居士，曾国藩的机要幕客。日记全稿共54卷，从咸丰八年五月四日起至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日止，前后32年。）
　　（同治二年五月初九）初九日，……录王虚斋语：湘省造枪炮系包工，劈山炮每尊十三千，抬枪每支四千三百，小枪每支一千二百，铁炭在内。去年此处开局（注：开局，指设立枪炮局。），赴湘省招募铁工，彼处咨送五十名，开来工价则用点工，合计劈山炮须二十千四百，抬枪六千，小铁枪二千方够。本局计算太贵，又从湖省招来包工，同造劈山炮，计价十五千六百，抬枪四千三百，小枪一千五百，虽较点工轻减甚多，而视湘省实价尚宽数百文一件。制造之例，凡铁百斤用煤炭二百斤，谓之一铁二炭，即已宽裕，若不节省，有一铁三炭者。

从此文献看，这位曾国藩的机要幕客并没有实际造过枪炮，大概管财务和物资调拨。从“凡铁百斤用煤炭二百斤，谓之一铁二炭”一句看，肯定是按照传统工艺造的鸟铳，而不是西洋制法，原因会在后文叙述。

林则徐睁眼看世界，却没有在中国结实。一开始就体现了中国和日本的不同：日本是用手看世界，中国是用嘴看世界。原因可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动手，而工匠们又是文盲，不能知道外面的世界。睁眼看世界的日本武士，则身体力行，古来武士讲究文武双全。

看样子，中国要现代化，知识分子与实践相结合，劳动者与知识相结合是起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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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21

第四节 铁改造制度，铁改造文化

大炼钢铁需要克服重重技术上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并不是单个藩国所能解决的，需要冲破幕藩封建结构，进行相互交流合作协同。

佐贺藩计划建设反射炉的时候，菲山藩已经建设了一个小型实验用的反射炉，开始了熔铁研究。佐贺藩建设反射炉的时，菲山藩派遣了技术者和职人协助。在没有熟练外国人指导的条件下，只有不断实验摸索，只有一次经验的人的助言都是十分宝贵的。菲山藩建设正式反射炉遇到困难时，佐贺藩派遣技术者和职人协助。菲山藩的反射炉一直完整的保存到今天。

水户藩的铸跑计划，则完全委托从其它藩聘请的3位兰学者做总指导。其中一人是萨摩藩的竹下清右门，是建设萨摩藩反射炉的技术人员。一人是很有名的兰学者大岛高任，来自南部藩。

南部藩，望文生义，可能在日本南部，实际在日本东北，今天的岩手县、青森县、秋田县，再往北就是北海道了，由于藩主叫“南部”而得名。这里有高品位的磁铁矿，群山环抱，森林资源丰富，是炼铁的好原料，南部藩是日本两大传统制铁地域之一。南部藩的首府是盛冈市。中国铁道部购买的日本E2-1000型新干线就运行在东京——盛冈，再往北到达八户。盛冈往北约2/3的路段是隧道，新干线几乎不见天日，于是被称为“地老鼠新干线”。隧道出来则可以观赏到美丽的田园风光，于是E2-1000型新干线的车窗非常大。中国铁道部慧眼识珠，选择了E2-1000，可以顶风冒雪，翻山越岭，法国和德国车就没有这能力了。

大岛高任17岁时到江户、长崎学习兰学。兰学家们密切关注佐贺藩的铸炮进展，遇到的困难，思考原因，商讨解决办法。比较一致的见解是，佐贺藩的反射炉直接使用传统方法制造的铁，这种铁熔融困难，即便熔融了也不能造优质大炮。应该使用洋式高炉从矿石制铁。于是，大岛高任提出了高炉——反射炉一体方案。

传统制铁法首先出现在今天的土耳其地区，后传播到中国，经朝鲜半岛流传到日本。传统制铁法使用木炭或煤炭，温度较低，约1500度。煤炭中硫的含量高，会使铁变脆。根据湘军造枪炮用煤就可以判断，湘军使用的是非常古老的火器。

即便是在严格的封建制的制约下，大炼钢铁也必然催生了相互协作的必要。需要超越藩的框架进行协作交流。在江户、大阪、京都、长崎有大的兰学塾，这4个城市不属于任何藩，是幕府直辖地，是集中全国各地人才的场所。武士在这些地方的兰学塾学习，必然产生了与其它藩武士的友情和知识的交流，为将来打破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打下了基础。

随着佐贺藩铸炮事业的进展，深感有深入系统研究的必要。1852年，佐贺藩成立了名为“精炼方”的研究机构，研究冶金和铸造，还研究蒸汽机和蒸汽船。由佐野常民负责，通过兰学者的人脉招聘请了不少外藩的藩士，如京都的兰学者福谷啓介、“机巧堂”的田中久重父子、和歌山的兰学者中村奇辅等。不久，福冈藩和萨摩藩也如法炮制聘请外藩人才建立类似的研究组织。藩国开始尝试打破封建的界限。

反射炉是综合的大工程。建设反射炉必须动员组织铸物师、锻冶师、陶器师、水车师、大工、左官、右工等等，这样的工程是手工业社会没有的。手工业社会也有很大的工程，但没有这么多职业需要相互协调配合。涉及的知识不仅是兰学，还有本土的手工业技术，还需要超越藩的框架去协作管理。这种大规模不同职业的协作，孕育着打破等级森严的封建身份制度，不问身份，有能力者立前头，即便是只有一次经验者。此外，这样大规模事业所需要的资金，即便是长州、萨摩、佐贺等西南雄藩，筹集资金也非常困难。

岛原、鸟取、南部等贫穷的小藩，自己没有能力筹集建设反射炉的资金。鸟取藩则与山林地主合作建设运行反射炉。岛原则基本采取民营形式建设反射炉。水户藩聘请南部藩的大岛高任建设制铁的高炉和熔铁的反射炉，由于安政大狱（1858-59），幕府强制终止了水户藩的铸炮事业。大岛高任回到南部藩的釜石地区继续建设制铁高炉。由于贫穷的南部藩出不起建设的费用，由商人出资，大岛技术指导建设。这个根据荷兰人书中的示意图，日本土法上马，后被称为“大岛型”高炉，1858年12月1日制洋铁成功。这一天被称为铁的纪念日，大岛高任也被称做日本铁之父。

大岛型高炉对日本来说是革命性的技术进展，使用水车送风，木炭消耗只有传统制铁法的1/3，传统制铁法几日操业制铁完成后，炉子会被废弃，而大岛型高炉是半永久的制铁炉。随着大岛型高炉的成功，南部藩的铁山主逐步采用了大岛型高炉。到明治维新，南部藩有10座大岛型高炉，附近的仙台藩有2座，合计12座洋式土法高炉，成为一大型制铁地带。它们为明治维新后建设官营釜石制铁所提供了技术和人才准备。

1871年，大岛高任随同明治政府派遣的欧使节团参观欧美。大炼钢铁的人，耳闻目睹的西方就是铁就不奇怪了，于是就有了《特命全权大使米欧回览实記》中的记述。这与后来中国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非常不同，对当时中国留学生来说，刷盘子送报纸和到工厂打工没有本质的区别，就是挣钱的多少，于是看到的西方就是钱。铁改变了日本人的世界观。

幕末大炼钢铁，与明治后直接联系的项目并不很多，但重要的是对日本制度和精神的改造。大炼钢铁在政治制度上突破了幕藩的封建框架，萨摩、佐贺、长州等大炼钢铁的主力，后经过曲折的道路实现联合，成为倒幕的主力，最后建立中央集权。经济制度方面，多工种的组织协作管理，洋法土法并举，与民间资本相结合。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明治后的各种经济政策和制度，都能看到当年大炼钢铁的影子。

大炼钢铁使日本人在精神上认识到：如果做，就能成。虽然会伴随着无数困难和失败。只要组织起来，团结就是力量，就可以克服艰难险阻。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些其实都是老生常谈，中国日本都家喻户晓的《西游记》其实就是讲述这样的精神。但是，真正遇到困难，却是猪八戒式的行为准则：散伙，分行李，回高老庄。

今天，日本岩手县的釜石市，在大岛高任第一座洋式土法高炉的遗址上耸立着纪念碑。纪念大岛高任的丰功伟绩，是他还有他的无数前辈团结合作，把日本带入了铁的时代，虽然历尽艰辛和失败。而中国则是另外的纪念，中国的大炼钢铁已经被彻底否定，进博物馆的是小岗村散伙分行李的誓言书。大岛的土高炉把日本带入现代化，散伙分行李的誓言书不知道把中国带向何方。

铁改造制度，铁改造文化。实际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但中国人和日本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完全相反。经历了大炼钢铁的日本人，这么理解：推进新的生产力发展，然后改造生产关系与新生产力相适应，新生产关系再反过来促进新生产力发展。中国后来虽然经历过大炼钢铁，但被彻底否定了，于是这么理解：因为现有的生产力落后，需要采取旧的生产关系与之配合，旧生产关系反过来推进旧生产力发展。于是，中国的改革就是散伙分行李，导致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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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22

第五节 大跃进

大炼钢铁除了造炮外，许多藩和幕府还制定了军舰建造计划。为了和西方舰队对抗，当然集中在大炮和军舰两部门。还有很多藩设想陆上作战，积极制造洋枪。洋枪使平民经过短期训练就可以取代职业武士，洋枪的逐步普及，一些藩还建立了不问身份的“人民武装”，这从根底上动摇了封建身份制度。造炮、造军舰、造洋枪成为1850年代一大席卷日本诸藩的军事工业运动。在这场军事工业运动中，武士们对世界的认识逐步深化。

1853年，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制定了洋式帆船12艘、蒸汽船3艘的一大造舰计划。和反射炉一样，萨摩藩并没有建设洋式帆船和蒸汽机的经验，可能连实物的都没有看过。洋式帆船的建设，召集领内因海难漂流到海外，见识过西洋船的渔民。而蒸汽船，则组织翻译一本荷兰人的书《水蒸船说略》，根据书上所载的图建造。在这书的末尾，萨摩武士横山安容，落款为嘉永5(1852年)年7月的跋文中这么写到：

欧洲人横行世界，所依赖的仅是军舰和大炮。我们已经能够制造大炮了，蒸汽驱动的军舰还不能制造。此书根据主公（岛津齐彬）的命令翻译。我们也将可以建造蒸汽船。

此文表明，随着当时大炼钢铁造炮逐步成功，诸藩的信心逐步增长。对于比大炮复杂得多的蒸汽机，并包含复杂推进系统的蒸汽船，如果继续深入研究荷兰的原著，也能够自力制造。这是当时他们对工业的初步认识。

在萨摩藩建设反射炉处于难航阶段，为了追上已经成功的佐贺藩，岛津齐彬的名言“彼も人間なり、我も人間なり（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来激励萨摩的武士。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他们能造，我们也能造。看到此，让我感慨万千。读运十飞机副总设计师程不时的回忆录《天高歌长——我的飞机设计师生涯》，其中有这么一段：改革开放后一次出国访问，程不时受邀讲飞机设计。随行的领导对他说：中国人造草帽还行，造飞机就算了。

岛津齐彬虽然是幕末对西方认识深刻的一位。但对于这么大的造舰计划的可行性，所需要的工业基础等几乎一无所知。对于这一点，佐贺藩主锅岛直正、菲山的江川太郎左卫门，还有大岛高任和杉谷雍介等，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推进这些事业的武士们，首先想到的是造炮，然后造军舰，由此关联产生的庞大问题则考虑不到。推动他们开始的仅仅是“成せば成る（如果做就能成）”的精神。

不顾自己的客观条件，不尊重客观规律。1854年萨摩藩大跃进，基本靠自力建造了4艘洋式帆船和1艘蒸汽船。荷兰海军士官对此留下了宝贵的目击证言：

一艘约千吨的萨摩藩建造三桅帆船，根据古老的造船学教科书的图面制造，非常丑陋。从总体上看象以前东印度公司的船，各种装具不适合，所到之处都是缺陷……。

这是萨摩舰队中的万年丸号。根据古老的造船教科书和漂流渔民的经验建造的。那么那艘萨摩藩建造的蒸汽船呢？荷兰海军士官这么写到：

两人到系留在我们船旁边的一艘很小的蒸汽船去参观。这艘只有2丈长的明轮木船，装载着日本最初的蒸汽机。由于是最初的试验，非常不完善。从汽缸的长度判断，这蒸汽机大约有12马力，但漏汽及其它缺陷，实际只能输出2、3马力。

这是日本最初的蒸汽船云行丸。不顾客观条件，违反客观规律，大跃进造出的东西毫无实用性，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失。中国人是这么评论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的。但日本人却认为这些大跃进是日本现代化的开始，值得载入史册，虽然粗苯丑陋。

陪同荷兰海军士官参观的是长崎海军传习所的学生胜海舟。外国军人和日本武士一起参观并评论日本制的蒸汽机，这是从未有的划时代事件。1853年，日本开港后，原来处于对西方垄断贸易地位的荷兰面临英、美、法的竞争。于是，荷兰为了加强与幕府的关系，在长崎设立海军传习所，培训幕府和各藩的武士。佐贺藩的佐野常民就被派到海军传习所学习。荷兰还赠送给幕府一艘现代化的蒸汽船“观光丸”，装备150马力的蒸汽机。长崎海军传习所的教官由学生胜海舟陪同参观萨摩的船只，则是在1858年。

这位荷兰教官继续写到：一次都没有见过蒸汽机，只根据简单的图面，能制造这样机关的人才能非凡，感到非常吃惊。

当代日本人读到荷兰教官的记述，会有相同的感想，仰慕先人的才能和成就，先人为日本的现代化奠基。但当代中国人则彻底批判先人的大跃进，两相对比，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不能现代化的原因。

在“成せば成る（如果做就能成）”精神驱动下建造云行丸的武士们，到长崎研究荷兰赠送的“观光丸”。佐贺藩的杉谷雍介和精炼方的田中义右卫门也到“观光丸”做严密研究，他们也有大跃进土法造蒸汽机的经历。

1853年7月，4艘俄罗斯军舰进入长崎港。在这之前，俄罗斯已经几度要求通商，这次是得知美国向日本派遣远征队的消息而来。美国佩里舰队1个月前进入浦贺港。佩里最初采取威压的态度，开着大炮进入江户湾，使江户陷入恐慌。相比而言，俄罗斯舰队一直是绅士风度，好言进行交涉要求通商。

在这期间，日本方面的交涉代表，幕府方的川路左卫门和佐贺藩士本岛藤太夫和饭岛奇辅等到俄罗斯的船内游玩，在船中看到的印象最深的是蒸汽机车模型。

走在先头的川路左卫门记载下了看到的景象，大概5寸大，用燃烧的烈酒驱动，在桌子上铺设的轨道上回转运动。俄罗斯方面的记载是：日本人看到后吃惊的合不拢嘴。

陪同参观的佐贺藩士本岛藤太夫和饭岛奇辅在这之前已经参观过蒸汽机车模型。本岛在佐贺藩负责制造洋枪。饭岛则是佐贺藩精炼方的技术人员。他们除了震惊外，还冷静科学的观察。离开俄罗斯的军舰后，很快向佐贺藩主锅岛直正汇报在俄罗斯军舰里的所见所闻，并进言由佐贺藩精炼方制造蒸汽机车和蒸汽船的雏形，也就是模型。

得到许可后，佐贺藩士们开始查阅外国文献，自力制造蒸汽机车模型。2年后，蒸汽机车模型制造完成，全长约40cm，轨距143mm，比俄罗斯军舰上的蒸汽机车模型更大。1855年8月，给藩主锅岛直正做了运行演示，陪同藩主的有年青的藩士大隈重信。明治后，这位大隈重信强力推进日本的铁道建设。

担任长崎港警备任务的除了佐贺藩外，还有福冈藩。这两个藩每隔1年轮流承担长崎港警备任务，相互间竞争意识很强。佐贺藩蒸汽机车运行的消息传到福冈藩主黑田长薄的耳里，于是他发出了“我藩也能制造蒸汽机车”的伟大号召。类似的话对中国人也非常耳熟，不过中国人认为是极左。于是福冈藩也制造完成了蒸汽机车，可惜的是没有留下详细记载。

这些大炼钢铁大跃进的武士们观察观光丸的蒸汽机运行，认识到了自己巨大的差距，其中一人写到：传统的铁工及器械，是不可能制造实用的蒸汽机。目前的情况，只能暂时先从荷兰购买。

云行丸的蒸汽机是黄铜制造。与其说是工业品，还不如说是艺术品。日本没有精密的铁加工传统，只有使用相对比较好的黄铜铸造技术。但是，黄铜的切削技术也没有，而是靠手工研磨。即使是开一个孔，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有人形容萨摩藩的事业是“无翼者飞翔”，机械制造的基础和金属加工的工艺完全没有。在长崎看到由精密机械加工的，完全没有漏气的“观光丸”的巨大蒸汽机，对他们的认识影响非常大。

越是积极想与西欧作战，积极扩展军备的藩；越是派人频繁出入长崎，与外国人接触，实际观察和操纵外国的坚船利炮；结果就越早觉察到与西方作战的危险。透过眼前看到的西欧巨大的船，精密的机械，强大的火力，他们能够看到背后制造它们的诸产业的协作网络，能很快意识到建设这背后的诸产业协作网络是国民的财富，国力的象征。亲手干过大炼钢铁大跃进的武士们，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而此时的中国人在干什么呢？1862年，长州的高杉晋作，萨摩的五代友厚，佐贺的中牟田仓之助，到上海，时值太平天国之乱末期。发现中国军队还在用传统的武器，于是问带队的将军为什么不用西洋器械。将军回答说，知道西洋器械的威力，但中国更尊崇人的“勇武”。如果对付不了长毛贼，还可以请西方的军队。日本武士认为这些话语说明中国军队已经自认不如西方军队，完全没有与西方作战的想法和勇气。可能这时候就埋下了后来日本入侵中国的种子。日本武士见识到了上海的繁华，但日本坚决不能做上海第二。

由于中国彻底否定了大炼钢铁和大跃进。中国人的思维就颇不相同，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香港的繁华会在旁边画个圈，想做香港第二。当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却还在强调“积极性”，与一百多年前的将军强调“勇武”没有多少区别。读史到此只能感叹造化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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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22

第六节 转折

萨摩藩的自力造舰计划在1855年早早就结束了。自力实现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金，萨摩这样财力雄厚的藩也承担不了，从而转向购买军舰。五代友厚到上海的目的就是购买军舰，此时的上海是亚洲最繁华的城市，日本只是化外之地，购买西洋船只和武器往往需要到上海。

1862年武士们的上海之行使他们民族主义高扬。长州的高杉晋作与伊藤博文、久坂玄瑞、井上馨等人弑血为盟，要刺杀在横滨的英国公使。在计划执行寸前，消息泄漏，被长州藩主阻止。但随后不久他们火烧了建设中的英国公使馆。萨摩武士则砍杀了英国商人，后称“生麦事件”。他们是日本的义和团。

1863年8月，7艘英国军舰开进鹿儿岛湾，因生麦事件向萨摩藩讨说法。谈判破裂，开始炮战。以日本最强藩自负的萨摩，从1840年代开始发展的军事工业的成果，能否对抗西欧最强的舰队，这是绝好的检验机会。战斗以英国方面压倒的优势展开，两日间的炮战，萨摩藩的炮台基本被摧毁，鹿儿岛市街被烧，所有的三艘蒸汽船全部被击沉。但萨摩藩的大炮也击中了英国的旗舰，舰长等8人战死，也表现了英勇善战。

这萨英战争的结果对五代友厚非常不名誉。这些蒸汽船是他从上海买来，并和同僚松木弘安一起指挥。松木弘安曾在长崎海军传习所学习，是萨摩海军的希望之星。战争失利，藩内有人主张要斩此二人。二人只好潜伏起来，在潜伏地五代友厚给藩指导部写上申书。藩指导部接收了这上申书。在这种情况下，说明藩指导部开始认真检讨攘夷的方向。

五代友厚在上申书中一开始就提到西欧强国把亚洲的其它国家变成从属国。这开始的调子与12年前萨摩武士横山安容在《水蒸船说略》中的跋文相似。但接下来，横山安容写到“我们已经能制造大炮了”，口气是何等豪迈。12年后，五代友厚接下去写到“现在应该怎么办？”。

12年间，武士们无翼者飞翔，热衷于尝试制造大炮和蒸汽机蒸汽船，而现实与西欧作战，使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五代友厚认识到敌我巨大的力量差距，不知道世界就没有战力，现在这样盲目的攘夷能够避免印度和中国的覆辙吗？五代友厚提出先富国，然后强兵。武士们开始的种种事业往往因为资金不足而受到阻碍，这是他从现实中得到的结论。

明治后的“富国强兵”口号，就是在这时期形成的。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五代友厚还提出了富国的具体计划：先向上海卖米，获得的利润购买制糖机械，对西南硫球群岛生产的黑糖精制，获得的利润再购买农业机械和蒸汽驱动的水泵，用这些农业装置开垦新田，购买纺织生丝和棉花的机械，开掘金银铜铁矿山的机械，开展生丝贸易等等。难能可贵的是五代友厚还有具体的数值计算。五代友厚已经来到近代工业的门口。

萨摩藩干部们接受了五代友厚的主张，萨摩藩的方针发生很大转变。萨摩藩的新方针由三部分组成：一、先暂时放弃攘夷，而转向倒幕统一日本，集合全日本的力量才可能攘夷；二、法国与幕府关系紧密，尝试与法国对抗的英国接近。萨英战争中，萨摩表现英勇，英国也愿意交这朋友，不打不相识？！三、向西方学习压倒优势的军事、机械、化学、医学，派遣留学生。由五代友厚和松木弘安领队派遣16人留学生到英国，最后15人成行，其中一人是寺岛宗则。英语好的松木弘安负责对英国的外交。

方向转换，不仅是萨摩藩。与萨摩藩同样强硬攘夷的长州也逐步发生了转换，火烧英国公使馆后，先是派遣了伊藤博文、井上馨、井上胜、山尾庸三、远藤谨助等到英国留学。1863年5月10日，攘夷決行的期限日，留守长州的久坂玄瑞等人开始在马关无差别轰击通过关门海峡的外国商船。这马关也就是甲午战争后签定《马关条约》的地方。1864年8月，英法美荷4国军舰17艘，兵员5000人马关集结。在英国留学的伊藤博文、井上馨得到联合舰队报复长州的消息后紧急回国斡旋回避战争未果。8月5日战斗开始，联合军登陆。高杉晋作率领的不问身份的奇兵队拼死抵抗，其中有后来指挥甲午战争的山县有朋。由于力量相差悬殊，3日后长州炮台被占领。之后，高杉晋作与联合舰队进行和平交涉，伊藤博文做翻译，达成和平协议，关门海峡自由航行，给过往船只提供食品、水等补给，撤去马关炮台等，赔款则由幕府侧承担。

积极扩展军备，准备与西方战斗的佐贺藩，也进行了方针转化，佐野常民、石丸安世等人也被派遣到西方。其后经过一连的曲折，萨摩、长州、佐贺实现了联合，成为倒幕的主力。维新后，这些曾经大炼钢铁、曾经干过义和团的武士们掌握了日本的政权，推进日本的近代化。

现代发展中国家派遣留学生往往导致头脑流失，而这时期派遣的武士留学生基本都回到日本。他们感受到西方列强强烈的冲击，他们观察理解西方社会，想在日本复制西方的现代文明。这时期他们在西方所见所闻对后来的日本影响非常巨大。

西方首先给武士留学生们压倒的印象是“公平”“平等”，留学中的五代友厚给萨摩藩家老桂久午的一封信中写到，一般欧洲国家“国政公平，贵贱不问”。与以严格等级身份为基础的日本幕藩制度形成鲜明对照。作为地位尊贵的武士，看到的是平等。而中国知识分子到西方看到的却是“尊重知识分子，拉大差距”。我想这其中的差别在于，武士们曾经大炼钢铁，在大炼钢铁的过程中已经体会到现代社会需要不同职业的人平等协作，孕育了武士自我革命的种子。

武士留学生们观察到支撑西方富强的是产业和交易。五代友厚给桂久午的另一封信中写到“产业是开动各种机器，随意制作万物，是财富的基础”。他们已经理解到产业是机器制生产，于是工业化是明治维新政府的基轴。长期受市场经济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到西方看到的是交易，交易的过程能增进彼此的效用，使财富最大化，交易是财富的基础，所以在中国积极推进市场交易。这之间的差别还是武士们曾经大炼钢铁，亲手制造过机器。尤其在义和团式的反抗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了钢铁机器的威力。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参加大炼钢铁和义和团，还对他们的抗争冷嘲热讽。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市场中的消费者，只体验到交易带来的快感。

武士留学生们到西方留学，不仅仅被西方文明冲击。由于当时船舶性能低下，从日本出发的船，需要在上海加煤，再到香港加煤，再到新加坡加煤，再到孟买加煤，就这样一路之上不断停留西向。他们能够看到这些殖民地的繁华，但日本坚决不能做殖民地。他们观察到了西欧主导的工业化与殖民地化之间的必然关系。他们确信工业化必须接受西洋人的全面技术援助，但同时也确信西洋人直接投资的工业化会导致殖民地化的危险。

明治维新后，五代友厚和伊藤博文联手拒绝了美国领事提出的神户——京都间的铁道建设申请。1867年，五代友厚曾经率领萨摩藩代表团到法国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受到法国方面的照顾。1868年，法国方面向五代友厚提出修建神户——大阪间的电信事业。五代友厚以已经官营了为由，冷冷拒绝了。武士留学生们一路之上刻骨铭心的记忆，使明治政府对外国直接投资保持高度警惕，对外国人个人投资也非常警戒，后文会有事例讲述。

彻底限制外资，使日本免除了“低开发的开发”。所谓的“低开发的开发”是：中心是依靠外国资本的资本主义部门，外围是传统的经济部门。这两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外围向中心提供劳动力，中心向外围提供工钱。这种经济模式，是同时期中国，现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状态。

同样是看到殖民地的繁华，中国知识分子的口号却是“中国应该做三百年的殖民地”，还会画个圈，以招商引资为荣。于是现代中国又走上了“低开发的开发”的道路。看起来在高速增长，实际所得却在下降，因为资源大量流失。我想这还是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经历过大炼钢铁，看不到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想象不到自己也是人，别人能做自己也能做，自己也能够自力更生。

成せば成る(如果做就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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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24

第三章 洋跃进和政治体制改革及其失败

第一节 维新和不安

明治维新并不是充满诗情画意，温馨的光荣革命，也是充满血与火。1867年底，最后的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归还给天皇，即所谓的“大政奉还”，幕府的统治在形式上终结了。

促成萨摩和长州结盟的坂本龙马，也想让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加入到新政府，结果被暗杀。坂本龙马被暗杀，至今是个迷，各方都有动机和可能。前不久NHK对此放了个专题节目，节目中间由观众投票是谁暗杀了坂本龙马。结果多数的人认为是萨长联盟干的。坂本龙马死后，萨摩、长州、佐贺（肥前）、土佐等反幕联盟积极向首都京都增兵，想挑起内战。1868年初，内战爆发，史称“戊辰战争”。在京都和大阪间的鸟羽、伏见，人多势众，但装备远落后于时代的幕府军，抵挡不了新式装备的萨长土肥组成的新政府军，刀的时代结束了。德川庆喜只身从海路逃往江户。“刀的时代结束了”是日本反映这时期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台词。日本人经过战争，意识到靠人“勇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人虽然也经历过近代战争，但只是底层的群氓，精英阶层却没有。战争失败，中国精英阶层总结出的结论是不够勇武或者制度不好，现在则强调积极性不够，要进一步改革体制提高积极性，幻想用血肉之躯对抗钢铁。

其后虽然经历了不流血的江户开城，但也有惨烈的会津之战。幕末会津藩承担守卫京都的任务，与其爪牙“新选组”严酷镇压长州等藩的尊攘派志士。作为报复，前面介绍的与伊藤博文等人弑血为盟，留守长州炮击西方商船的久坂玄瑞带队进入京都发动了禁门之变，结果失败，久坂玄瑞自杀。现在风水转了，长州当然不会放过会津。1868年的9、10月间，新政府军围攻会津的首府若松城月余，伤亡惨重。若松城陷落后，新政府军为了报复，不给会津伤者治疗任其死去，死者不给掩埋，私自掩埋者要受到处罚，任由乌鸦野狗啄食。萨摩、长州的藩兵在若松城下掠夺、強奸、虐杀无恶不作，以长州藩兵为甚。这野蛮行径，被萨长友军的土佐藩士兵在日记里记载了下来。从中似乎可以窃见将来日本军队的野蛮。

这场战争的影响一直到今天。1986年，长州藩城下町的萩市，“已经经过120年了”为由，想与会津若松市和解缔结友好都市。会津若松市则以“才经过120年”为由拒绝。即使现在，会津若松市民所说的“战争”一词，不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指会津战争。

会津战败后，残余的幕府军退往北海道。此时的幕府军完全进行了政治改革，导入了美国的政治制度。领导人公推公选，民主自由，无计名投票。但先进的政治制度依然无法对抗先进的钢铁武器，也无法鼓起不自由勿宁死的勇气。1869年6月，最终民主选择了无条件投降，历时1年5个月的内战结束。

就在会津还在激战时，明治天皇和由反幕联盟指导者、宫廷的公卿们所组成的新政府搬迁到江户，江户改名为东京，此后东京成为日本的首都。京都周围的旧势力，与天皇和公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迁都的目的，就是把天皇从旧势力的包围中分隔开来。江户则是幕府的老巢，改革起来不会手软。

1869年1月，内战还在进行中，萨摩、长州、佐贺（肥前）、土佐的藩主们就联名向天皇上奏，提出“版(土地)籍(人民)奉还”，把自己藩的土地和人民还给天皇。这很好理解，这四藩在做姿态，进行这场内战，不是谋求本藩的私利，自己把土地和人民都献出来了，以寻求其它藩的支持。版籍奉还虽然是自愿，但形势比人强，不管愿意不愿意，形成了“版籍奉还”运动。同年5月，所有的藩都“自愿”提出了版籍奉还申请，其实不敢不“自愿”，长州的山县有朋已经放出话来，如不“自愿”，他就提兵去打。内战一结束，天皇就毫不客气的接受了这些版籍奉还的“自愿”申请，然后反过来任命这些旧藩主为知藩事，一切照旧，换汤不换药。但在名义上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统一了日本。虽然新政府当面所能直接管辖的只是所接收的幕府和敌对藩的土地。

作为对比，中国一直以来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近代没有发展起来，于是这句话就罪大恶极，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没有私人产权，人格不独立云云。一看日本反封建，中国也跟着反，但实际的方向完全相反。

明治政府的基础并不牢固。这场政治革命的领导者是武士，他们感受到外界西方舰队的压力，想与西方作战，在尝试了各种抗争手段后，他们体会到只有团结一致建立中央集权才能与西方武力对抗，于是自觉的参加到维新统一日本的过程中去。这是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但对于统一之后的日本，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形态，他们并没有考虑过。绝大多数武士没有预感到这场革命最终是革自己的命。

废除封建，建立西欧型的近代国家只是幕末留学欧美的年青武士和极少数看清世界形势领导者的主张。留学欧美的青年武士进入明治政府中枢，并不是得到其他大多数武士信任拥护的结果，而是新政府受到西方无数外交压力。因为外交的要求，需要多少会讲一些外语的官员，于是不得不大量使用曾经留学欧美的人。少数维新推进者实际与多数武士利益相背离，逐步引发了不安。

这不安很早就显露出来。内战结束不久的1869年12月，长州的大村益次郎被武士暗杀。大村益次郎是在内战中指挥新政府军一系列战役的军事天才，新政府兵部省的中心人物，日本陆军的实际创始人。有名的“靖国神社”就是他提议建立的，纪念这次内战中朝廷方面的战死者，开始叫“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为现名。靖国神社前的铜像就是他。熟悉近代战争的大村，认为传统只会耍刀的武士，即使在军事方面也对日本无用。于是创建了以征兵制为基础的国民军，普通农民也可以参加军队。这动摇了武士的特权，招致武士的反感，于是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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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26

第二节 全盘西化洋跃进

这些曾经留学西方的年青武士，把握政权后，急切想把西方所见所闻的一切搬到日本。一本记载大阪府1868-1879年事业的小册子，修史馆的文书题为《工业》。大阪是日本江户时代的经济中心，并且是幕府直辖市，维新后被新政府直接管辖命名为“大阪府”。直到1871年，日本依然延续封建时代的藩国体制，新政府并不能直接管理藩国。因此，作为旧经济中心的大阪，是检讨新政府工业化政策的绝好场所。

最早记述的项目是劝业场的前身，明治元年（1668）11月设置救恤场。救恤场是紧急救援贫困到明天的饭都没有着落的人的场所。办了1年时间。明治三年5月再开，延续到次年4月。这反映了新政府下大阪的贫困，内战后更加经济困难。幕府时代的大阪是日本最富裕的地区，显示连大阪都十分贫困的另一份资料是弃儿记录。父母无力抚养刚出生的婴儿，往往乘深夜将婴儿放置在他人屋檐下，盼望好心人能收养。大阪府厅的“市务课”和“郡务课”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寻访这些收养弃婴的好心人，给弃婴登记户口。全部留下了数百人的弃婴记录。这一大厚本的弃婴记录，反映了当年日本非常贫困。

为什么《工业》里记载救助穷人的救恤场，救恤场跟工业什么关系？五代友厚在西欧看到，贫院里养者穷人，不是简单的施舍穷人，而是连囚犯都给“工作”，要他们能够生活自立。于是五代友厚回到日本如是照搬，先设置救恤场，后改称大贫院，再改成授产所，最后变成劝业场。《工业》里最先记述的从救恤场到劝业场，反映了与贫困搏斗的过程。

下一条记录出现在1870年，在东横堀川上架设铁制的高鹿桥。花费了大阪府的税金17549两。记录的第二年架设的比此铁桥长3倍的木制天满桥，才花费了4934两。因为采用的是先进铁结构，1/3的长度却花费了3倍半的税金，不能说是经济的选择。与前面贫困的记录比照，就会发现当时的行政离日本的现实非常远。

更加对比强烈的是1871年的记事。为了解决幕末货币混乱的问题，因为封建时代各藩都可以自己发行货币，政府紧急从香港造币局购买设备，甚至建筑本身，移设到大阪建立造币寮。购买和建设过程由五代友厚操办(不知道他从中拿了多少黑钱)。由于造币寮需要用瓦斯炉熔化金属。于是利用瓦斯炉剩余的能力点亮造币寮周围设置的65座瓦斯灯，夜晚把造币寮照亮成白昼。西洋式建筑、3座烟囱、令人目眩的灯火，成为当时一景。不知道是否是“西洋景”一词的由来。

更加离谱的是1872年，在大阪街道上设置了1475座玻璃灯台，照亮市街。大概相当于今天中国各地搞的“亮起来”工程。不过，当时没有电力，只有靠石油灯，设置和维护的费用非常高。对照前面的弃婴和救恤场，大量的贫民需要救助，而政府却把大量的税金投到铁桥、瓦斯灯、亮起来等华而不实的工程上。看到此情此景，会是什么感觉？明治政府专制腐败？没有民主自由，权利没有制约？不关心民众疾苦？

这些把持政权的当年幕末留学生，当年离开日本向西进发，沿途的西欧文明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西方舰队和商船根据地的上海，船和船的灯火交相辉映，使他们心底震撼。继续西进到达香港，美丽的灯火如“夏天的萤火虫”，夺去了他们的心神。虽然日本坚决不能做上海第二，但却想在日本复制上海的繁华。再不断西进，乘火车越过苏伊士峡谷，此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他们记载了初次乘坐火车难以名状的感觉。穿过地中海到达西欧，看到超乎想象的巨大石造建筑群、铁制桥梁和结构组成的西欧街道，而此前他们只知道木制的日本街道。沿途所见到的一切把他们压倒。

感觉上，这些建设新大阪的年青官僚，是根据他们留学时的沿路体验，顺次照搬推进他们的工业化过程。《工业》里下面的记事是，1871年投资5万余元建设巨大石造的新大阪府厅。1874年，建设神户——大阪的铁道。此外，在建设造币寮活跃的五代友厚，同时还主持了大阪港近代化工程。热衷于现代化的另一面，是五代友厚与在神户的伊藤博文联手阻止了外国人建设铁道和电信的计划。这也是与留学的记忆相关，他们观察到，只有靠本国资本建设铁路和电信才能避免殖民地被支配的地位。

明治初期，推进工业化的人，大隈重信是唯一的例外，都是西欧文明的实见者。他们只是凭着朴素的热情，也可以说幼稚，把西欧给他们带来冲击的东西，顺次移植照搬到日本。并没有对工业化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照搬的这些东西还游离了贫穷的日本当面迫切需要的现实。全盘西化洋跃进很快就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

这是大阪一地的记录。作为新政府全面推进工业化的工部省，也是一样游离于贫穷日本现实之外，一气照搬西方的工业化。工部省是1870年设立，伊藤博文任初代工部卿，1885年撤消，存在仅15年时间。工部省推进的事业，多数赤字没有效益。工部省的事业，超过一半是从幕府和雄藩继承下来的，主要就是那些大炼钢铁时代所遗留的造船、造炮、造枪事业。新政府成立后立即决定上马的铁道、电信、灯台等项目，工部省成立后也被继承。工部省成立后独自开始的事业是工学寮（工部大学校）和釜石制铁所。

经费支出约一半是铁道和电信，矿山次之。矿山投入的重点是能对外支付的金银矿山。其它作为产业粮食的金属矿山不受重视。投入煤矿也主要不是作为产业的能源，而是作为出口对外支付的手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工部省几乎没有任何投入，工部省解散后得到大发展，后成为重要出口和支付手段的却是铜矿。这还不算，唯一作为产业材料强调的矿山业是釜石制铁所，却成为工部省最大的失败。看样子市场经济真的法力无边，照到哪里哪里亮，政府管到哪里哪里黑。

即便是投资相对比较成功的铁道和电信，到工部省废除的1885年，总共只修了东京——横滨、神户——大津、敦贺——大垣、高崎——横川4个分断的运营区间，总长只有230km。统计显示，1870——1876年，支出的铁道经费988万元，占工部省同期总支出2467万元的40%强，而当时单年度的政府收入只有约2000万元。而仅仅修建了100km的铁路。看样子政府的效率就是低。

政府效率低还体现在那些日本官僚没有一点开放的心态。1867年，幕府倒台前为了寻求美国的支持，答应由美国修建神户——京都间的铁路。维新后，美国跟伊藤博文等人交涉，要求能兑现原来达成的协议，结果伊藤博文等人回答“原来交涉的政府已经不存在了”为由拒绝。英国看到有机可乘，提出由英国修建新桥——横滨的铁路，英国免费建好后由英国经营，或者由日本政府收购也可以。那些日本官僚没有一点经济头脑，坚持要自己修，不懂技术就聘请英国的技术人员好了。那位只见过模型小火车的佐贺藩的大隈重信，为了省钱，一拍脑袋，把日本的铁路修成窄轨的。酿成大错，窄轨铁道的运输效率远不能与标准轨相比，虽然能便宜20%。这影响持续到现在，于是新干线不得不彻底甩开原有的线路。自力修铁路的结果，不断的试行错误，费用不断攀升。日本地形复杂，需要大量修建桥梁和开凿隧道。外国技术者又不能照顾日本国情，修建费用猛涨。修建铁路所需要的铁轨、车辆等日本还不能生产，需要大量从外国进口，使外贸收支恶化。还是同时期中国比较好，不修铁路，即使修，也积极利用外资，经济效益好，增长快。

工部省推进这些近代事业，还聘请了大量的外国人。《工部省沿革报告》里累计记录了775人雇佣的外国人名单，其中铁道是253名。名单里面除了技术者外，还有船员、机械工、操作工、司机等。不光建设依靠外国人，运营维护也依靠外国人。铁道经费里，雇佣外国人的费用竟然占了10%。于是就有人疑问了，这到底是不是日本的铁道？如果日本人不能独立做，那么这样的事业就没有推进日本产业的能力。幸好，或者说不幸，看站在什么角度说了。这样的情况没有持续多久，所有雇用的外国人被一扫而光。

在大炼钢铁时代，受封建藩国的财政限制，很多事业进行不了半途而废。现在日本统一了，财力雄厚了，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那些维新官僚，不顾日本的国情，盲目洋跃进全盘西化。并且凡事都想自己动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不讲比较优势，全球高效率配置资源。推进的大量事业没有经济效益，赤字严重，一步步把日本经济，连同明治政府及武士阶层拖入深渊。同时，那些维新官僚的私德也不好，明治中后期把持政府的是长州人，后被人称为“腐败的长州官僚”。核心人物是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此二人轮流做首相，一个好色，一个爱财，被传为美谈。甲午战争就是此二人干的，其时伊藤博文是首相，山县有朋是前线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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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27

第三节 洋跃进和政治改革

内战结束，版籍奉还，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日本。新政府只能直接控制1/4强的土地和税收。为了使日本团结成“一个国家”，还要大力推进“富国”的大量事业，都需要大量的支出。现实中这些“富国”事业还大量赔钱，实际是贫国项目。此外，由于内战，政府和各地方大名都借了很多钱，非常疲惫不堪。新政府是在财政状况非常糟糕的情况下出发的。

为了缓解财政困难，新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增发纸币，结果导致急剧的通货膨胀和纸币信用低下。政府不得不转向从直属的1/4领地增收地租，招致农民的反乱。那些直接担当的知事招到了猛烈批判，日本人奴性很重，不敢直接批判始作蛹的天皇。当然，也不是天皇，而是那些躲在天皇背后挟天子令诸侯，所谓维新的家伙。

增税不成又生一策，强制推行“废藩置县”，旧藩主名下残留的全国3/4的土地，干脆成为政府的直辖地。现在真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这改革没有招到很大的抵抗，给旧藩主们以优厚的补偿，并把他们作为帝国的贵族——“华族”。本来那些藩国财政一直困难，把藩主们搞得焦头烂额，现在正好图清静省事，还有一大笔补偿，何乐不为？！

财政困难的中央政府通过“废藩置县”，终于可以从全国征税了，可以缓解财政困难了。结果却是捡到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反而招致了更大的财政困难。武士们的俸禄也就是工资本来由旧藩主支付，这下全转到由中央政府支付了。支付武士的工资竟然占到政府收入的80%。

本来想解脱困境，反而导致更大的困境。这似乎成了日本人的行事逻辑。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解脱深陷中国的困境，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这都是后话了。

为了解决武士俸禄问题。发行秩禄公债，有点类似于俄罗斯的私有化证券。不同的是，俄罗斯是人人都有相等的一份，日本只限于武士，还根据原来俸禄高低额面不同。俄罗斯的私有化证券大致相当于股票，是否有股息看自己的运气了。日本的是债券，政府支付固定的利息。靠这利息，就可以养活武士一家了，于是武士阶级全体转变成食利阶级。政府宣称“到1876年，共花费2亿元，成功变为公债生活者”，武士与政府的关系一刀两断了。

但实际情况呢，所谓的公债发行是指望未来的经济发展，现实却是洋跃进浪费贪污严重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结果导致通货膨胀。利息收入并不能养活武士一家。当然，债券可以用来投资入股或者转让，这与俄罗斯一样。不过，武士除了擅长舞刀外，即不会经商也不会管理也不会种地，这些进入市场的债券如泥牛入海，很快被骗干净。这下不光利息没了，本钱也没有了。但还要生活啊，于是当时的报纸时有这样的报道，某某家老(地位很高的武士)拉黄包车了，某某家老的妻女卖淫了，当然还有自杀的。大量的武士只有上山下乡，到北海道拓荒，或者在乡村做义务教育的教员。武士们以前有钱有闲能读书，文化水平比较高。还可以向小孩子传授剑道，虽然打仗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但可以强身健体。

经济的窘迫，带刀及参军的特权的丧失，武士非常不满。新日本是武士创造的，但却与武士无关。各地不断出现武士的反乱，佐贺之乱、神风连之乱、秋月之乱、萩之乱等等。武士的战刀虽然对付不了现代的钢铁武器，但砍杀一些政府要员还绰绰有余。1877年，明治10年，武士的反抗到达的极点。明治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这位10年前戊辰战争中倒幕军的统帅，维新功高第一的人，率领萨摩武士造反，发动了西南战争。发起创造新日本的是萨摩，反对新日本的还是萨摩。美日合拍的，汤姆克鲁斯主演的《最后的武士》，就是以西乡隆盛和西南战争为原型。电影中的武士使用冷兵器，现实中的西乡隆盛可是用现代化的武器造反。政府方面的代表是大久保利通，也是明治三杰之一，萨摩人，西乡隆盛的同乡，西乡隆盛的挚友。但为了不同的理想，不同的日本拔刀相向。战争的结果，武士造反失败，西乡隆盛自杀。此后，武士们有组织的抵抗结束了，零星的抵抗没有停止。战争次年的5月，大久保利通被武士暗杀，据说死时还怀揣着西乡隆盛写给他的一封信。

“士”创造了新日本，新日本却革了“士”的命，革命反噬了革命者。至此，日本完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扫荡了封建，名实成为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读史到此，面对此情此景，中国人可能会发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感慨。历史往往惊人相似，几乎一样的故事在后来的中国重演，只是结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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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28

第四节 洋跃进的失败

随着内政危机的深化，财政危机不断恶化。不得不影响到洋跃进，于是尝试修改跃进的方向。由于日本陆地山地多，铁道建设困难，成本高，而周围是海。1875年，大藏卿大隈重信提出重视海运，给三菱商会提供补助金，由三菱的商船承担沿海的干线运输。计划中的铁道，除了大阪——京都以外，其它新线连测量工事也都中止冻结。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铁道民营化，1875年6月，九条道孝等27名华族组成的华族组合提出购买东京——横滨的铁路。8月，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与华族组合达成协议，对帝国的贵族，同时是自己的老领导们好商量。便宜处理了，300万元，分7年支付。结果招到被称为日本铁道之父的井上胜等人的强烈反对，计划最终终止。

政府首脑大久保利通认为以工部省为中心，大量雇佣外国人，推进的一系列洋跃进事业，无视日本的风土习俗，超越民间的性情智识，全盘西化的直输入方式，是非常不经济的事，是在贫乏的国家进行浪费。需要修改工业化的路线，提出“人民的工业”的方针。在财政危机深化的1876年12月，大久保利通提出内务省和工部省合并的行政改革方案，准备大幅度缩减官吏，解雇所雇用的外国人。大久保利通直接掌管的内务省也搞了不少洋跃进。大久保利通认识到需要寻找“日本国适度”的殖产兴业道路。

由于财政危机导致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又导致了更严重的财政危机。西南战争需要大量的军费。没钱的政府只好再次大量发行纸币，导致通货膨胀恶化。政府最大的财政收入是当初农地改革时固定的地税，通货膨胀使实际地税减少。虽然导致农民的沉重负担逐年减少，但另一面却是政府实际税收减少，导致了进一步财政恶化。此外，国际收支急速恶化。幕府时代年年还有贸易顺差，维新以来推行的洋跃进使贸易赤字急速上升。国际银价的下落，使贸易赤字雪上加霜。

新政府依靠近代化国民军的力量渡过了最大的政治危机，终于经过10年的动荡稳固下来。1878年5月，大久保利通被暗杀，新政府的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体制垮了大半边。领导的死使政府丧失向心力，将如何克服迫在眉睫的政府破产的危机。

1880年，大久保利通死后主导政府的大隈重信，提出新的经济政策。陆海军的工厂、造币寮（看样子货币的主导权不能丢），金银铜铁的精炼所和铁道电信，继续作为政府的事业经营。其它内务省和工部省所创办的14个模范工厂全部卖掉，民营化。以此避免政府破产。看来市场经济的理论放之四海皆准，政府就是搞不好，民间才有活力。但是，后来日本经济复苏时，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却来自传统的手工业行业，这些民营化的工厂毫无关系，它们依旧没有效益没有活力。

政府的财政危机在继续，1881年大隈重信倒台。经过短时期的佐野常民，1882年松方正义出任大藏卿，也就是所说的松方财政的开始。实行彻底的财政紧缩、贸易收支改善，纸币回收。虽然终止了通货膨胀，但使日本陷入严重的经济紧缩中，人民苦不堪言。松方苛刻的紧缩政策，是挽救日本经济危机的善政，还是人民涂炭的恶政，现在都没有共识。明白的是，很多工部省的事业可能就差最后一口气被终止了，洋跃进终于失败。经济紧缩到1886年跌入谷底后出现了奇迹般的持续经济成长，这变化就象一个垂死的病人突然健步如飞。但是，这奇迹般的恢复，95%是由传统的手工业提供的，而洋跃进所产生的近代工业却贡献甚少。

读史到此，似乎觉得同时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更加英明。修铁路造轮船遭到了严厉的反对，其中不乏游历过西方的人。造轮船“殊为无益”，说制夷，早已议和；说捕盗，已有水师；说运粮，已有沙船。不必糜费。修铁路是“括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将使沿线商民丧失生计会引起暴乱。

这些言论，说明同时代的中国人远见卓识，竟然能够预见到日本洋跃进的下场。凡事交给市场配置，自己不需要做任何事，深得市场经济的精髓。西方近代工业虽然厉害，但在市场的高效率配置下，传统产业是可以和西方近代工业互补的，而不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这样能极大促进经济发展，近来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一点。当时的中国人肯定也看到了随着西方的进入，经济持续增长繁荣。日本走了一通弯路，最后还要回到传统产业发展经济上。可能会有人感慨，当初不走弯路，日本经济会发展的如何如何。

下面的章节，将具体介绍制铁、手工纺织、造船在日本的发展和挫折，及与同时期中国的对比。其中制铁和造船是与甲午战争直结的产业，从中可以窃见中国为什么会战败的原因。通过手工纺织业的对比，就可以知道由市场高效率配置资源的中国传统手工业为什么会高速增长后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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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30

第四章 铁的洋跃进•挫折•更生

第一节 洋跃进

幕末曾经大炼钢铁，出国留学的青年武士维新后凭着激情移植西方的铁路、铁桥、近代化的灯台、近代化的西式建筑和港口。这些都是铁的产物。1871年，维新领导者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率遣欧使节团游历欧美，实见西方文明。他们在《特命全权大使米欧回览实記》中记述了所看到的西方是“铁的世界”。他们想把“木的世界”的日本一气带入“铁的时代”。明治时代的一个口号是“鉄は力なり（铁是力量）”

1874年2月，工部卿伊藤博文提出了铁的国产化计划。在幕末大炼钢铁运动中，东北部的南部藩釜石地区建立了10座大岛型土高炉，临近的仙台藩还有2座，成为日本一大制铁地带，这一地区有资源、人才和技术储备。幕末维新的内战，南部藩与新政府敌对，维新后成为政府直辖地。于是，工部省计划在釜石地区建立近代化的制铁工厂——官营釜石制铁所，来一次洋跃进。釜石还靠海，生产出的铁很容易通过海运，运往其它工部省建立的近代工厂。计划中的官营釜石制铁所占据了地利和人和有利条件。

南部藩土高炉的设计者大岛高任随遣欧使节团游历欧美，并顺路到德国的矿山大学留学，延期回国。对于在釜石地区建设新制铁所，大岛高任提出的方案是分散建立5座日产10吨的小高炉，这是在原来大岛型高炉基础上的发展，原来只有日产1-2吨的水平。此外，用马车铁道的方式给高炉运送矿石和燃料。

聘请的德国专家提出的方案是建设2座日产25吨的大高炉，达到西方先进国家1870年代高炉的水平。不过此时西方制铁业正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使用更大的高炉；然后用转炉和平炉炼钢，精确调整钢中所含碳的比例，形成各种规格的钢；再然后用锻压设备把钢加工成各种型材。但这种技术还没有成熟，移植到日本还很困难。但新高炉的设计还是比日本自己的大岛型高炉有革命性进展。炉高60英尺，是大岛型高炉的3倍高，炉高有利于提高炉温。更重要的变化是回收高炉顶部排出的一氧化碳CO，作为热风炉的燃料，并用蒸汽机向高炉送热风。这是与大岛型高炉决定性的差别。大岛型高炉使用水车驱动木制风箱送冷风。热效率低，单位铁需要的燃料多。炉温低，不容易维持铁的熔融状态，只能连续运行4-5天。运输方面则使用蒸汽机车牵引的正规铁路。所有的一切向西方先进国家看齐。

土法上马乎，洋法跃进乎？作为当时想一气跨入“铁的时代”的政府，对土高炉看不上眼，“只是承袭旧套”，认为大岛型高炉只是工业革命前的木炭高炉。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洋专家一句顶一万句，土专家的意见不受重视，不光中国如此，日本也一样。德国专家的方案被采用。因为木炭便宜，依然因地制宜使用木炭，而不是焦炭。工部省还很有经济头脑。

在釜石靠近海岸较为平坦的铃子地区建设了2座大高炉。还建设了铁的精炼厂和加工铁板和型材的压延工厂。在工厂内修建了24.1km的铁路，算是日本第三条铁路。还修建了港口，向工部省的长崎造船局订购了一艘专用的木制货船小管丸号，1496吨，642马力。日本当时只有木船制造能力。官营釜石制铁所1875年起工，1880年竣工。主要设备从英国进口，总的设备投资237万元，是铁道和电信之后，工部省最大的投资项目。

与官营釜石制铁所平行的，工部省的另一个核心项目是1873年建立工部省大学校。聘请英国人教师，6年学制。1879年底，工部省大学校第一批26名毕业生被派往釜石，他们是日本最早的工学士。同时，工学关系者之间交换信息，和交流感情的日本工学会建立。1881年，工学会的机关志《工学业志》开始出版发行。在人才方面，工部省也考虑得细致周到。现在万事具备，只欠点火了。

几乎在工部省建设釜石制铁所的同时，或者说稍微早一点。1875年，由英国技师指导，蒸汽机、焙烧炉、小型木炭高炉等设备全部进口，民间士族出资设立的中小坂制铁所开始运行。群馬県下仁田町的中小坂地区也是幕末大炼钢铁中形成的一制铁地区。武士因为秩禄处分拿到债券，就轻车熟路投资炼铁了。这是日本第一座近代化的，由蒸汽机驱动热风送风的高炉。是釜石制铁所投产前日本最大的近代制铁工厂。但是，生产的铁价格无法与进口铁竞争，身处内陆还运输不便。日本还没有近代工业基础，先进的洋设备运行维护困难。经营无法维持，于1878年被工部省以4万2千元的价格收购成为官营制铁所。官营后依然运行不顺，赤字严重。运行过程中故障不断，需要不断停炉检修。到1882年4月，累计只生产了250天，仅出铁85吨。中小坂制铁所1885年又转成民营，虽然经营者不断更替，但依然赤字，最后被废弃，这些是后话了。

中小坂制铁所的遭遇，似乎预示着釜石制铁所的未来并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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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30

第二节 挫折

1880年9月10日，官营釜石制铁所第一号高炉点火。9月13日出第一炉铁，3吨。很快达到1日7吨，产量逐步上升。12月9日，制炭所发生火灾，烧掉了15座仓库。15日，木炭见底，第一次作业被迫终止。共运行97天，平均日产15.4吨，达到公称能力的60%。第一次作业暴露出的问题点是木炭制造能力不足，其它都还很成功。

制炭所火灾，中国学者可能会上纲上线法，官办的无法避免低效率和玩忽职守。这是制度之殇，把制炭所承包了，或者私有化问题就解决了。但日本认识不到这一点，认为是制炭能力不足忙中出错造成的。经测算，高炉及其它辅助设施日木炭消耗量应该有45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现有制炭设备满负荷运转，制炭和储炭。将制铁所的制炭用2800町步的山林，扩充到4000町步，1町步大约相当于1公顷。建设新的烧炭设施，并为此在全国范围内招募烧炭夫，移住釜石地区。同时考虑到如果木炭不足，使用焦炭，并新建了12座炼焦炉。比较了高岛煤和三池煤，选择了成绩较好的三池煤作为炼焦原料。

1882年2月28日第二作业开始。此时已经存储了大约3000吨木炭。但是，按照日消费45吨计算，伐木、运输、烧炭需要的劳动力大约2000人。但此时制炭所总共只有426人，其中烧炭夫总共只有68人，全国规模的烧炭夫移住计划显然没有实现。增强木炭生产能力的另外办法是简化工艺，降低质量，却可以获得2倍的生产能力。时值日本经济危机的顶点，松方紧缩财政使制铁厂也必须厉行节约。增设新的制木炭和炼焦的设施成为不可能。第二作业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开始，很可能是想避免被民营化。日本财政已经很难继续维持只见投入不见产出的项目。

看起来，没有市场经济传统的日本人还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的巨大威力。如果采用市场经济模式，制炭所民营化，或者完全不建立什么制炭所，完全从市场上买。需求扩大，会导致木炭价格上涨，会使更多的私人觉得有利可图投资制炭行业，使制炭能力急速扩张，最后使木炭价格下降。市场经济能极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计划经济只能导致短缺，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下面我们将看到，计划经济是如何导致釜石制铁所覆没的。

第二作业开始还比较顺利，3月10日达到日出铁32吨，超过了设计指标，表现相当好。但是，由于储备的木炭日见减少，开始使用简化工艺生产的木炭。简化工艺生产的木炭逐步暴露出问题，硬度不足还没有到达炉底时就碎裂了，导致通风不足，使炉底不能维持很高的温度。炉底温度下降不仅保障不了出铁质量，还发生凝固现象。简化工艺后的制炭能力依旧不足，使存储的木炭不断减少。最后决定使用焦炭。使用焦炭的结果，使出铁能力进一步下降，凝固倾向越来越严重。终于在9月12日，凝固块阻塞了出口，导致不能出铁，第二次作业被迫终止，总共作业196天，生产生铁4313吨。

工部省派遣伊藤弥次郎调查原因。伊藤弥次郎调查的结果是：矿山的铁矿石储量只有3万吨。4000町步的木炭山林只够2年作业使用。在釜石建立制铁所是不合理的。工部省12月18日作出废山决定。1883年2月16日矿山关闭。一个壮大的事业就这么悄无声息的结束了。

釜石制铁所基本完好。一座高炉出故障，但可以修复。另一座高炉则一次都没有使用过。精炼厂只试生产了411kg的精铁。压延、锻造设备完全没有使用是全新的。对于贫穷的农业国，极端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投下了237万元的巨资后就这么白白放弃了。很难说是对国民负责。

釜石制铁所失败所造成的损失远不止如此。工部省的赤羽工作分局，计划用国产铁制造日本最初的国产洋式纺织机。大阪炮兵工厂，准备使用釜石铁作为“军器素材”。计划中的敦贺——长滨间的铁道准备用釜石生产的铁轨。工部省的长崎造船局计划用国产铁制造铁船，试生产的411kg精铁就是为长崎造船局准备的。此时世界造船技术正从铁船向钢船转移，可以向日本输出铁船制造技术。由于釜石制铁所失败，使铁船技术转移耽误了近10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长崎造船局高质量建造的釜石制铁所专用的木制运输船小管丸，却是在矿山关闭后才建成。当然，即使釜石制铁所能正常运行，这些相关产品的性能和质量能否被市场接受也是很令人怀疑。事实上，即便使用物美价廉的进口铁，它们也毫无市场竞争力，日本的近代工业基础毕竟和西方相差甚远。

近来有研究表明，釜石制铁所失败不是技术原因，而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工部省派遣伊藤弥次郎调查团实际是与第二次作业同时进行的，只调查了正开采的两个矿地表部分。第二次作业向高炉投放了劣质燃料，甚至直接投放了煤！铁矿石和石灰石也没有经过预热焙烧就直接投入高炉，最后导致凝固堵塞出铁口。直接操作高炉的是聘请的经验丰富的外国技师，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么做的结果。可信的解释是他奉命而为，巧合的是第二次作业前，工厂的负责人被更换。与其高炉赤字运行，还不如造成一个物理损坏。在第二次作业前，釜石制铁所的命运已经被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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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30

第三节 善后处理

釜石制铁所关闭之后，其20余公里的铁路连同铁轨和车辆一起被处理给了五代友厚，成为阪堺
铁道（现南海电气铁道），这是日本最古老的私铁，其它前面的所谓私铁是半官半民性质。
五代友厚很早就退官从商，成为大阪工商界的中心人物。参与设立了大阪股票交易所（现大阪证券交易所）、大阪商法会议所（现大阪商工会议所、初代会长为五代友厚）、大阪商业讲习所（现大阪市立大学、天王寺商业高等学校）、大阪制铜、关西贸易社、共同运输、神戸栈桥、大阪商船、
  阪 堺  
铁道等。现在大阪证券交易所门前还立着他的铜像。五代友厚亦官亦商，被称为政商。

大藏卿松方正义是萨摩出身，处理给同是萨摩出身的五代友厚顺理成章。更早一点的是导致原大藏卿大隈重信倒台的北海道官有物民营化事件。1881年，萨摩出身的北海道开拓使黒田清隆，把价值1400万元的北海道官有设施设备，以38万元的低价，还分30年无利息支付，处理给五代友厚经营的关西贸易社。这事件导致世论、尤其是当时风起云涌的“自由民权”运动的批判。这与当代中国颇不相同，当代中国的世论和民主自由派迫切希望能瓜分国家财产，还立法保护瓜分到的不义之财。前面说过了，“民主自由民权法制”等近代词汇是日本创造的，中国逆输入望文生义使用了，其内涵与日本原词完全是反的。

政府内部大隈重信等人也对此批判。7月民营化计划被报纸披露，怀疑是大隈重信泄露的消息，一时舆论大哗。在此之前，大隈重信操办了类似的三菱民营化事件。佐贺出身的大隈重信勾结土佐背景的三菱，对抗萨摩。大隈重信也想借助民间的“自由民权”运动制衡萨长藩阀的力量。事件的结果，天皇做最终裁决，同情“自由民权”的大隈重信倒台，也被称做明治14年政变。作为抚慰，北海道官有物民营化也被中止。

釜石制铁所剩余的木炭和铁则处理给了另一个政商田中长兵卫。田中长兵卫幕末经营商号为“铁屋”的五金店。因为经常与萨摩做生意，维新后萨摩得道，他也跟着升天了，成为“官省御用达商人”，跟陆•海军商业往来密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日本维新官僚，借搞洋务发洋财，由此可见一斑。这是制度之殇，不搞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如果当初釜石制铁所的制炭所民营化实行市场经济，釜石制铁所会失败吗？再进一步，如果不计划设立釜石制铁所，完全按照市场规律使用物美价廉的进口铁不是更有经济效益？更进一步，如果不计划自己造船修铁路造纺织机，比较优势直接使用物美价廉的进口货岂不更有效益？没有市场经济传统的日本体会不到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忙了一圈后又回到原点，丧失了发展的宝贵机遇。实际上不止退回到原点，而是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倒退。洋跃进的结果非但没有发展生产力，还使政府的财政破产。后文还将论述，松方紧缩财政还导致传统产业受到很大打击，一下使日本经济倒退了数十年。

同时期的中国不炼钢铁不造船不修铁路不造纺织机，市场经济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迅速。就在当时，即便已经开港，关税不足5%，是世界最低关税，西方依然没有能力与中国自由贸易，西方输往中国的主要还是鸦片，体现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制度优越。当然，有些所谓的洋务派搞洋务，但只是个人行为，不是国家计划，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非常小。当代中国人痛批洋务派不尊重市场规律，可以想象当时的中国人也是如此猛烈批判洋务派。洋务派虽然不尊重市场规律搞洋务，但还是尊重市场。比如，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钢铁质量差，价格当然就上不去。光绪二十年，汉阳铁厂的钢铁上市。当时进口钢铁每吨售价30余两白银，汉阳厂的产品每吨23两白银都无人问津。”张之洞也得尊重市场，是市场中平等竞争的主体，不能强买强卖。日本就不一样了，大阪炮兵工厂留下的记录：釜石铁非常顽硬，不适合机械加工，即便是用作很少加工的部件，100磅重的价格2元30钱，而进口铁只有1元左右。

尊重市场的中国和不尊重市场的日本，其后的发展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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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32

第四节 失败的原因

官营釜石制铁所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人会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制度问题。当代中国学者评论汉阳制铁所失败时义正词严指出：指导思想错误，技术失误，制度之殇，不尊重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了，读了市场经济的葵花宝典，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了。我们读武侠小说就知道这分析方法了，人可以开山辟石，刀枪不入，神乎其神，如果修炼了《葵花宝典》。我想这大概是中国的游侠很早就边缘化了，知识分子根本不知道游侠有什么能力，于是凭想象，乐得把文章写的漂亮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反正自己又不修炼。

日本学者就不一样，耍刀的武士出身，知道人力的界限，无论怎么修炼先进的葵花宝典，无论怎么调动积极性苦练内功，都是克服不了的。釜石制铁所的大高炉的木炭消费量已经远超过当地自然经济所能提供木炭的限度。当初工部省调查出的木炭价格低，是基于当地自然经济条件。人们在农闲之余烧炭卖点零花钱。传统制铁业的木炭消费不多，经过长时间市场经济高效率配置资源，木炭形成了比较合理的价格。

现代高炉制铁法，是从16、17世纪英国的水车送冷风的木炭高炉开始，一般设立在森林和河流边。随着产量扩大，森林资源枯竭，尝试使用煤为燃料。由于煤中硫黄含量高，使生产的铁较脆。于是用干留的办法除去煤中的硫黄成为焦炭。为了除去焦炭中残留的硫黄，通过蒸汽机送热风提高炉体的温度。这就形成了现代的焦炭高炉制铁法。在这技术演进过程中，高炉不断大型化，生产能力急剧扩大。如果这样的高炉继续使用木炭，会使木炭的消费速度巨大。从工部省的高炉作业情况看，如果一年运行300天，一座高炉需要消耗1万吨以上的木炭。

这么巨大的木炭消费量，远超过当地的供应能力，不可能依靠当地的自然经济基础。当地人口稀少，即便他们修炼了市场经济的葵花宝典，苦炼内功，积极性高涨，也没有那么大的产出能力，导致木炭价格飞涨。高涨的木炭也吸引不了外地的木炭，因为当时运输技术能力的限制，涨的价格还不够支付运费。只能设置独自的制炭所。需要砍伐、运输、储存巨大的树木，要知道当时只能靠人力和畜力。全国规模的调动烧炭工烧炭。这些相关的土木工事费用，人员的移住费用，住房和相关生活设备的费用，这些费用都是原来自然经济条件下所没有的。砍伐下的多是巨木，烧炭却要求用较细的，于是还需要把巨木分解，花工费时，要知道当时只能靠手工。职业伐木和烧炭工还需要支付较高的工资，这与自然经济不同。这一切导致木炭成本急剧上升。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野吕景义十几年后现地调查的结果，木炭价格约为1吨4元，测算的釜石制铁所开业时的木炭价格是1吨/13元。由于成本高，1882年6月釜石铁的平均市场价格为31.2元，同期外国进口铁的平均价格为27.5元。这样还有巨大的赤字，这是导致政府放弃的直接原因。

铁矿石的开采运输也是一样，虽然有铁路，但矿山到车站都需要靠手工和畜力搬运，一天很难达到15、6吨，而高炉日消费量40吨。此外，冬季大雪封山，有3个月不能作业。铁路和高炉所使用的先进的蒸汽机很难使用维护，因为当地没有近代工业基础。

当然，这一切都是可以克服的。但需要政府继续投入，使采矿、采伐、运输等近代化，而不是靠传统的人力畜力。但此时是经济危机的顶点，松方紧缩财政使政府已经拿不出钱了，这制铁所的规模已经超出了政府预算的限度。工部省高炉的早期失败，不幸中的万幸，避免了周围山林的破坏。

此外，釜石铁是针对机械加工的，而此时日本近代工业刚处于起步阶段，消费能力很弱。釜石铁的质量离机械加工还有距离，工部省的赤羽工作分局和大阪炮兵工厂都反映釜石铁硬，很难用机械加工。质量差则反映了当时日本人才和技术储备不足。

总之，官营釜石制铁诞生过早了，远超过了它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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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33

第五节 土高炉再出发

“官省御用达商人”田中长兵卫低价收购的釜石制铁所剩余的木炭和铁，本想运到东京销售，结果一算运费，亏了。他的女婿横山久太郎提议在这里设置小高炉，用剩余的木炭和矿石炼铁，然后再卖铁的方案。

1884年，先在工部省大高炉所在的靠海的铃子地区建了两座小高炉。然后在山区的大桥又建了两座。大桥是幕末第一座大岛高炉建设的地方。这些小高炉日产大约4吨铁，使用水车动力送冷风，马车铁道运送矿石燃料。洋跃进之后又一气退回了旧时代，大岛高任的方案经过曲折的道路又复活了。

在矿区分散设置小高炉，就近利用森林和水利资源，减轻了运输的压力，用水车和马车取代蒸汽机则与当时周围的近代工业基础相适应。更重要的是，小高炉生产的铁，有大量传统的需求。

传统制铁法的炉温低，约1500度，生产出的铁是白口铁。铁中含有的碳以Fe3C化合形式存在，所以断面是白色的，且非常坚硬很难进行机械加工。但由于铁是以这种化合物形式存在，不易生锈，是制造锅釜的最适材料。白口铁中含碳量较少，容易在大锻冶炉中加热脱碳，所谓的千锤百炼，形成刃物用钢。是制造刀、农具的好材料。西式高炉制铁法虽然生产量大，价格便宜，但却不易实现这两种传统用途。在很长时间里，不构成对传统制铁法的冲击。开港后，传统制铁依然蓬勃发展。后面我们还将看到，对西方开放，先进的西方工业并没有冲击传统的产业，而是优势互补。中国很早就认识到了优势互补，所以同时期经济发展迅速，而不象日本那样大起大落。

大岛型高炉使用水车送冷风，炉温低，生产出的是高质量的白口铁。使釜石田中制铁所能够获得传统的市场，开始稳步发展。田中长兵卫不满足于此，因为陆海军的关系，想生产能机械加工的西洋铁——灰口铁。

灰口铁顾名思义，断面是灰色的，铁中的碳是以游离态的石墨微结晶形态出现，在切削加工时，石墨可以作为润滑剂，是可以作为机械加工的铁。铁中碳C的含量在2.0-4.5%，硅Si的含量在1.0-3.0%时容易形成灰口铁。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提高炉体的温度，达到约2000度，高温使铁能充分吸收碳C和硅Si。要实现高温，需要往高炉里送300度以上的热风。

先是聘请原中小坂制铁所经验者秋元光爱给铃子一号炉安装热风炉。所谓的热风炉，是在加热炉中设置一蛇形通风管。蛇形管进口鼓入冷风，出口就是热风了。蛇形管的目的是增加热交换面积，提高出口处气流的温度。加热炉的燃料为高炉排出的一氧化碳CO。给高炉送热风，能提高炉温，是与大岛型高炉决定性的区别，是生产灰口铁的必备条件。

官营中小坂制铁所可以生产质量优良的灰口铁，但惨淡经营之后于1882年关闭，也是松方财政的受害者。热风炉1885年12月安装完成，其后10个月的苦斗，不能生产出满足要求的灰口铁，秋元光爱怕承担责任连夜逃走。1886年10月16日，经过48次失败后，终于生产出了“与进口铁仿佛”的灰口铁。在这成功的基础上，1887年2月田中长兵卫向大藏卿松方正义提出收购“官山和诸器械”的意见书。7月釜石田中制铁所正式设立。

其后，胡麻特别一号铁被送往大阪炮兵工厂。“胡麻铁”是釜石田中制铁所内对灰口铁的称呼。但大阪炮兵工厂对胡麻特别一号铁的评价是：虽然是灰口铁，但象白口铁一样难加工，铁的组织还非常粗糙，需要再次精炼才能使用。

工厂是作为海岸炮的炮弹铸造材料购买的，品质恶劣，价格又高，还不得不加一道精炼工序，称为“釜石再制铁”。但没有办法，谁让田中长兵卫是“官省御用达商人”，与萨摩藩阀有特殊关系呢，不采用市场经济的必然恶果。经过千辛万苦，1889年终于成功试射了用“釜石再制铁”生产的海岸炮弹。其后，“釜石再制铁”成为大阪炮兵工厂的主要炮弹材料，田中制铁所也确保了一个大客户，对制铁所的发展有重大意义，算是“双赢”。它们“双赢”的结果，却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被白白浪费，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直到1893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大阪炮兵工厂对田中铁的评价依然是“粗恶”。田中制铁所自己能生产“釜石再制铁”则到了1900年。

田中长兵卫的“官省御用达商人”的身份非常重要，能够确保大阪炮兵工厂这个大客户，于是制铁所可以逐步成长。我们再来比较几乎同时期的中国。1889年，在山峦起伏的贵州省首先出现了高炉和贝色麻炉，即青骤铁厂。该厂不用洋技师，日出生铁20吨；创办人潘露竟因此积劳致死，该厂也夭折。贵州与釜石的自然环境相似，采用的技术路线也相似，不用洋技师，结果却非常不同。在中国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他没有“官省御用达商人”的身份，他的铁不可能和进口铁竞争，产量又太大不可能被传统经济吸收，只有死路一条。即使是官办的汉阳铁厂，在中国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也得遵守市场规矩，公平交易，质次价高无人问津。

今天，中国的大飞机计划重新启动，也非常时髦组建股份公司，想吸收民间资本参加。但是，如果没有“官省御用达商人”参加，它一样会在市场经济中公正公平的夭折。话说回来，中国也有“官省御用达商人”，但他们对造东西不感兴趣，对挣钱谋发展感兴趣，挣钱越多发展就越快，发展是硬道理。事情还没有开始，已经有重要人物提出要国际采购，不要丧失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让我们看看历史上，中国是如何不断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但最后却导致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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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34

第六节 复活和毁灭

东京大学和工部省的工部大学校合并成东京帝国大学。1889年从德国留学回国的野吕景义是采矿冶金学科的教授。采矿冶金学科的学生，在最后学年，都必须在暑假期间，到矿山和冶金所实习，并写实习报告。今天，东京大学工学部的金属工学科依然保存了九本1892-1900年的学生实习报告。其中，1992年中村恭作的实习报告，记载了釜石田中制铁所创业初期的详细作业记录，非常珍贵。日本大学里珍贵的是这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但还经常感叹工匠不足，他们能力的界限。同时期中国的大学，好象中国的大学出现要晚一些，产生的思想家一大串，但还感叹“中国没有思想家”。

另一个是釜石田中制铁所的土专家大岛善太郎留下的记录。大岛善太郎与大岛高任没有关系，没有受过系统的工学训练。1888年以杂务关系入社，后自学成才成为制铁所的中坚技术者。看起来，劳动者读书识字很重要，不知道大岛善太郎是否当年武士上山下乡普及文化的结果。同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处于庙堂之上座而论道，劳动者几乎是文盲，技术进步无从谈起，后人也无法通过他们的笔去考证历史的演进。

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窃见釜石田中制铁所的成长过程。大岛善太郎刚入社时看到的景色：木制的水渠大量漏水，水车达不到规定的转速。水车驱动的木制风箱大量漏风。热风管有豆粒大的铸造缺陷，还有裂缝，热风炉不断漏气。旁边还堆满了替换下来的，四处漏风的热风管。

4年后的1892年，中村恭作的实习报告中这景色也没有很大改善。他估算出水量多时水车有10马力，枯水期则出力不足。缓慢运行的水车靠木制齿轮增速，有很大的动力损失。木制风箱和热风管的漏气大约占总气量的40%。经过系统工学教育的人看问题更细致些，能够量化估计。

铁制的热风管容易早期破裂。他们观察到，如果某种原因，高炉的还原反应不充分，会导致高炉产生的CO减少，进而导致热风炉加热不足，会进一步使高炉温度降低，还原反应更加不充分，形成恶性循环。发现问题后，重新加热热风炉。于是，热风炉经常处于一冷一热，容易出现裂缝。在夜间，作业人员由于磕睡容易疏忽，这种现象更加频繁。热风管的寿命大约只有50-60日。

这样的设备和生产条件。客户方大阪炮兵工厂的代表加藤泰久1892年4月调查工厂。釜石铁质量“粗恶”，客户当然不满，调查情况，看如何协作改进。他看到的情况是，炉温较高时出产的优等品一号铁只有少量，多是中劣等的二号铁。

如何改善？很显然，这些都是体制问题。整个工厂虽然是私营的，老板有压力和动力，做事会非常认真。但下面的从业员却不这么想了，那都是老板的，干我鸟事。又是大锅饭，没有积极性。老板的东西坏的就是快，水渠漏水，风箱漏风，热风管漏气……。如果承包，责权利相统一，调动积极性，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向管理要效益。如果更进一步，竞争上岗，末位淘汰，“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甚至可以不要水车，靠人力就可以把风箱拉得飞转。只要修炼了市场经济的葵花宝典，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红楼梦》里贾探春就是如此搞承包推进贾府的改革，贾府的效益立竿见影得到很大改善。

但对于没有市场经济传统的日本，想不到提高人的积极性的办法。没有积极性，水渠和风箱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就想办法缩短热风管的长度，降低风阻。懒人也有懒办法。长度缩短后，为了维持热交换面积不变，修改管道的截面为椭圆，用几个口径较小的管子并联取代原来的一个大管，这些措施极大缩短了热风管的长度，减少了风阻，还增加了热交换面积。修改设计容易，重要的是如何改进铸造工艺生产出这些新型热风管。由于热风管是易损件，工厂需要自己生产。为了减少热风管的破损，把原来横置改为纵置，最后发展成蓄热式热风管。现在即便是从业员积极性不高粗心大意，产生的CO波动，也不影响热风加热，热风管也不易破损了。这里的叙述是简单的，实际这些改进缓慢艰难，没有积极性嘛，9本实习报告里有7本涉及热风炉的改进。

木制风箱容易破损和漏气的是木制气门，试验用橡胶制气门取代。最后用石川岛造船所生产的铁制鼓风机取代了木制风箱。彻底解决了木制风箱容易破损的问题。这也反映了日本相关的机械制造技术的进步。随着日本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原来木制齿轮被更换为铁制齿轮。出力不稳定的水车也逐步被蒸汽机替换，先是用小型蒸汽机作辅助动力与水车并用，逐步完全蒸汽机化。反映了日本蒸汽机制造技术的进步，和工厂对先进装备的维护保养能力的提高。

这些改进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渐进的过程。田中制铁所从大岛高任的土高炉出发，最后全面使用先进的西洋技术了。这与最初的中小坂制铁所和官营釜石制铁所的洋跃进不同，在这渐进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技术人才。也带动了日本相关产业的发展。

在这背景下。1892年，采矿冶金学科教授野吕景义到釜石现地考察。现在木炭价格约为1吨/4元，北海道运煤制焦的价格大约为5.3元。但如果生产规模持续扩大，需要到更加险远的山里伐木烧炭，价格会急速上升，山路里只能靠手推车和牛运输。田中制铁所的1200人的从业员中，直接操作高炉的只有50人，而伐木烧炭运输的有900人。田中制铁所与其说是制铁工厂还不如说是烧炭工厂。他提出两条腿的经营方案，现有的木炭制铁继续，然后修建大高炉用焦炭炼铁。大高炉焦炭消耗率低，整体是合算的。炼焦过程中产生的可燃气工厂可以做燃料。焦炭的火力足，可以在炼制过程中多添加石灰石，以利于硫黄含量高的釜石矿脱硫。更重要的是，大高炉不需要新建，工部省的大高炉及附属设施还非常完好，改造一下就行。

田中长兵卫接受了野吕景义的建议。1893年聘请野吕景义为制铁所顾问，着手改造工部省的大高炉。修改炉形，修改热风炉，修改焙烧炉……，终于在1894年11月用木炭制铁成功，1895年8月成功转为用焦炭制铁。工部省大高炉经过12年的岁月，终于复活了。1894年是日本铁的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近代高炉制铁突破1万吨，达到12735吨，首次超过传统制铁法的铁产量。

复活的背后却是毁灭。1894年正值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了，是中国走向衰亡的又一次转折。我们指责大清封建专制腐败，北洋舰队训练不力，作战时携行的炮弹不够，弹种不对。道德的谴责是容易廉价的，但大清凭什么训练舰队和携带充足的弹药？凭高速增长的GDP和银子？此时的日本已经能够制铁，用自己的铁生产炮弹，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却不能。不能自己制造炮弹，如何训练如何备战？！甲午战争实际是日本优势的铁压倒了中国的银子。

1889年，潘露在贵州创办青骤铁厂时，中国知识分子大概给他传授了市场经济的葵花宝典，给他了一个好制度。成功了大富贵，失败了跳楼，这样的大激励大约束下，干劲足干事认真，没有干不成的。象野吕景义一样上山下乡直接提供知识服务的是没有的，要有也是建议如何搞承包，提高积极性。但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于是，潘露只能选择成仁。1894年6月，号称亚洲最大的汉阳铁厂建成投产，引进全套的外国设备，全套的外国操作者，只有一个中国技术人员。洋设备适应不了本土的燃料和矿石，生产不出合格的铁，没有办法解决也不想办法解决。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能自动解决所有的问题，创办铁厂本身就是错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赔钱的企业只能弱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事物的认识。

于是，甲午之后中国依然在原来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前行。1897年，日本政府获得中国的战争赔款后，引进全套德国设备建立官营八幡制铁所。1901年建成投产。一样遇到洋设备适应不了本土燃料和矿石的难题。在釜石成长起来的野吕景义等近代技术者，改造洋设备成功。研制各种钢材，推进各种钢材的国产化。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但却把日本推向了铁的时代，迈入世界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国继续实行市场经济，把没有经济效益的汉阳铁厂最终处理给了日资，大概想以此拖累日本经济的发展。中国经过高速经济增长的黄金十年之后，迎来了几乎亡国灭种的战争。中国士兵需要拿着大刀向装备先进的鬼子头上砍去。

今天，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一钢铁生产国，但大量的特种钢材需要进口，大量的炼钢设备需要进口，实际依然没有制铁的能力。未来的中国是否会重蹈覆辙？

文中的釜石制铁厂，一次世界大战后经营困难，被三井财阀接管。1934年，与八幡制铁所等其它钢铁企业合并成国营的日本制铁。1945年，釜石制铁厂遭到了美国军舰的毁灭性炮击。战后，财阀解体，日本制铁被分割成八幡制铁和富士制铁，釜石制铁厂是富士制铁的主力工厂。1970年，八幡制铁和富士制铁重新合并成今天的新日铁。1980年代，釜石的矿山和高炉相继关闭，现在只加工型材，并加工贩卖矿山关闭后流出的优质矿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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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34

第五章 丝绸之路走向何方？

第一节 功勋产业

前面的章节都是以“铁”为核心展开的。提到铁，不免想起刀光剑影，近代还会联想起坚船利炮这些铁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铁”总是和“血”连在一起，提之不祥。中国的精英阶层爱好和平，爱好道德修养，在与日本武士“铁”的竞争中落败，似乎情有可原。中国对于战争失败的反思，就是自己修德不够，如何腐败专制云云。把自己的祖宗八代的“德”都骂遍了，但还是解决不了具体的“铁”问题。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日本对战败的反思就完全不同，就是自己的“铁”不够，没有觉得自己道德有亏，于是靖国神社照拜。二战的甲级战犯与明治维新的英雄一同纪念，不同的是明治的豪杰打赢了，他们战败了，是悲剧人物。

中国人厌倦了刀光剑影，市场经济环境下没有安全问题，爱好发展和平产业。中国优势的和平产业——丝绸，曾经主宰世界市场，但在先进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衰落了。“铁”的失败轰轰烈烈，无数的人反思批判，是不搞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云云。但中国传统优势的丝绸产业却在纯正的市场经济中失败了，失败的无声无息，几乎被人遗忘了，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我对丝绸的最初认识是小时候养蚕。那时候，一到春天，很多小孩养蚕玩。但附近的桑树少，收集桑叶困难，于是蚕也养不大，但也能观察到蚕吐丝结缄化蛾产卵的全过程，其乐无穷。后来上学读书，课文中读到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养蚕人的艰辛，在市场经济中的无助，饱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当然，那是极左的意识形态，市场经济是公平公正的，怎么会剥削压迫呢。不知道现在的中小学课本是否也与时具进，把这课文给删除了。

中国的丝绸近代衰落了，却是事实。中国丝绸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古代的“丝绸之路”不用说了。即使是近代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国门之后，随着海外市场的扩大，丝绸产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生丝出口经常在万担以上。不过10年，即从50年代起，上升到五万担以上。90年代初，第一次突破10万担大关，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末，一度到过19万担(1929)，达到旧时代中国生丝出口的最高峰。从长期趋势看，在1845-1929年这85年中，保持着平均3.5%的年增长率。说帝国主义剥削压迫民族产业似乎是站不住脚的，反而促进了民族产业的发展，帝国主义给了民族产业更大的市场空间。1929年后，是全球的经济危机，也不能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和中国优势互补，是“双赢”的结果。

《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所提供的资料（注：参阅该书页88，页99-101。），编制了1860-1894年生丝出口量值、全国出口总值和生丝出口占全国出口总值的比率四套数字，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这一段时期内，生丝出口值落后出口量16个百分点；二是生丝出口值占全国出口总值比率的缩小，下降幅度很大（达58个百分点），但同时也说明其它传统产业蓬勃发展，与西方优势互补。

丝绸量价出现背离，这是因为日本也加入到产丝国的行列，市场经济能破除垄断，合理公正，导致价格下降，合情合理。在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丝业开始起步时，生丝出口不过中国出口的1/7（1870年）；33年以后(1903)，便第一次超过中国。到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生丝已垄断美国进口生丝的90%。进入30年代，日本出口生丝不但独霸美国市场，而且囊括了世界生丝市场的3/4。优劣异势，已经十分明显。因此，自19世纪末叶以降，中国生丝出口虽然数量上仍能维持增长的趋势，但在国际生丝市场上的地位，已经处在走下坡路的局面。

日本的“铁”及其相关的重化学近代产业，由于与西方差距甚远，很长的时间没有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靠政府的补贴和保护维持。政府本身是没有钱的，而是靠丝绸等传统产业筹集资金。丝绸产业在日本又被称为“功勋产业”。近代日本的表是“铁”，但支撑表的里却是丝绸。918及其后的77事件可以说是因为丝绸引起的战争。其时，日本的经济结构是向美国出口丝绸，换取的外汇再向欧洲购买急需的设备和材料，提升强化自己的“铁”。1929年，美国开始的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再加上人造丝的发展，使日本的丝绸对美国出口急落。日本的这种贸易链条断裂了，于是先进入中国东北，再进入中国本部，想建立自给自足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直接抢了，抢劫比市场交易更有效率。

为什么近代中国的丝绸会在与日本的竞争中衰落呢？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好象并不成立，市场经济公平交易，愿买愿卖。既然不是外部原因，那就是内部原因了，中国封建腐败落后的制度阻碍了丝绸的发展。查中国丝绸年表，最早的记录是1874年陈启源在广东创办我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他所遇到的所谓封建压迫据说是附近的地主抗议工厂的烟囱破坏了风水，雇员男女混杂有伤风化。用这些事例来说封建迫害，说明当时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封建压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抗议环境污染，今天虽然没有男女混杂的问题，但有包身工。如果百余年后中国依旧没有发展起来，那时包身工可能已经司空见惯不是问题了，难道要控诉今天的我们搞封建迫害？或者说社会主义迫害？中国丝绸年表中第二条记录是，1898年杭州太守林启创办我国第一所丝绸学校——蚕学馆。这其间有24年的空白期，但从中国的生丝出口量看，这期间却是中国丝绸发展的黄金时代。

杭州太守林启创办我国第一所丝绸学校，这违反了市场经济原则。中国的传统是民间办学，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由市场高效率配置资源。政府办厂是制度之殇，政府办学也一样是制度之殇，现代化只与市场经济关联。当代中国学者可能会总结出这政府办学是导致中国丝绸衰落的原因。但是的但是，从这办学的年份看，似乎与甲午战争有某种关系，政府办学似乎是向日本学习。那么，就在那中国丝绸发展的空白期或者说黄金期，日本干了什么？以至于中国都怀疑起自己先进的市场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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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35

第二节 大操大办

京都是日本古来的首都，天皇公卿住的地方。京都不属于任何藩国，是幕府直辖市，各藩国出产的物品都可以在这里自由流通，市场经济发达。商贾云集，生活水平高，是作为奢侈品丝绸的主产区。其他有关奢侈品的手工业也很发达，高级的棉纺、高级的瓷器漆器等。市场经济能极大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在这里可见一斑。

但幕末以来，京都祸不单行。先是天保改革（1841-1842），认为丝绸是最大的奢侈品，加以敌视和限制。封建专制就是这么野蛮，同时期中国自由民主宪政，从来就没有这种限制消费的政策。这改革使京都的丝绸业遭到很大打击。开港后，生丝出口激增，价格猛涨，使丝纺业操业困难。外国进口的高级细腻的棉纺物，虽然不构成对传统棉纺的竞争，但极大挤占了丝绸的市场。1864年，长州藩的攘夷志士久坂玄瑞挑起的禁门之变，烧了半个京都。京都还是维新内战的主战场，决定性的鸟羽伏见战役就在京都，内战使京都损失惨重。最大的打击是1868年维新后迁都，作为丝绸和其它奢侈品的最大消费者，天皇和公卿们拜拜了！

迁都激起了京都住民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在政治的动荡中，产生了日本最热衷于插手干预经济的地方政府。找市长不找市场，日本人封建意识浓厚。还是同时期中国人的思想先进解放，找市场不找市长。找市长的结果，京都府设立了15万元的劝业基金。天皇也不是一拍屁股一走了之，给了10万元的下赐金作为产业基金，算是对民众的抚慰。有这么多资金支持，京都府积极开展推行经济计划。官员总喜欢政绩，好大喜功。还是当时中国政府好，深入领会了市场经济的精髓，对丝绸等传统产业的发展不闻不问，看不见的手能最优配置资源解决一切问题。从明治二年(1868)开始10年间，京都府主要推行的项目如下：

明治二年，救济贫穷的西阵织户，设立西阵物产会社。

三年，设立舍密局和授产所。所谓的舍密局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化学研究所，研究印染、陶瓷漆器等的制作工艺，这些都是京都传统的支柱产业。

四年，设置养蚕场，研究推广新的植桑、养蚕、制丝技术。设置制革场。开设法语学校。

五年，设置畜牧场，改良牛种，普及绵羊。设置女红场（女学校）。派遣西阵物产会社的佐仓常七、井上伊兵卫、吉田忠七到法国里昂学习和购买新式织机。

六年，设置栽培试验所，研究推广桑、茶、草药的栽培技术。设置伏水制作所（机械制作）。设置制鞋场。

七年，设置织工场，放置西阵物产会社的佐仓常七等人从法国购买的纺织机械，开始传授技艺。

八年，全国规模征集学徒，在织工场内由佐仓常七等人传授洋式纺织技艺。在舍密局内设置染殿，由留学归来的中村喜一郎传授西洋染色技术。

九年，设置使用德国机械的梅津制纸场。设置集产场，收集展示贩卖府内的物产和工艺品。

十年，设置宫津舍密试验所(舍密局分局)。设置麦酒酿造所。改组西阵物产会社为西阵织物会所。向法国里昂派遣近藤德太郎等8名长期留学生。

十一年，舍密局招聘法国专家，研究陶瓷工艺。

京都府短时间集中系统的推行这些计划，很让人吃惊。尤其是面向当地染织、陶艺等产业的当面迫切需要。集技术转移、技术指导、技术传习为一体。这些项目中设置的“场”，很大程度是承担技术传习的任务。1898年杭州太守林启创办中国第一所丝绸学校，大概就是从京都府学来的。杭州和京都府的经济结构相似，都是传统产业发达地区，但时间上晚了20余年。

这些项目怎么看都是挣不到钱的。技术的研究引进需要赔钱，技术的推广传习几乎免费。即便想收费，那些贫穷的手工业者也支付不起学费，要知道这些计划中，冒头的项目却是救济。京都经济在幕末遭受了很大打击。赔钱的项目会导致弱国，无论动机多么高尚，当代中国学者这么认为，于是当代中国的教育都产业化了，教育都成了挣钱的强国项目。当时的中国精英阶层肯定也这么认为，不会从事这些赔钱的事业，在看日本的笑话。市场经济能完美解决一切，于是中国的丝绸出现了20多年的空白期，也可以说是黄金发展期。

这些项目中经常出现“西阵”一词。“西阵”是京都西北部的一街区，这里自古以来就丝织业发达，技艺高超，家家户户几乎都从事丝织，织机之声清晰可闻。这里是应仁之乱(1467-1477)中西军所在地，故得名“西阵”。“西阵”是日本传统丝绸业的代表地区，从它如何克服危机，恢复发展的过程，窃见日本整个丝绸行业，甚至其它传统行业是如何发展的。从而解答，为什么日本能在传统产业超越中国。实行先进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辉煌过后却走向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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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35

第三节 西阵物产会社

开港、大火、内战、迁都都直接冲击了西阵。为了挽救和振兴西阵，明治2年10月，西阵的代表被叫到京都府，政府从劝业基金里拿出3万元贷款，要他们统一成立一个“会社”。这是西阵物产会社的发端。这非常不寻常，要知道西阵只是一个街区，个体织户云集而已。要把这些个体织户组织成一家“会社”，闻所未闻。后文我们还将看到，遇到危机，日本的业界总是喜欢团结一致组建统一的“会社”去克服危机。这和中国非常不同，中国遇到危机是散伙分家，鼓励个体户发展，充分调动个人的积极性。

“会社”是什么，京都府不知道，西阵就更不知道了。幕末大炼钢铁出洋留学的五代友厚、涉泽荣一等人在西方看到的一个印象较深的事物是“会社”。可能是因为大炼钢铁需要庞大的组织，他们对“会社”的理解就是组织。这和中国人非常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传统根深蒂固，同样看到西方的“会社”，认为它的本质是挣钱。工部省的少辅山尾庸三提出的劝业方针是“组建会社，建立盛大的工业”。既然上面这么指示，下面就这么办。

但西方的会社是如何组织如何运行的，他们并不清楚。既然不清楚，就自己创造一条新路，反正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根据纺织品的品种，把个体织户们编入到18个子会社。每个子会社推选4人做协调员，总计72名协调员。然后，由京都通商司派遣董事长、总经理统率全社。封建时代，这些个体手工业者之间存在相互帮助相互监督的小型“仲间”组织。作为反封建的一环，这些“仲间”组织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这些规模更大的会社。“仲间”一词今天依然使用广泛，表达好朋友的意思。令今人吃惊的是，实际承担会社经营的那72名协调员，被授予带刀•羽织绔出入官厅的荣誉和权利，但没有实际报酬。就是他们可以带刀穿武士的制服自由出入官厅，其时还没有废藩置县，武士的地位和荣誉非常崇高。大体相当于中国穿黄马褂之类的待遇。

由京都政府提出的西阵物产会社的经营方针，概要来说是三点：

1 原料丝由会社直接统一购买，通过各社组长分配给各个体织户，排除中间丝商。

2
缫丝、精加工、染丝(除蓝染外)等中间加工过程由会社的直营工厂进行，费用则根据丝的使用量由各分社分割承担，排除中间加工商。

3 纺织出的成品由会社统一收集销售，定期开拍卖会。生产者直接销售。

此外，经营方针里还有如果向全国其它地区和国外销售，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做市场调查和开拓的条款。总的思路是，直接购入，直接加工，直接销售。京都政府的设想非常好，如果排除这些中间商，自然就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

但是，大量原料够入所必要的人员和组织；原料丝的中间加工所必要的设备和人员，物流管理系统；直接贩卖所必须的设施和人员。这些全体必要的投资和维持费用，全体的管理和经营体制……，总算下来是否费用低是疑问的。此外，会社不向个体织户收手续费，向个体织户提供流动资金时不收取利息，所有的管理人员也没有报酬。

果然，事实证明这是政府官僚主义拍脑袋想当然，情况的发展向原来设想的反方向发展。自己设立的统一直接贩卖所，经验不足，地点设置不对，吸引的客商少，导致更换了多处地点。向京都府借了8000元开设东京的贩卖分店，最后只偿还了1000元。在贩卖所拍卖的间隙，那些协调员还带着刀穿着黄马褂到大阪等地做行商，贩卖西阵出产的丝绸织物。结局是没有经验、物价波动、伪装买卖行为、无利息贷款等等导致会社亏损，会社设立后4、5年就陷入运转不能的境地。

按照市场经济原理，看不见的手会使资源配置最优化，效率最高。京都长期以来市场经济发达，各种中间商加个体织户的体制是长期市场最优配置的结果。政府人为强制组织会社，是不尊重市场规律的表现，必然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是制度之殇。有中国学者感叹，中国历史上怎么没有出现手工业工厂，或者企业加散户的组织形式，于是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导致中国不能现代化。于是就研究探讨是中国什么样的封建专制的传统阻碍了这种萌芽。找来找去就只有什么有人抗议风水风化这样的“封建专制”了，实在没有可找的。真实的原因是，中国长期以来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间商加个体户体制，是长期看不见的手高效率配置资源的结果。这是手工业时代效率最高的体制，于是长期以来中国商品独占鳌头，西方根本就生产不出能够和中国竞争的商品，只有靠鸦片平衡贸易。中国政府不闻不问，不插手经济，是非常英明的，正看着日本走向失败。

但是的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市场失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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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35

第四节 西天取经

西阵的一主管竹内作兵卫读到一本书《西国立志编》。上面简单介绍了法国发明了一种新的丝绸纺织机，于是向京都府询问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京都府也不知道，转问聘请的法国教师，回答是法国丝绸先进地区里昂发明的一种革命性的丝绸纺织机。

《西国立志编》是一本描写产业革命时期发明家的传记，原名是"Self-help"，中村正直翻译，里面重要的思想是“人自助天助”，可能与日本大炼钢铁时代的“成せば成る（如果做就能成）”的谚语相似，成为明治初年的畅销书。里面介绍了法国人Joseph
Marie
Jacquard发明的新式纺织机，日本人用汉字标记为“若瓜德”。日本流行的书和中国流行的书颇不相同，尽是这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中国则是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张口就是什么哈耶克怎么说。对了，当时还没有哈耶克，但类似的人物不少。

西阵所拥有的纺织机，一种是用于一般织物的平机，另一种是可以纺织花纹的空引机。空引机是从中国明朝传来的，我不知道中国对应的名称是什么，这里就直接使用日本的名称了。现在的西阵织物馆还保存着空引机和平机的实物，及其详细的结构和动作图解。空引机结构巧妙，可以说达到了木制机械的顶峰，古代中国的技术可见一斑。空引机需要两个人配合操作，在职人熟练的技巧下，可以在丝绸上织出美丽的图案。

西阵经营困难的消息也传到了上边，工部省的少辅山尾庸三跑来视察。日本找市长，市长就来了，中国则“找市场”一句话就打发了。虽然山尾庸三惊异于西阵精湛的技艺，但同时也惊异于西阵的效率低下，终日劳作却生产率很低。于是大笔一挥，由工部省出钱购买两台洋式机械借给西阵，一台纹织，一台平织，让西阵能领悟到洋式机械的效率。然后再到全国其它丝绸产地巡回演示，让大家都换换脑筋。山尾庸三幕末有留学的经历，知道蒸汽驱动的洋式机械的威力。奇怪的是，同样有西方留学的经历，中国领导人大笔一挥却是承包提高积极性，来个不换脑筋换人。这其中的差别，大概是日本武士曾经大炼钢铁，留学时注意学习的是别人的钢铁机器。中国则是刷盘子，如果积极性高，多刷几小时的盘子，就可以多挣一点钱。

但是，山尾庸三虽然实见过西方蒸汽驱动的洋式机械，但对丝绸纺织机械却一无所知。他也知道自己不知道，但有人知道啊。于是他的大笔继续写到，要西阵派两名熟练的织工前去考察购买。批购买机器的费用1000美元，两人的差旅费及相关费用合计4600美元。这大概也是由于山尾庸三的大炼钢铁的经历，知道只有实际经验者才有发言权。中国是推崇文章写的漂亮的，于是讲究文凭职称，尊重知识分子和专家。于是中国派遣的知识分子把西方描写得象花一样，但具体怎么做的一概不知，反正不自己做。

西阵也不清楚要买什么，书上的说法过于简单。他们对山尾庸三的指示的理解就是去法国购买蒸汽驱动的纺织机，从幕末大炼钢铁“攘夷”到维新后的“文明开化”一连串运动中，蒸汽驱动的机械是时代进步的象征，只要有可能就购买蒸汽驱动的机械。还不用自己出钱，西阵也乐得派人去买。但人选却发愁了，没有人愿意去。既然始作俑者是竹内作兵卫，那就派他去好了。但竹内作兵卫年岁已高，就派他下面的佐仓常七，又拉郎配了一个井上伊兵卫。那个时代，可能思想保守，对出国不感兴趣，中国也一样。但新问题又来了，佐仓常七和井上伊兵卫虽然是熟练织工，但几乎是文盲，不要说法语，就连本国语读写都有困难，也不会打算盘算帐。这时西阵的一位负责机械制造维护织工师吉田忠七，听到派人出国的消息，也坚持自己要去。按照上面的指示，织工才能去，吉田忠七没有资格。但织工是文盲，吉田忠七好歹算一知识分子，一起去大家能放心些。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上面只批了两个人的差旅费。现在又加了一人，这费用怎么出。原则上由各社分担，但现在经营困难，拿不出钱来。于是，联名上书给京都府，让政府先垫付旅费，然后再慢慢还。实际上，西阵的18家分社中，就木棉社一家还清了所有的政府贷款。政府的钱就是好骗。这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所以当代中国的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当年中国的体制就非常先进，要借钱找民间钱庄，找高利贷也可以，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高效率配置资源。

1872年11月，佐仓常七等3人和京都开商会社的松村利三郎等2人一起从神户港出发，前往法国。看样子，京都府组建了不少“会社”，开商会社的松村利三郎等人估计代表京都开拓海外市场了。还是中国政府先进，无为而治，看不见的手能自动高效率开拓市场，不需要政府操心。

佐仓常七等3人在法国里昂仅看了一周，就写信给西阵的负责人，描述所见所闻和他们的建议。此行的目的是购买蒸汽驱动的机械，现场看到了蒸汽机械，被蒸汽机械的效率所折服，一人操纵一台机器，从早6点到晚6点大概能织3丈多的平绢。但一问价格，一台要1500美元，如果数十台一起使用，再加上蒸汽机的辅助传动装置，这巨大的投资西阵恐怕承担不起。

这一点与幕末五代友厚非常不同。五代友厚是武士代表藩政府是官，在英国看到蒸汽绵纺机很好，就毫不犹豫买了套2000锭的蒸汽绵纺机。1867年在萨摩建立了日本第一座近代纺织企业——鹿儿岛纺织。官和民间人士对事情的看法不太一样，不太考虑经济效益，好大喜功。结果近代蒸汽绵纺机不适应日本产的短纤维棉花，导致运行效率低下，鹿儿岛纺织惨淡经营。官办企业总是办不好的，在这里又体现出来了。

佐仓常七等人观察到手工机器比较便宜，平织机约60美元，纹织机110美元，效率也还不错，日产量有幅6尺长1丈6尺。观察到这种手动机器比西阵所拥有的空引机使用便利，只要一人操作即可织出图案。并提议，先购买并传习这种手动机器，并附录了如何学习和传授这种新手动机器的计划。当然，如果还是坚持购买蒸汽机械，他们等候指示。

这信写的通俗易懂，使西阵侧没有见识过的人都能明白。他们完全不懂外语，只经过了一周时间，就知道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并正确的把信息传递给故国，有些不可想象。这大概是熟练织工佐仓常七和井上伊兵卫，有丰富的现场经验，能很快领悟西式机器原理和长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由吉田忠七给补足了。这大概可以算最初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吧。于是，西阵最后决定购买手动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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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36

第五节 开坛布道

佐仓常七和井上伊兵卫留在里昂实习了8个月，于1873年12月回国，携带了22台用于丝绸纹织的“若瓜德”机，其中20台100口，2台1200口。这里的“口”是指“若瓜德”机上一部件开满了用于穿丝的孔，孔数越多越能织出复杂精巧的图案。还有20台用于丝绸和绵平织的“飞梭”。这些手动机器与山尾庸三原来的设想大相径庭，但却是对照西阵的实际情况，取得了比原来预想更好的技术引进效果。吉田忠七则申请延长半年学习西洋染色技术，以机械设计发明为目的出行的他敏锐地观察到西洋染色技术的重要。但在1874年归国途中，在伊豆冲附近遭遇风暴，连同收集到的器械资料一同沉没。后西阵为了纪念他，革新的机器以他的名义提出专利申请。1874年，京都府设置织工场，放置这些从法国购买的机器，佐仓常七和井上伊兵卫现场纺织并传授技艺。1875年1月，开始全国规模招收传习生。

但是，“若瓜德”技术传播普及花费了10年以上的时间。障碍之一是100口的低档“若瓜德”用于学习还行，做不到名工操纵空引机的效果。400-600口以上的机器虽然能做出空引机达不到的效果，但价格又太贵。为了促进“若瓜德”的普及，西阵的大工荒木小平开始尝试仿制“若瓜德”。现在的西阵织物馆还保存着一台荒木小平制作的200口的木制“若瓜德”。其时日本还没有铁，也没有铁的加工技术，只能用木头仿制铁机器。

用木头仿制铁机器谈何容易。仿制并不顺利，木制机器故障不断，操作不便，重要的是200口基本到了木制精度的上限。但是，随着日本制铁和铁加工技术的进展，京都府的伏水制作所和铁工所开始制造铁制的“若瓜德”部件。铁推动着土产“若瓜德”质量和性能的改善，推动“若瓜德”的普及。法国长期留学的近藤德太郎，1883年回国后对“若瓜德”的普及起到了很大作用。他负责织工场的传习，发明了一种简化的“若瓜德”，虽然不能织复杂图案，但易于学习使用维护，是很好的“若瓜德”入门机，易于被学员掌握。

障碍之二是纹织的工艺流程。空引机纹织前的图案准备需要花很长时间，主要靠织户的技巧，这些技巧往往是祖传秘技。而“若瓜德”需要纹纸，类似于现在计算机软件。有了纹纸任何人都可以用“若瓜德”织出图案。如果没有纹纸，即使是名工也不能织出图案。纹纸的制造技术是“若瓜德”普及的关键。1888年设立的龙月社纹工所是西阵最初设立的纹纸制造贩卖的机构。纹工所把绘在纸上的原始图案通过纹雕机等一连串工序生成纹纸，然后把纹纸传递给织户。新的生产力催生了新的社会分工。原始图案的设计又使丝绸与京都传统的绘画美术等产业联系起来，带动了这些传统产业发展。纹纸业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若瓜德”的改良革新。西阵又在“若瓜德”上增加了传统的“棒刀”，后来又增加了一台“前机”，土洋结合，使“若瓜德”的图案精细程度和设计自由度有了飞跃的提高。

新生产力的引入、传习、模仿、改良，不是一帆风顺的，充满了挫折和失败。没有谁因为失败而跳楼了，也没听说谁因为成功而富贵了，没有跳搂和富贵的压力和动力，“若瓜德”的推广进展非常缓慢。1882年约40台，1884年约50台，1886年400台，1891年800台。1894年达到7000台，约占总织机数的一半。随着新生产力的普及，高的生产效率和图案设计的快捷自由，使丝绸尤其是纹织丝绸，从上流社会开始走向寻常百姓家。使市场基盘急速扩大。

相比较而言，用于丝和棉平织的“飞梭”，普及推广仿制改良就顺利得多。1877年的西南战争，大量订购宽幅面的军用面料，极大推动了“飞梭”的普及。西阵的棉织分社——木棉社，使用洋纱和土纱混织，发挥各自优势，又与传统的织布工艺相结合，赢得了市场，相对恢复快，所以只有它还清了政府贷款。

在新的生产力普及过程中，西阵的发展也是充满坎坷。维新以来的销售额一直在60-70万元徘徊。1875年开始稳步成长，又由于西南战争，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实质税率下降，使丝绸织物销售旺盛。1880年达到顶峰，销售额达到130万元。但这期间，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西阵的织户们不免贼心大动，他们也是理性经济人。用进口高级细棉丝与蚕丝混织冒充纯正丝绸。用偷工减料的染色法代替冒充蓝染。西阵为了防止砸了“西阵”的品牌，制定制度，所有的织物都要检查，贴上分等标签和织户的姓名，但由于人手不够，这制度实际名存实亡。1881年政局动荡，1882年松方紧缩财政，使日本经济急速冷却，西阵也跟着跌入谷底。大家都没钱了，自然不会消费丝绸这样的奢侈品，市场的冷却使粗制滥造的恶果显现出来，西阵的销售直线下降，1885年的销售额只有25万左右。从1886年开始，西阵从谷底开始奇迹般的恢复成长，虽然缓慢但持续有力，但直到1894年还没有恢复到1880年的水平。增长的主力却是原来属于假冒伪劣的棉丝混织品种，只是这次西阵实话实说，于是西阵又发明了一种主力新商品。

这期间西阵也经历了多次改组。1877年，西阵物产会社被改组为西阵织物会所，18社被整理成8社。从“会社”降格为“会所”。1885年被再次改组，改组成西阵织物业组合，原来的8社改为8部。从“会所”又降格为“组合”。从维新开始，凭维新的热情组建“会社”，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松散的近似于原来封建时代的“仲间”制度。生产关系没有变，但生产力发生了革命的变化，西阵已经鸟枪换炮了，“若瓜德”开始急速普及了。

西阵的发展轨迹，非常具有代表性，可以说是日本的各地区各传统产业发展的缩影。丝绸的销售可以说是日本整体经济情况的指示器，它直接反映了日本经济的景气情况。从维新开始的混乱，到洋跃进的疯狂，再到洋跃进的失败使日本经济跌入谷底，然后再缓慢恢复，甲午战争前才恢复到1880年的水平。在这期间，由于维新的热情，尝试了各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最后往往又退回到与原来相似的制度。原来的制度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它的合理性。所谓的先进制度并不能保证经济增长。

经过了10余年时间，产值利润没有变，生产关系也没有变，可以说是失去的10年、15年。但在这失去的10年、15年背后，却是生产力质的提高，人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都有脱胎换骨的跃进。更重要的是，这些装备都能自己生产改良，人才都可以自己培养。随着装备不断改进，更有效率，需要更多人手操作的新装备不断出现，这些新的生产力使传统产业逐步从家庭副业，过渡到散工制再到现代的工厂制，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同时期的中国，抓住了甲午战争前的宝贵和平发展机遇，各传统产业都平稳增长，没有象日本那样大起大落，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即便不尊重市场搞洋务运动，但规模小，发现没有利润后收手也快，远没有达到影响国民经济的程度。市场经济虽然促进了产值利润的增长，但却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变革，使生产力在低位锁定，经济增长却逐步把中国带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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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36

第六节 走向深渊和回光返照

从西阵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会停滞衰落了。中国历史上朝代不断更替，经济虽然在不断增长，但生产力都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一直以来，都认为这是中国封建专制的传统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于是总是反思是什么劣根性导致中国不能发展。实际上，这所谓的劣根性实际就是市场经济。

想象一下，在当时中国江浙一带丝绸发达地区的一位技艺精湛，类似佐仓常七的个体织户，如果想获得日本那样的生产力革新，需要克服什么困难。首先中国没有《西国立志编》，因为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这种雕虫小技不感兴趣，讲究无为而治。那些民主自由的书是好，但解决不了具体的吃饭问题。即便有，自己还不认字。即使听别人说起，自己还得筹集一大笔差旅费和设备购置费，这其中的风险还深不可测。西阵引进成功了，但日本的多数是引进不成功的，所以才有洋跃进的失败。就算他能下定决心，排除困难，把洋设备买到手。他也决没有可能免费开班传授技艺，这违反了理性人的原则。没有广大的用户群，就不可能仿制改良洋设备，买比造更符合比较利益。同时，仿制改良也超过了他的专业能力。但如果不仿制，洋设备的日常保养维护就会有问题，升级换代更不可能，洋设备是否真能发挥效率是有疑问的。由此引发的配套产业，也远远超过了他的能力。

前面的困难，对于财大气粗的财主，在成功了富贵失败了跳楼的市场经济激励机制下，或能克服。但后面的技术传播和仿制改良，则直接违反了理性经济人的原则，没有克服的可能。1874年陈启源在广东创办我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算是克服前面困难的例子，但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孤零零的存在，说明后面的困难是克服不了的。这是市场经济强力约束的结果，而不是什么风水风化的封建压迫。

对于个体织户来说，这些困难他一个都克服不了。他唯一能做的是使自己手脚更麻利些，技艺更精湛些，更起早贪黑些。当然，他会有一段黄金时期，竞争对手日本在搞洋跃进不断试行错误。在黄金时代的高潮，同时也是尾声的时候，西太后修建花园非常合乎常理。按今天的术语说就是发展房地产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如果拿钱训练扩充舰队，那只能赔钱，没有任何拉动经济的效果，因为中国没有相关产业。这和日本非常不同，同样是军舰训练开炮，日本能扩大内需，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赔钱只能导致弱国，无论动机多么高尚，西太后肯定有当代中国学者一样的认识。

但随着竞争对手日本逐步走入正轨，他会越来越感受竞争压力。他的技术再精湛，也比不过日本专业化的纹纸产业，他积极性再高涨，也比不过“若瓜德”的效率。随着时间推移，这差距还越来越大，“若瓜德”在不断改进，逐步装上了电动机和石油发动机。此时，蒸汽时代已经进入尾声，代之的是这些小型轻便的动力。在市场经济中，在不断发扬积极性的过程中，他必然走向毁灭。

如果说在“铁”的竞争中，中国士兵是拿着大刀与日本的大炮对抗。而在这“丝绸”的和平竞争中，一样是拿着大刀与日本的大炮对抗。无论怎么改变体制，提高积极性，失败是必然的。当然，有人会说，他竞争不过拿着新式织机的日本同行，但他可以竞争过自己的同胞，兼并成长规模扩大后就有能力进行这生产力的跃进了。但从西阵的经验看，在手工业时代，大规模的企业效率是不高的，内部组织管理监督的成本要超过市场交易的成本。中国历史上有大的丝绸商，但没有出现大的丝织企业，这是市场经济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封建压迫。日本出现大型丝织企业，那是出现大型机器以后的事。

上游养蚕个体户在市场经济中，经历了与织户一样的，用大刀对抗日本大炮的故事。织户被消灭，使养蚕个体户更加雪上加霜，因为没有内需了。于是乎，中国生丝定价权没有了，无论养蚕的生产要素如何变化，价格由纽约或者里昂的交易所决定，就有了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中国丝绸业的这下场，有当代中国学者拿来做论据，论述近代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因为没有按照价格配置生产要素。殊不知，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和归宿。

当代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一样的遭遇。大量的商品自己没有定价权，大量的生产者破产倒闭，失业率激增，大学生也找不到工作。把上面的“丝绸”换成现在的各行各业，都可以看到几乎一样的毁灭轨迹。市场经济高效率配置资源只适合生产力发展非常缓慢的时代。在生产力急速进步的年代，从长远眼光看，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虽然得到了局部最优，但导致了生产力的停滞。

但是，事物又它的另一面。甲午至辛亥间，民间资本即民族资本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15.1％。正是这种增长，成为辛亥革命经济上的动力。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但民气大开，在工商界正式形成“实业救国”论。自辛亥革命到1920年，外国在华产业投资因欧战影响进人颓势，增长率仅有4.5％；官僚资本的增长率更跌为3.8％；唯民族产业资本的增长仍保持两位数，为10.5％。1927-1937更被称为黄金十年。农产品的商品化是传统经济进步的标志，也是工业化的条件，它为工业提供市场，也给农民提供收益。农村的商品化加速了，近来有学者估计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为10.5％，1894年为15.8％，1920年为21.6％，1931年为31.4％。主要农作物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其平均年增长率早期不过1.5％，二三十年代为３％强。

甲午之后，当代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工场制手工业出现了，机制工厂也出现了，商品化也出现了，中国开始长驱直入资本主义了。如果保持这种增长，现在的中国就是发达国家了，民主自由也都实现了。要知道，同时期日本的工业增长速度只有3、4%的水平，固然日本的丝绸等传统产业优势很大，但要补贴没有效益的“铁”，不比中国轻装前进。这差不多成了当代中国学者的主流认识。但是，后面就不说了，历史变化的一塌糊涂，回想起来痛心疾首。

中国这矛盾的两面，也反映到当时的文学作品上。读鲁迅、茅盾的作品是一种感受，读梁实秋的作品又是另一种感受，感觉他们好象不在同一个国家，如果他们不论战的话。当代中国学者也是完全相反的两分，好的很和糟的很。这与对当代中国的认识一样，完全两分，所以争论激烈，改革的共识破裂。用比较中性的语言描述，大概就是常说的，宏观经济好，微观不好。现在中国可以拿出很多宏观数据说明经济形势一片大好，GDP的增长率独占鳌头，高达10%。现在的日本GDP增长只有2、3%的水平。同时，又可以拿出很多事例来说明民生艰难，于是说要建立和谐社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黑白分明的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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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36

第七节 高增长走向崩溃

西方蒸汽驱动的近代工业大生产，是在西方铁与血的殖民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并不适合有高度发达手工业的中国。日本则是完全传承中国的传统手工业技术。或者说不能与东方传统手工业竞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鸦片战争以后，即使是超低的关税，西方的工业品并不能有效进入中国市场，1890年代以前西方输往中国的主力商品一直是鸦片。西方在中国和日本投资近代工业也很少，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洋跃进虽然搞了不少近代工厂，但多以失败为结局。这是什么原因？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总结的是制度之殇，官办是不对的，但不官办的丝绸产业怎么也没有成功例子？

这里从技术的演进，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明问题。蒸汽机庞大复杂，操作使用维护不便，其实并不适合做工厂动力，是不得已而为之。现代虽然已经进入原子时代，但原动机依然主要是蒸汽机，只是我们看不到。现代蒸汽机集中在电站，在电站由专业人士使用维护，我们看到使用的是简单的电动机。但在近代，还没有发明电力，只有直接利用蒸汽机了。使用维护蒸汽机需要“铁”的支持，要有制造使用维护“铁”的工程师engineer。engineer最原始的含意是指军队中指挥的将校。西方在坚船利炮殖民过程中，发展了“铁”，培养出了engineer。于是，蒸汽机在西方使用有相应的技术基础，但移植到一直和平发展的，手工业高度发达的中国和日本，就遇到问题，因为没有“铁”的基础。五代友厚1867年最早引进蒸汽驱动的2000锭近代绵纺织机，后来日本政府又买了几套2000锭机组，但大多数使用水车动力了。蒸汽机不仅本身使用维护困难，动力传输分配机构的使用维护也非常困难。水力虽然需要把工厂设在山区，还有大量的土木工程费用，但总算起来比使用蒸汽机还是合算。釜石制铁所把蒸汽机改回水车了，使用蒸汽机的即使民营的中小坂制铁所也没有效益。是否因为日本的武士与engineer的含意接近，日本的转型要比中国相对顺利些。

西方的机器并不适合东方的原料。例如，东方的棉花是短纤维的，用于长纤维棉花纺织的西方机械效率低下。这是日本最早洋式纺织机运转困难的原因。东方的铁矿石和煤硫黄含量也高，也不适合西方设备。中国人认为洋务运动失败是因为制度问题，封建专制腐败等等，于是要改革制度。而日本人认为是技术问题，要不断改进技术。这大概是因为大炼钢铁的经历改造了日本的文化和认识。

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高度发达的手工业时代，征服的殖民地也非常落后，西方的机器大规模生产的整齐划一的商品，可以有市场销售。但这些整齐划一的商品贩卖到中国和日本，则档次太低，不能满足需要。同样是棉布，织法有很多种，特性和用途差别很大。利用进口绵纱结合传统纺织工艺，中国和日本传统纺织业又创造出不少新的品种。丝绸更是如此，中国日本传统的技艺非常高。而当时的西方机器，还远做不到人手的精巧。洋布比土布卖的便宜，还是销售不畅。日本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市场是公正。

西方近代工业，不适合东方的风土人情原料。很长的时间，并不构成对中国和日本传统行业的竞争和压迫，近来很多研究都表明了这一点。中国和日本搞的洋务运动和洋跃进的失败，不是因为制度之殇，而是技术原因。但下面的差别就显示出来了，日本经历了大炼钢铁改造的文化改造了认识，“成せば成る(只要做就能成)”。于是失败了再爬起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一点点改良，使西方先进机器技术与日本国情相结合。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釜石制铁所经过曲折的道路复活成功。鹿儿岛纺织组经过漫长的16年道路，促成大阪纺的成功。西阵虽然没有洋跃进，而是从手工机器逐步改良，但也经过了漫长的岁月。

失败是很正常的事，日本的体制是失败了也不跳楼，只要爬起来不断奋斗，于是它的生产力逐步改进提高，虽然缓慢。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中国是失败了跳楼的市场经济体制，于是那些为民族奋斗的英雄被市场经济扼杀了，这是真正的身心具灭。中国断绝了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因为什么封建专制腐败，而是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更进一步是中国对市场经济执着信仰的文化。

甲午后，中国近代工业的大发展，不是什么民气大开，中国人一直是思想解放的。而是门槛降低了，日本的入侵，把那些经过本土化改造后的西洋技术——东洋技术带到了中国，比如西阵的“若瓜德”，甚至还有相配套的纹纸，后来还有丰田织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没有改变，辛亥革命只赶走了皇帝，没有触动市场经济基础和文化。东洋技术入侵的结果，由于适合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原料，那些手工工场和小型机制工厂大发展，于是宏观上看形势喜人。但从微观上看，这些适合国情的东洋技术使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大规模破产。实际上，中国自古以来商品化程度非常高，家庭副业并不是自给自足，而是主要在本乡本土交换，于是也就进入不了商品化的数字统计视野。现在，这些家庭副业竞争不过东洋技术破产了，本乡的棉花和粮食自己不加工了，把这些农产品卖出本乡，再从外地购买成品更符合比较优势，于是从统计数字上看商品化程度提高了。

如果在本乡本土交换，从交易者个人角度计算，可能吃亏了。但出产的棉花和粮食都留在本地，物质不灭。而从外部交换，个人的效用是提高了，但交换回的成品棉布和粮食，在数量上远赶不上原来调出的棉花和粮食。而农业生产力并没有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要靠水利、种子、肥料。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些都改良不了。农业总出产没有提高，“统计”商品化进展，其实是抽血的过程，使农村走向破产。

这与日本不同，日本是靠自力实现技术进步的，虽然也存在一样的破产过程，但催生了新的产业，大量的人可以转行从事这些新技术行业。同时，破产的压力也推动日本对外殖民。中国就不一样，没有新产业可以被转移，破产了虽然也可以象日本一样“吃粮当兵”。但中国没有“铁”，不能对外殖民，就只能内战了。伴随中国近代工业和商品发展的是不断高涨的内战。辛亥革命经济上的动力，实际不是近代产业的发展，而是经济的贫困。

从国际范围看，更能体现这种物质移动。日本的绵纺先用日本棉花，后来日本不产棉花了，从中国进口。再后来，日本绵纺搬到中国，被称为“在华纺”，直接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这些都在宏观上表现出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但中国大量的农田为日本种棉花，加速了中国农村破产。在日本的在华纺带动下，中国的民族纺也开始发展了。“民族纺”虽然与“在华纺”竞争，但也依靠“在华纺”的技术支持，于是中国的民族资本革命性和妥协性并存。

东洋技术填补了西洋技术与中国传统技术之间的空白，封杀了中国由日本从家庭幅业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那些看起来增长的民族资本，没有可能再回头投资发展本土技术了，挣到的利润就只能用于消费，消费在数字上也带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于是可以发现上海非常繁华，有东方巴黎之称。《丰田之路》一书里讲了这样的故事，丰田佐吉带着侄儿丰田英二，到上海投资办厂推销丰田织机，还在读小学的丰田英二被上海奔跑的汽车所折服，立下了造汽车的志向。这些奢侈消费品需要中国拿更多的物质去交换，在数字的高速增长中，中国更加贫困。

购买日本的东洋技术，间接促进了日本“铁”的发展。日本的丝绸产业，虽然也消耗了大量日本资源，但交换回的不是奢侈的消费品，而是实实在在提升自己“铁”的技术，日本的“铁”还不能与西方竞争，还需要漫长艰苦的道路，于是在数字上看不出经济增长。日本经济增长率很低，只有3、4%的水平，中国则有10%以上的增长率。但是，经过高速增长后，918和77，中国完全不能与日本对抗了，甲午战争还可以说是势均力敌。同样的故事也在当代中国上演，也是高度经济增长，另一面却是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生产力的提高，而是资源大量流失，环境的大量破坏。大量的失业和不能买房结婚生子是资源大量流失的具体表现。也一样大量购买日本的装备。CRH在日本的新干线上贴牌，与当年《林家铺子》中的“完全国货”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林家铺子》在小商品上贴牌，CRH是大家伙。即将开始的大飞机计划，也是国际采购，中国已经丧失了技术能力。

历史会一样演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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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38

第六章 虎头蛇尾话造船

第一节 30名中国熟练造船铁工

那个时代，铁和大炮代表国家的力量，丝绸和棉纺代表国家的温饱，而船则是代表国家的发展。在那个时代，造船绝对是高科技，体现了国家综合技术水平，大概相当于今天的飞机和半导体信息产业吧。即便是现在，造船也是高科技。当代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三造船大国，但造船所需的钢板一半需要进口，船用设备超过8成也要进口，实际上中国并没有造船能力。船装上大炮可以大杀四方，装上白银丝绸棉布茶叶陶瓷，则可以自由贸易。西方是靠船仗剑经商，发展起来的。

中国近代衰落，实际是从甲午战争开始。此前的鸦片战争，中国虽然也战败了，但情有可原，英国代表西方文明，代表民主自由，似乎被英国打败还是件值得庆幸的事。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民主自由。甲午战争给中国造成的伤害，实际远远不是赔偿了2亿多两白银。小国日本，一直以来是中国的跟班，传承中国的文化和技术，却也打败了中国。从此开始怀疑批判自己的文化传统，找不到自信了。近代日本的遭遇与中国相似，与西方对抗失败，自己奋发图强大炼钢铁土跃进洋跃进，也是不断挫折失败。但失败了能够再爬起来不断奋斗，激励他们的实际是顽强的自信，“彼も人間なり、我も人間なり(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成せば成る(如果做就能成)”。


但中国从甲午战争后找不到“人”的感觉了。没有了“人”的自信，就没有竞争的勇气，于是不断招致更大的失败，导致更大的自卑，形成恶性循环。当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否定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甚至彻底否定了自己的民族，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生活在这地球上，要做三百年殖民地，准备彻底投降，彻底丧失了“人”的自信。逆向种族歧视，还满世界追杀围剿中国的“民族主义”，成为当代一景，在地球上估计就中国这一家吧。

甲午战争给中国的震撼是巨大的，直到现在对甲午战争反思的研究和文章都可谓汗牛充栋。讨论最多的是参加这场战争的主角——船。中国的船没有不如日本啊，但为什么战败了呢。反思的矛头直指中国的传统文化，无非是封建专制腐败之类，一直挖到几千前的烂根，最后的结论就是中国一直以来“德”就有问题，所以导致失败。太平洋战争的失败对日本的影响巨大，但日本人从来就没有反思过自己的“德”有问题，就是自己的船不行。于是架空历史的反写小说很多，想象当时的日本如何有更先进的船，使美国俯首称臣。

甲午战争失败的真实原因其实就是船，没有那么多的大道理。如果中国传统制度文化要负什么责任，那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和信仰。市场经济的文化和制度的信条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对“德”的反思解决不了具体的“船”问题，战争失败是必然的。直到今天，当代中国人依然坚决捍卫“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市场经济信条，发展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大循环，难道准备迎接另一次大失败？

读日本的造船史，除大炼钢铁大跃进时代，萨摩藩仅凭简单的示意图，调动日本传统的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建造四处漏气的蒸汽船“云行丸”外，其它都乏善可呈。萨摩建造“云行丸”后，感到自己的财力无力承担相关的投资就早早收场了，转向买船。幕府相对财大气粗，引进法国技师和设备，继续坚持造船，但能够一提的就是小型“千代田”型蒸汽辅助动力的风帆战舰，31米长，60马力。维新后，幕府的造船厂被新政府接收。主要形成了海军横须贺造船所，工部省的长崎造船所和兵库造船所。这些造船所没有多少本事，最多只能造1千多吨的木船，或者铁骨木船。比如，1883年长崎造船厂为釜石制铁所建造的专用运输船“小管丸”，才是1千多吨的木船，建造完成时釜石制铁所也倒闭了。

其时，世界造船技术已经开始从铁船向钢船迈进了，日本还在造木船，所谓造的铁船，也只是进口散件的组装。造成这结果的原因之一是，西洋木船的工艺流程与日本木船没有太大差别，造木船的大工容易找，日本还远没有“铁”的基础。另一个原因是指导设计施工的西方技师是从上海聘请的，当时日本只是化外之地，水平不高的才流落到日本。这些洋技师翻来覆去就是只能造这些不入流的船，于是就早早解雇了。但什么样的师傅带什么样的徒弟，培养出的日本技师水平也不高，突破不了原来的框框。

相对于这些官办企业，外资造船厂——神户铁工所显得一枝独秀，不仅木船建造技术高，1880年代初开始建造铁船，技艺水准让那些官办造船厂望尘莫及。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放之四海皆准，有积极性和没积极性是两重天。神户铁工所的人员构成很让人吃惊，除了约10名西洋技师外，有中国人30名，日本人450名，人数是工部省兵库造船厂的3倍。聘请西洋技师好说，聘请这些中国人很让人费解，他们是熟练的造船铁工，其时日本熟练铁工非常少。这些熟练的中国技术工人从哪来的，很让人感兴趣。日本的记载很简单，是从中国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来的。虽然当时这些亚洲最大的造船厂也是聘请西方技师指导，但培养了大量的熟练造船铁工，日本非常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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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38

第二节 中国造船虎头的开始

中国最早提出造船的当属林则徐。他在与英国对抗的过程中也意识到了“刀的时代结束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与日本武士的认识过程相同，这大概是实践决定认识吧。但林则徐提出购买、并进一步仿造近代军舰的想法和实践遭到朝野上下的激烈反对，道光帝甚至在林则徐建议造船的奏折上朱批道：“一片胡言”。造船意味着要中央政府出钱，并出面组织各行各业，这是干预经济的行为，有违帝国市场经济的原则和传统。

林则徐的方案被否定之后，中国依旧是旧式水军，对内不能镇压太平天国，对外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出现“中外和好”之局，太平天国成为清政府的“心腹之患”，从19世纪60年代初清廷开始考虑仿造或向西方购买军舰以镇压太平天国。这时，距林则徐提出的建立近代海军的建议已整整20年矣！而就在这20年间，西方的海军发生了飞跃性发展，蒸汽舰已逐步取代帆舰成为海军的主要舰只。

清政府准备建立近代舰队的消息传出后，英国反应最为迅速，其驻华外交官和其他人员等立刻到总理衙门向恭亲王劝说建造轮船不如买英国轮船。只要花几十万两银子就可从外国买一支舰队，请外国军官和水手。恭亲王为英国方面建议所动，认为曾国藩等人提出的造船，缓不济急。经过一番曲折后，1863年1月中旬，在英国购买筹建舰队，聘请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总司令，因此史称“阿思本舰队”。阿思本于当年9月率舰队驶抵中国。但最后因指挥权问题达不成协议，只能将兵员遣散，舰队驶回英国变卖。又经过一番讨价，决定价款归还中国，但中国要支付阿思本和其他水兵一笔不小的遣返费。总之，这一买一卖，清政府损失了数十万两银子。

中国第一次尝试建设近代海军这这么夭折了。1864年5、6月间，随着湘楚军会攻天京的开始，太平天国的灭亡已经在即。中国下一步怎么走、军事和政治上往哪条路上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亟需定夺的紧要问题。在这个关头，李鸿章向北京城王府井东堂子胡同里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寄出了一封石破天惊的信件：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远远超出时人理解力的“异端邪说”，正为阿思本舰队失败抑郁不已的恭亲王看来，却不啻一莫大的鼓舞与共鸣。6月2日，也就是太平天国的“天王”自尽的次日，这位“辅政贤王”领衔全体军机大臣向那位尚少不更事的同治帝递交了一份奏折：

“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洋人构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迨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矣！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耳……臣等每于公余之际，反复筹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复，诚非仓促所能筹画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

经过买船的教训，现实的征战，使他们逐步认识到需要摆脱传统市场经济的束缚，要尝试造船了。这一年是公元1864年，大清同治三年，恭亲王32岁，李鸿章41岁，左宗棠52岁，曾国藩53岁。

但此时的中国依然是市场经济体制，无为而治的市场经济思想根深蒂固，所以才会有今天的中国人看起来不可思意的买舰队的想法。经过实践教训的毕竟只是少数人，中国中央政府没有一个清晰的发展思路和通盘计划，更不要说划拨充足的专项经费。这一点与日本非常不同，日本有中央计划，全盘考虑，还不惜打了场内战集中全国的财力。虽然激情很高但经验不足导致洋跃进失败，但失败后总结经验教训再爬起来继续奋斗。中国整个运动的主心骨在地方，心忧时务的地方军政大员——总督、巡抚、将军们自行设计、自创标准、自筹经费。但是，由于中国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他们招致的反对声音也非常大。

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1866年，曾国藩因为在北方剿捻失败被回调两江。李鸿章率兵北上剿捻。上海的洋务在之后数年由曾国藩接手承办。1870年代初，这座初具规模、富于近代工业气息的兵工厂不仅已经成为黄浦江边惹人注目的风景，就是在整个远东也称得上首屈一指。

1866年，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不久，左宗棠被调任陕甘总督，推荐林则徐的外甥和女婿沈葆祯总理船政。到1868年夏，船政局各项基础设施大体完工。其中船厂拥有4座船台，能够建造龙骨长100米，排水量2500吨的船舶；还有一座引进法国轮机、铁板制成的铁船槽（即浮船坞），长30丈、宽15丈，专供修理轮船之用。局内各处以窄轨铁路相通。全局员工多达3000余人。福州船政局建成之时，是整个远东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近代机器造船企业（同期的日本海军横须贺造船所雇工还不足100人）。沈葆祯为船政局的创立和中国近代海军事业的起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晚清自强运动中第一个触及具体技术操作层面的人物，也是那一代中国人中最富识见的少数几人之一。

中国的造船起步时轰轰烈烈。江南制造总局从1869年到1876年，平均一年一艘，完成了7艘舰艇。福州船政局从1869到1874，按计划共制成炮舰10艘，运输船5艘。值得一提的是1872年下水的“扬武”舰，排水量1560吨，1130马力。该舰是福州船政局早年所建军舰中最耗工、费料、成本最高的一艘，也是公认意义上的中国乃至亚洲第一艘近代巡洋舰。江南制造总局1874年建成的“镇安”舰，排水量2800吨，1800马力，则是当时亚洲建造的最大近代巡洋舰。这两艘军舰可以说是铁骨木皮时代的颠峰之作。日本船厂要达到同样的能力要到1880年以后了。最大的技术跨越是1875年下水1876年完工的“金瓯”舰。虽然不大，排水量仅195吨，功率304马力，但却是划时代的铁船！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此时的日本还没有铁船的生产能力。在“金瓯”的背后，似乎能够看到那些后来流失到日本的那些熟练造船铁工的身影。

但是，这辉煌的背后却是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作为缺乏重工业基础的中国，每一艘国造舰船的原材料都须依靠进口，制造工作均由洋匠指导进行；所谓自行设计，大半还是测绘外国图纸。成船数量既少，工期自然延长，原材料和工程费用即不断上升，以至于国造舰船的价格大大高于外购舰艇，“造船不如买船”的效益已经昭然若揭。郑观应日后在《盛世危言》中评价如是：“中国造船，无论木、铁、钢、铜等料，无不购诸外洋，纵使价不居奇，而运载有费，行佣有费，奸商之染指有费，其成本已视外国悬殊。”据估计，船政局自建船只仅工料费就比外国同类产品要高50%—60%，这直接导致了船政局5年中的投入由原定的300万两增加到了超过500万两。

1871年，大学士宋晋以“糜费太重，名为远谋，实为虚耗”为题，要求“将沪闽两处造船暂行停止，额拨经费转解户部，已成之船租给殷商”。其实创办之初就面临舆论压力与言官掣肘。左宗棠非常坦然地描述到：“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议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但倘若因此就“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就会“导其先可”，“让外国擅其能”。面对此势，他愿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决姿态，毅然为之。从左宗棠的这些言论，似乎可以窃见当时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其时的日本专制独裁，政府用“富国强兵”坚决镇压“自由民权”。

除宋晋等人的阻挠外，洋务集团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主要集中于所造舰船的性能和经济效益。从技术水平上说，中国所建造的铁骨木皮快速巡洋舰虽然是颠峰之作，但世界主流战舰已经由木质转为铁质，它们建成就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而中国国造舰船的两个主要基地福州和上海所能建造的最大型舰艇还是铁骨木皮的巡海快船。倘若想要跟上世界潮流，就必须大幅度更新设备改产铁船，而这需要大笔的资金。“金瓯”虽然是铁制，但太小！由于经济效益的压力，福州船政所造军舰，“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平时担负漕运，战时军用，可以充分利用、节省经费。这导致船政局所造军舰除“扬武”外，普遍设有货舱，“船身高耸，船轮迟缓”，反而“兵商不分”、“兵商两绌”，适得其反。

下面该怎么办？对于1870年代后期的中国来说，1874年日本台湾出兵，已经把迫在眉睫的日本威胁摆在了面前，为拱卫海疆、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中国需要在短时间内建设起一支足以自保的海军。近代中国是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在重工业基础匮乏的中国，要完成这样一个过于宏大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技术、设备、人员都不足，最糟糕的是我们没有时间！在没有足够时间实现国造舰船技术进步这一长远利益的态势下，中国只有选择通过外购以在短期内集结起一支技术先进、数量众多的近代海军，应对短期的目标。

我们不禁要感叹：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诸多此等的两难局面。作为决策者的李鸿章和恭亲王们自然不可能有后世学人“激扬文字”、臧否前人的豪气与闲情；他们只能依据当时历史的态势，作出最有利于当下时局的决策。

上面是当代中国人的认识，也是当时中国人的认识。中国要先发展经济，提升综合国力，才能再从事这些现代化事业，历史总是这么相似的令人憔悴。种种必然和偶然因素交织，特别是经费问题，导致江南制造局的造船业务在1876以后停顿下来，实现铁船跨越的“金瓯”成了绝唱。它又一次恢复成规模的造船，要到1905年局坞分立之后。福州船政局则早在1874年后就停顿下来。

经过一番尝试后又必须面对现实回到买船的道路，这与当年萨摩藩放弃自主造船经历相似。萨摩藩提出的新方针是“富国强兵”，中国的洋务运动的重心也从“自强”转为“求富”。如果有什么不同，就是萨摩没有忘记“富国”的目的是为了“强兵”。于是，萨摩统一日本后，就集中日本的财力积极推进造船。中国则把“求富”，提高综合国力本身当作目的。于是后面的发展轨道完全不同。

现在大势又重新回到买船。但李鸿章等人并未就此放弃。1880年李鸿章向英国订购“超勇”、“扬威”两舰，这种样式新颖的撞击巡洋舰就吸引了大半个中国的眼球。被吹嘘的神乎其神的“破铁甲舰”功能、大口径的主炮、新式的鱼雷武器……这一切都足以令她们成为中国舰艇中的新宠儿——虽然实际效果还是另一回事。1881年她们完工归国，所到之处，士民争相围观，盛况空前。在福州，在广州，大批官员上舰参观，整个行程充斥着溢美之辞。大概相当于今天中国购买俄罗斯的“现代”级驱逐舰吧，“航母克星”也是神乎其神。

1881年英国方面向李鸿章提交了一份在此两舰基础上改进型巡洋舰的设计方案，希望李鸿章能继续向英国购舰。但李鸿章经过与德国海军部的咨询，认定该改型航海性能还是改进不大，风浪稍大就会使舰体发生较严重的摇晃以至影响火炮瞄准精度，且依然采用无防护巡洋舰的舰型使之抗打击能力还是较弱。最终这个方案没有获得李鸿章垂青，他改向德国伏尔铿厂订购了“济远”舰。但李随后就将这份方案作为对国造巡洋舰的设计和建造指导之用交给了江南制造局，并在不久的将来开花结果。这就是1885年建造的“保民”舰，排水量1477吨，1900马力。

但这次却不幸真正成为了一次回光返照。再次造船要20年之后的1905年了。中国不造船了，那些有过造铁船经历的熟练工人流失到了日本，为日本铁船跃进准备了人才基础。对于日本来说，这次真的天上掉馅饼了。

历史不幸又重演了，中国人的思想认识经过百余年后又回到了市场经济的原点，类似的故事又发生在当代中国。“花费太多，把握不大，要停下来”，于是运十和一大批项目下马了。我不知道是否有飞机制造人才流落日本，目前日本正进行大型飞机计划，但日本科研机构和企业里有大量中国人才，中国已经不需要他们了。当代中国迫切需要是提高综合国力，提高生活水平，增长GDP。那些赔钱弱国的项目停了最好，这与当年中国的认识没有多少差别，连说词都几乎一样。如果有什么区别，就是当年那些主张发展综合国力的人被称为顽固派，在当代中国则被称为改革派。历史往往就这么让人哭笑不得。

停顿了20多年后，有消息传来，中国的大飞机计划又重新开始了，希望不是又一次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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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39

第三节 技术爆炸

我们反思中国的近代历史，总是喜欢先从文化角度批判，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激扬文字，指责先人如何道德有问题“封建腐败专制”。然后就是制度有问题，如何不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然后论证出，文化之殇加制度之殇，亏损和失败是必然的。对文化和制度的批判，百战百胜，于是文化和制度被不断革命，但没有解决最终的“铁”问题。于是经过一百多年，不断革命改革中又回到了市场经济的文化和制度。

实际上，当时造船的失败，不是文化问题也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当时，1860年代到1890年代，是世界造船业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爆炸的时代，大概可以与今天的信息革命，摩尔定理相提并论。在当代中国，运十飞机和半导体产业被放弃，也是面临类似的局面，世界的飞机和半导体技术发展太快，自己辛辛苦苦造出来了，但很快就落后于时代，没有经济效益。

船的技术进步体现在三个方面。外轮被内车(螺旋浆)取代。以前的蒸汽船左右两边有两个大轮子划水，驱动船的前进，“轮船”因此得名。现在被推进效率更高的水下螺旋浆取代了，虽然看不见轮子了，但轮船一词延用到现在。再是随着船的高速化，船体需要更加细长，需要用铁加固。先是铁骨木皮，再逐步过渡到全铁船。铁船比木船自重轻，强度好。随着冶金技术的进展，炼钢平炉的普及，1880、90年代后则是钢制船体。

从木船到铁船是非常大的技术跨越。对于中国和日本这种传统造船业非常发达的国家来说，转产西式木船比较容易，各种工艺流程与传统技法差异不大，容易吸收。但铁船就完全不同了，要对铁板进行曲折加工，工艺流程完全不同。先要绘图，然后根据图纸加工成木制曲线板，然后在铁板上放样下料，最后把铁板铆接起来。整个工艺过程需要熟练的铁工，但中国和日本没有，需要培养。相关的设备投资也很大，原有的木制加工设备不能用了。这些都需要巨大的投入。“金瓯”虽小，但标志着一个技术跨越。但跨越之后，中国倒下了，因为不符合市场经济比较优势。西方技术在东方生根，再次由日本接过。钢取代铁只是材料变化了，工艺流程和设备没有太大区别。

第三个技术飞跃就是蒸汽机了。蒸汽机发明很长时间后，蒸汽机才被装上船舶，海船就更晚了。船用蒸汽机比陆用蒸汽机的效率更加落后些。因为蒸汽机靠汽化水作功，需要不断补充水，在大海里只能加海水了。海水里有盐份，会使锅炉腐蚀，于是压力不能太高，容易破裂。船用蒸汽机的压力通常不到0.4kg/cm2，以保证安全。作为对比，标准大气压约为1kg/cm2。这样的低压，导致蒸汽机的效率非常低，所以长期以来只能作为风帆的辅助动力。

1834年发明了冷凝器，使蒸汽冷却后变成液态水重新回到锅炉，蒸汽机可以使用蒸留水封闭循环，不需要外界补充水，避免了锅炉腐蚀。此外，随着“铁”的冶炼技术进步，更强的材料被提供，蒸汽机开始向高压化发展。1862年，蒸汽压力达到4kg，出现两段膨胀的蒸汽机。高压蒸汽推动高压汽缸后还有足够的压力再推动一台低压汽缸。这种复式蒸汽机的燃料消耗率只有单式的一半。1873年，蒸汽压力达到10kg，出现三段膨胀的蒸汽机。推动高中低压三台汽缸，燃料消耗率又降低为两段式的一半。1890年代则突破了14kg，出现了四段膨胀的蒸汽机。但此时出现了汽轮机和柴油机，四段膨胀的蒸汽机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现代的蒸汽机都是汽轮机了，汽轮机的雏形就是中国古代发明的走马灯。

随着高压化发展。锅炉的形式，从方形底部加热，变为圆形通过的烟管加热的烟管锅炉，再演变为水火易位的水管锅炉。锅炉形式的变化，体现了“铁”加工技术的进展。

近代蒸汽船的技术虽然在一日千里发展，但很长时间不能和不烧煤的帆船竞争。蒸汽船与其说是运货运人，还不如说是运煤。1860年代是帆船的黄金时代。1868年的统计，英国帆船25,500艘/4,878,000总吨，蒸汽船2,944艘/902,000总吨；法国帆船15,182艘/923,000总吨，蒸汽船433艘/135,000总吨；德国帆船4,991艘/891,000总吨，蒸汽船114艘/56,000总吨。帆船占压倒优势。

蒸汽船虽然无法与帆船进行经济竞争，但突出的优点是定时定点，很少受气候影响，不象帆船要靠风，便于开设定期航班。那个时代的蒸汽船主要用于开辟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用于人员和邮政运输的定期航线，所以往往称为“邮船”。蒸汽船一边接受政府补贴，虽然蒸汽船的经济效益不高，但能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补贴是合算的。另一边则是高昂的船票，因为乘客多是殖民地的官员和到殖民地淘金的冒险家，他们不在乎票价。当然，不考虑经济性的军事运输，也大量使用蒸汽船。我们可以发现，蒸汽船的数量和在整个船队中所占的比例，英国首屈一指，因为它的殖民地多，德国最少，因为殖民地少。蒸汽船能够与帆船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要到1880年以后了。

中国近代造船，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正是世界造船技术发生激变的前期。规划建设的时候，世界的主流还是铁骨木皮。当中国完美建造完成近代铁骨木皮巡洋舰时，世界已经过渡到了铁船时代。“金瓯”虽然抓住了铁船的时代脉搏，但无奈太小。如果全面转产铁船，刚投资的铁骨木皮设备就白白浪费了，巨大造铁船的设备投资怎么出？可以想象技术还在飞速发展，难道要不断投资更新设备？军舰虽然要铁船，但还可以继续造民船啊。但是，此时的蒸汽船对外不能与有补贴的外国蒸汽船竞争，中国也没有海外殖民地。对内不能与中国传统的沙船竞争。中国的沙船是造船史上的一绝，平头，阻力小，吃水浅，少搁无碍，现在依然被广泛应用，当然用上了现代材料还装上了动力。用还处于幼年期的蒸汽船与在市场经济中锤炼了几千年的沙船竞争，除非脑子进水了。

李鸿章的脑子还真进水了，除了设立造船厂外，还在1872年设立招商局，并吸引了大量民间资本投资，从事蒸汽船运输。市场竞争的压力使李鸿章冒天下大不讳动用职权，让招商局垄断官物运输和漕运。不仅导致当时世论的批判，也成了当年中国不是市场经济的罪证。幸好李鸿章没有赤裸裸的象英国或者后来日本那样直接给补贴，他也没有那个权力，中国是民主宪政的国家，权力是受到制约的。否则又不知道犯下了什么样的滔天大罪。招商局主要是买船，与外国航运公司竞争，也有过初期的辉煌，业务也曾经扩展到海外。但1880年以后，新式更高效率的蒸汽船层出不穷，继续买新船参加市场竞争，经济效益都有疑问了。于是精明的中国人从买船又过渡到租船，招商局专注内河和近海运输，远洋则租船。

于是，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租用英国的高升号运兵，结果被日本击沉。后迫不得已用主力舰队护送6艘招商局的船运兵，结果爆发黄海海战。海战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近海，不便舰队机动展开。这不是什么腐败制度训练等原因，而是现实的技术限制，招商局的船不能远洋。海战虽然失败，招商局的船还是完成了运兵任务。

指责先人的道德制度，除了体现我们的道德优越感外，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先人并不比我们笨，从造船开始，到买船到租船，每一步都是在当时具体技术条件下最优选择，符合市场经济比较优势原则。今天的我们不也这么从造到买到租。唯一可能需要指责的就是当初为什么要造船呢，直接租不是更好，走了很多弯路，耽误了发展。如果当初把造船的钱投入到最有比较效益的地方，比如房地产，每年增值N%，该是多大一笔财富啊。但是，历史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实践才能出真知，当初不造船怎么能认识到租船的优越性？！就像今天的我们，没有经历过造东西时代的艰难困苦，现在怎么可能坚定地毫不动摇地走在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上。

但是的但是，从长远眼光看，没有本事搂着一堆钱是危险的。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不是输在银子上，而是输在“铁”及“铁”制造的钢铁机器上。


第四节 市场乎？计划乎？

上海是远东最大的港口，大量西方船只出入，也带动了上海船舶修造市场的繁荣。但我们只知道，上海船舶修造企业都是外资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的前身实际是一美资企业，由于竞争激烈，想退出船舶修造市场，几经转手之后被李鸿章接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这些外资船舶修造企业的活动没有留下详细记录。中国传统是市场经济，政府不干预经济，自然也没有必要对经济进行统计。于是，中国历史书里很少有数字的记载，即便有，也多是估数，不准的。对中国历史研究，也就缺乏数字研究，往往根据什么人或者什么典籍上的话去定性，或者根据外界其它的数据去估计。比如说，两千年前的文学作品《诗经》上说“莫非王土”，就定性说中国古代不是市场经济，因为土地都是皇帝的，没有私有制。但《诗经》的开篇又说“君子好逑”，就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得出结论中国古代是恋爱结婚自由。

日本幕末诸藩在停止自力造船后总共买了大大小小97艘蒸汽船，这些船只大多数是从上海购买的。从中可以窃见上海船舶修造市场的繁荣。中国民间一定大量购买使用了蒸汽船，具体数目不详，一定会比97艘多很多。维新后，这些船只被新政府接收或者被委托给新政府。1870年，日本政府用这些船成立了一半官半民的廻船会社，运营大阪——东京的定期航线，每月三班。政府通商司命令一些大问屋(批发商)的物资集中由廻船会社运输。结果开业不到一年，留下15万多元的债务，被大藏省解散。

如果这事发生在中国又是制度问题，但日本还是技术问题。两国虽然有相同的文化传统，但大炼钢铁之后，认识上就渐行渐远了。这些蒸汽船虽然多是船龄不足十年，但其时造船技术发展太快，很快显得老朽，效率低下。要命的事，蒸汽船货物运价，与原来日本传统的和船一样，实际日本和船是中国船的变种，烧掉的煤都超过了运费。而客运票价则参考外国邮船，上等仓20两、中15两、下9两。要知道外国邮船的乘客都是有钱的去殖民地淘金者或殖民地官员，日本人出不起这么高的票价。在当时，即使西方，帆船也占压倒优势。廻船会社的亏损破产是当然的。这是无视当时蒸汽船技术界限的结果。

虽然是技术原因，但这么无知不仔细计算就这么营运，还是制度之殇。不过呢，日本比较宽容先人。当时的先人被时代的热情驱使，想急切地把落后的帆船取代成先进的蒸汽船。不管主观愿望如何，传统帆船从事海运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传统帆船的市场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

既然是技术问题，那就可以吃一堑长一智，逐步改进。后来成立的三菱会社就避开日本沿岸航线，避免直接与传统帆船竞争，而主要从事北海道、琉球、中国、朝鲜、香港等中远航线。这些航线与西方殖民地航线的蒸汽船运用大体吻合。当然，西方给邮船直接补贴，日本也得给三菱补贴，否则无法与西方邮船竞争。为什么要补贴呢，直接租不是更好？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对能买到有补贴的飞机兴奋不已。1874年台湾出兵想租英美的蒸汽船被拒，下决心培养自己的船队，日本的战略目标是“征韩”。这些中远航线需要大船，日本还没有能力建造，三菱船队主要是买船。中国可能是“中外和好”的双赢局面，没有被拒绝的经历，不注重培养自己的远洋船队，于是甲午战争时租船。

政府在半官半民的三菱身上投入了大量的经费，政府首脑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鼎立支持三菱。但同时期，不要政府一分钱投资的民间小蒸汽船蓬勃发展起来了，市场经济真是魅力无穷。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凡是日本政府关注并投入的地方，总是搞不好没有经济效益。让市场自己发展，往往有好结果。中国政府不管不问，相信当时一定有小蒸汽船的兴盛，从日本大量从上海买船可以旁证这一点。成立招商局则是与民争利，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传统。

先是外国人首先用蒸汽船在濑户内海开辟神户到大阪的定期航线，不到两小时就可以从神户到大阪，如同做梦一般。在这刺激下，日本民间也开始投资用蒸汽船投入竞争，竞争使濑户内海的海运市场繁荣。铁路的修建和开通，使定时定点的蒸汽船更加兴旺。蒸汽船虽然竞争不过铁路，但可以使分断的铁路连接起来。其时日本的铁路才刚开始修建，还远没有成网。同样的竞争繁荣出现在离京都和大阪不远的琵琶湖，此湖是日本最大的湖，北陆地区到京都和大阪的物资，需要走琵琶湖。铁道出现后，穿越琵琶湖的大津——长浜航线，是连接湖两边铁路重要航线。

是制度还是技术原因导致小蒸汽船繁荣？这还是技术原因，跟市场经济无关。濑户内海和琵琶湖风平浪静，航行距离短不需要装载很多煤，有效载荷大，于是形成了对传统帆船的竞争优势。这些船都为木制，装一台比较高压的单式蒸汽机，大的只有100吨左右，最小的只有5吨。5吨的船当然不能运货载人，但可以拖一艘传统帆船，土洋结合，优势互补。当然，这些小船是不能驶向开阔的外海。这种应用模式，实际与西方早期的蒸汽船在内河应用相当。中国湖泊河流众多，一定也经历了这种内河小蒸汽船的兴盛，上海大量的外资船舶修造企业可以佐证这一点。后来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里也描述了小火轮。

1877年的西南战争，三菱的大船都被调去从事军事运输，竞争的减少使小蒸汽船更加繁荣。军费开支的扩大，使社会购买力提高和航运市场扩大，小蒸汽船疯狂扩张，这与同时期西阵织的发展轨迹相当。但是，1881年开始的松方紧缩财政，一下使日本经济冷却，航运市场缩小，小蒸汽船泡沫也跟着破裂。

为了在严酷的市场中生存下来，自然拿出市场经济的法宝——价格战。价格战的结果，一下子从原来市场经济的共荣变成共倒。面对这局面，中国人会认为形势一片大好，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优胜劣汰，活下来的就是强者，政府不要干预，确实没有记录表明当时的中国政府干预了民间的小蒸汽船。日本人则比较脆弱，手心手背都是肉，谁牺牲了都不好。滋贺县出面把琵琶湖的小船主们组织成一个太湖会社。大阪府协同关系诸县先是要濑户内海的小船主们参加一个价格同盟，不久价格同盟名存实亡，政府对抗不了市场。1884年，干脆合并组织成一个会社，日本第二大航运企业——大阪商船诞生了。这手法和西阵织似曾相识吧。面对危机，日本业界总喜欢团结一致组成“会社”。中国则是放纵市场竞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吃出一个大鱼“会社”来。

1884年大阪商船成立时有99艘蒸汽船，55个船主。这些蒸汽船中，来历不明的11艘，进口的两艘，3艘是远在九州的工部省长崎造船所建造，其它都是阪神地方自己建造的。建造成绩突出的是工部省兵库造船所和神户铁工所，各12艘。兵库造船所，是官营的有好成绩是应该的。神户铁工所的所有者是英国人E.C.Kirby。其它船只则是由传统的造船个体户建造的，在传统木船上安装一台由兵库造船所生产的单式蒸汽机，这些个体户后来都没有发展成大的造船企业。中国当年除了外资造船企业外，一定也有大量的造船个体户。中国传统造船业发达，在上面挂一台蒸汽机应该很容易，但在中国也没有出现大的私人造船企业。中日两国一定有什么共同的因素，使这些个体户无法成长。

在这些蒸汽船中，技术最为高超的是Kirby的神户铁工所。大阪商船成立时，那些小船主们用所拥有的船折价入股。小船主们共同估价的结果是，工部省长崎造船所的船每吨114元，工部省兵库造船所是97元，神户铁工所则高达168元。

行文到此，本章的主角Kirby和神户铁工所终于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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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39

第五节 终于有人跳楼了

Kirby是英格兰人，早年到澳大利亚淘金，但未得志。1860年左右到上海看能不能捞世界，不久到了宁波。时值太平天国的末期，宁波是西方军队镇压太平天国的基地，靠从事仓库、旅馆、佣船、食品、杂货等业为外国军队提供服务发了点小财。随着战乱平息，他的事业也夕阳西下了。于是，1865年到横滨，看日本有没有发展机会。

到横滨依然从事旧业，给外国军舰和上岸的水兵提供服务。兵库开港后，很快在神户居留地从事类似的业务。随着钱越挣越多，开始在横滨从事建筑房地产业。这些经历和造船沾不上边，但也说明他有敏锐的洞察力，能抓住商机。他到神户时发现濑户内海的小蒸汽船活跃，这里还有大量的西方技术者，于是觉得投资造船大有希望，他看中了同是英国人R.Hagen开办的神户铁工所。

Hagen很有本事，很早就在日本开设铁工所从事蒸汽船的建造和运输。维新后，那些把持工部省的大炼过钢铁留过洋的年青武士，可能在旅途中受到了刺激，极端排外。对于外国投资，眼睛里容不下外国政府大企业这样的大梁木，也揉不进外国私人投资这样的小刺。看到有力的外国人经营的企业就买下来，让外国人走人。Hagen的铁工所被工部省收购，成为工部省兵库造船所源头的一部。还是中国比较好，鼓励扶植外商投资。所以中国发展较快，上海外资云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如此。

但Hagen继续顽强的从事造船业务。工部省见一个外资企业就灭一个，大量横滨神户的外国人企业消失了，于是大量同命相连的外国技术者集合在Hagen的旗下。在众人顽强拼搏下，Hagen的工场抵抗住了时代逆风的摧残，一枝独秀，1875年更名为神户铁工所（Kobe Iron Works）。1877年，Kirby参加合作经营。1880年后，Kirby独自经营。

Kirby接管了神户铁工所后，志向远大，要把它建成日本最大甚至远东最大的造船厂，寄托他后半人生的梦想，此时中国号称亚洲最大的造船厂已经偃旗息鼓了。他卖掉了横滨的房地产，集中资金，扩充神户铁工所的生产能力，还满世界收罗人才和技术工人。于是那些熟练的中国造船铁工被他招到日本，他有中国的经历，轻车熟路，反正中国也不造船了，这些工人没有饭吃了，正好这里可以开高工资。他准备造铁船，来一次跃进。此时工部省的兵库造船所和长崎造船所还只能造铁骨木船和简单的单式蒸汽机，海军的横须贺造船所还在造早已经落后于时代的铁骨木皮军舰。其时正值松方紧缩财政，航运市场极度萎缩，这时候大力投资更新造船设备和扩充人员，需要什么样的胆识，他敏锐觉察出了今后造船市场的动向！

滋贺县出面组织的太湖会社，并不能解决效益问题。生产力不变仅仅改变制度，并不能解决困难，西阵已经证明了。从技术角度，要提高蒸汽船的效益，就需要大船，最好是铁船，这样自重轻，有效载荷大。大船还可以装载新式的两段膨胀的蒸汽机，不仅降低煤的消耗，还功率大，提高航速，时间就是金钱！但前提是如何保证足够的货源客流。这也好办，1881年滋贺县向铁道头（相当于中国铁道部长）井上胜提出建议书，要他每2小时开行两列火车，太湖会社的船一次装载两火车的货物人员，算上停泊时间2小时内对向穿越琵琶湖，再与另一头的火车衔接。官对官，很多事好商量。

这么计算下来，新船要500吨，航速不低于15节，要两艘。这两艘划时代铁船的建造合同毫无悬念的被Kirby取得，因为此时日本只有神户铁工所才有这能力。1883年初两艘太湖丸在神户铁工所同时建造完成后，分解运输到琵琶湖再组装，取得了非常的成功。1883年9月，被太湖会社接收。两艘太湖丸的建造使神户铁工所名声大振。更难能可贵的是，船只使用的新式两段膨胀的蒸汽机，一台从英国进口，另一台则是神户铁工所自力仿制，虽然粗糙些重量大些，但完成了日本从单式蒸汽机到复式蒸汽机的技术跨越。Kirby和他聘请的熟练技术工人才能可见一斑。要知道，在此之前，中国已经能够制造两段膨胀的蒸汽机，是中国帮助日本完成了这次决定性的造船跃进！

Kirby的市场嗅觉非常灵敏，还在太湖丸建造的1882年2月，他就写信给日本海军卿川村纯义，要求能够承建海军的军舰。但排外是日本根深蒂固的传统，这封信如石沉大海。9月，Kirby再次给川村纯义写信，说他能够制造2000吨的铁军舰和相配套的两段膨胀蒸汽机，重要的是除了只需进口的铁材外，建造费的3/4不用流失到国外。这次让海军砰然心动，现在正是松方紧缩财政，海军也没有钱，对内要紧缩开支，对外要平衡贸易。

海军认真考察了Kirby的太湖丸建造情况，技术能力，认为委托Kirby造军舰能够减少进口，并大量培养本国的造船铁工。经过一连串的曲折，终于在1883年2月与Kirby签定了建造“大和”军舰的合同，此“大和”不是后来太平洋战争中的世界最大的军舰“大和”。这非常不同寻常，在对外国人高度警戒的日本，一下子让Kirby签了两个关键性的铁船跨越合同。1883年11月，大和正式起工。但是，同年12月，神户铁工所的资金链突然断裂，Kirby欠了香港汇丰银行25万5千美元的债务，跳楼自杀了！

经过改革，日本终于建成了成功了富贵失败了跳楼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果然优越，让神户铁工所象上足发条一样向前狂奔。但是，跳楼的不是日本人。

根据与海军签定的造舰合同，如果出现意外，责任人不能履行合同，将由海军接管工厂继续建造。于是，日本海军不费吹灰之力接管了这座现在亚洲最大的造船厂，包括里面的设备和人员。日本捡到30名中国熟练造船铁工之后，又捡了个超级大馅饼！

Kirby跳楼是市场经济的伟大胜利。有跳楼的压力，Kirby做事必然尽心尽力，认认真真，当然不会象日本工部省那些官僚们拍脑袋想当然。工部省洋跃进失败好解释，是官僚好大喜功，又不是花自己的钱，成功了自己又不富贵失败了又不跳楼，是制度之殇。但他为什么也失败了呢？

还是回到技术问题讨论。Kirby建造2000吨的军舰，是500吨太湖丸的4倍。4倍的体积，尺寸是1.6倍，面积是2.5倍，分别是二次方、三次方的关系。建造的船扩大，配套的起重、运输设备都要扩大，造船面积需要大约原来的3倍。现在虽然不清楚当年Kirby扩充生产能力时投资了多少。可以类比的是，同时期兵库造船所投资用于1200吨铁骨木船建造的船架，是15万元。Kirby造的是铁船，吨位更大，船架的投资应该更大些。后来三菱长崎造船所投资建设的相当大小的船坞，是18万元。相关造船设备投资通常是船坞船架的3倍。当然考虑到Kirby是私人企业，各方面都会厉行节约，但再怎么估算，60-70万元的投资是起码的。

工部省长崎造船所的技术员佐立二郎，这段时间被工部省派遣视察阪神地区工业的状况，看看松方紧缩财政是怎么涂炭人民的。佐立二郎视察神户铁工所大约在1883年初，他留下了宝贵的视察记录：神户铁工所的场地非常狭窄，新锐的机器密密麻麻堆放在工厂里。此时两艘太湖丸已经建造结束，船台空了。大和军舰的合同已经签定，所需要的铁骨铁板已经向英国定货了，但还没有到，大和的建造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是，员工都很忙碌，忙于加工大和上的各种装备和部件，但还是有不少设备人员停工待料。周围工厂都开工不足，这里忙碌显得很难得。Kirby又在没有定单的情况下，开工建造第三艘太湖丸。

从佐立二郎的证言里，确实可以发现Kirby的资金紧张，所以场地狭窄。熟练工人是Kirby花大价钱聘请的，即便放假也要支付高额工资，于是材料没有到齐，没有正式开工时，依然要加紧生产。佐立二郎感叹，他所在的官营工厂，就不需要为资金紧张和开工率发愁。为了不让人员设备闲着，Kirby冒险开工生产第三艘太湖丸。很显然这第三艘的材料是前一年已经预订好的。这些向英国订购材料的费用Kirby已经支付了，要偿还购买高价机器的贷款，必须维持开工率，员工的工资也要支付。要命的是，为了制造大和1600马力二段膨胀蒸汽机的大型低压汽缸，还购买了大型精密加工设备。这些都需要巨大的投入，Kirby的资金链非常紧，他在赌市场。

终于，第三艘太湖丸找到买家了。大阪商船筹划成立时，中村新次郎等几个小船主坚决反对加入，他信奉市场经济。他要更新船只与大阪商船竞争，于是看中了这第三艘太湖丸，命名为朝日丸。但他只愿意支付少量的定金，完工后才全额支付。海军方面，根据合同，大和的货款是39.9万元，分六次支付。第一次是合同签订10日内支付6.5万，铁骨铁板到达后7日内支付6.5万。Kirby接收了两次共13万的货款，但终于没有等到第三次付款，资金链断裂，跳楼自杀了。

实际上，后来的发展证明Kirby赌市场的方向非常正确，就是运气差了一点，如果他能多等一会，就会柳暗花明富贵发达了。但是，日本人没有给他这机会。有人甚至怀疑Kirby是被海军谋杀的。海军实际上在太湖丸建造之初就开始注意Kirby了，做了周密调查，不会不知道Kirby资金紧张。大和的合同签定时间恰到好处，正好是太湖丸建造结束，Kirby急着找米下锅。合同中的霸王条款，也让人起浮想连篇。大和是放在Kirby身上最后一根稻草。精明的Kirby大概能计算出来他能赌过去，但政府如果在他调动资金时做点手脚，就足够要他喘不上气。这口气终于没有喘上来。

海军接管神户铁工所后改名为海军小野浜造船所。在海军管理下，大和舰和朝日丸继续建造完成。海军把小野浜造船所作为技术学习传播基地，向工部省的兵库造船所和长崎造船所等日本其它造船所提供技术和人才。30名中国熟练技术工人，假Kirby之手，实现了日本造船的关键大跃进。跃进完成之后，外国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都被一扫而光，卸磨杀驴了。

类似的事发生在1930年代。日本维新以来一直极端仇视外资企业，但关东大地震导致铁路被破坏，长期不能恢复。于是购买美国的汽车，要FORD和GM在日本投资设立汽车厂。但好景不长，日本政府灾难过后好了伤疤望了疼，把FORD和GM赶走了，人员和设备被丰田和日产接收，来了一次国产汽车大跃进。不过这次是明火执仗，不象造船大跃进是来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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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40

第六节 开花结果

坚决不从的中村新次郎想通过新式的朝日丸与大阪商船竞争，结果如同螳臂挡车，自取灭亡。不到一年，1884年底，朝日丸就成为大阪商船的战利品。但就不知道中村新次郎本人的下场如何，不知道是否也在市场经济中跳楼了。中村新次郎手中虽然有利器，但面子小，没有办法调动铁路，不能保证足够的货源，对抗不了有政府背景的大资本。

朝日丸被大阪商船接收后，营运成绩非常好，于是想以此为基础大规模更新船队。但大阪商船没有钱，向政府申请补助。讨价还价之后政府给大阪商船8年期，年5万元的补助。大阪商船反过手来，以这政府补助做抵押，向三菱再借款40万元。并且，这些新船都由政府的造船所承建，所需费用分期付款。大阪商船空手套白狼的手法可见一斑，在市场中自由竞争的中村新次郎就没有这好事了。从1885到1891年，大阪商船共订购了11艘铁船。如果Kirby能等到这笔订单，就大富贵了。这11艘铁船逐次推动日本造船技术的进步，后期的船为钢船，装备日本自产的三段膨胀的蒸汽机，吨位达到700吨。这11艘船的首艘为第四艘太湖丸，依然由海军小野浜造船所建造。建造过程中，其它造船所的人员现场实习。然后，其它船只由长崎造船所和兵库造船所建造。

三菱有政府首脑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撑腰，通过1874年台湾出兵和1877年的西南战争，三菱得到了很大发展。1878年大久保利通被暗杀，1881年大隈重信倒台，三菱失去了强援。政府内部批判三菱的呼声高涨，说它搞垄断。于是1883年，农商务大辅品川弥二郎组织共同运输会社，在政府强力补助下与三菱竞争。三菱也不能坐以待毙，1884年向工部省租借了长崎造船所，维修改造三菱的船队，提高竞争力。中国提高竞争力的办法是提高人的积极性，日本则是如何改进机器的效率，这里又体现出来了。这种由潜意识驱动的举措，反映了经过大炼钢铁之后的日本，思想认识与中国已经截然不同了。竞争的结果，使横滨到神户的船票降到只有0.25元。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类似航线十余年前的价格，这十余年蒸汽船进步如斯。

但是，三菱和共同运输出现了巨大亏损。经过一连串政治斗争，三菱和共同运输合并，1885年成立了日本邮船会社，资本1100万元，拥有蒸汽船58艘，其中14艘是超过1000吨的新船，还有11艘帆船。当时蒸汽船的性能还不能全面取代帆船。并由政府保证每年8分利益的补助。但是，作为三菱支柱的海运业被独立出去，大量的员工也被划归新会社。三菱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日本就是这样，专制独裁，权力不受制约，侵犯私人产权。侵犯产权的结果，三菱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一口气没有喘上来，年纪青青50岁就死了。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一直是民主宪政的国家，保护私人产权。所谓的抄家，那都是因为有案底，遵循法律程序。

岩崎弥太郎的弟弟岩崎弥之助成为三菱第二代社长。三菱向何处去？他给大藏卿松方正义写信，要求能把工部省的长崎造船所低价处理给他。这事好商量，因为岩崎弥之助和松方正义是儿女庆家。于是，1885年，长崎造船所作价45.9万元处理给三菱，还分50年付款。更名为三菱长崎造船所，后发展成三菱重工。不久，日本邮船会社又回到了三菱集团。岩崎家族与日本政治及商业高层人士有广泛的婚姻联系，不知道回归是否与这有关。

三菱能这么干，作为松方正义的同乡和后辈的川崎正藏也如法炮制，1886年接收了工部省兵库造船所。川崎正藏是萨摩出身的商人，被萨摩委托从事琉球砂糖运输贩卖。维新后被新政府任命处理琉球藩的业务。新政府采纳了他的不用武力，而用怀揉的办法征服琉球的建议。1879年，琉球藩成为日本的冲绳县，他居功第一。1878年，在松方正义的援助下，川崎正藏在东京官有土地上设立造船所，1886年接收了兵库造船所后，所有设备人员转移到神户，形成川崎造船所，后发展成川崎重工。现在中国铁道部购买的CRH新干线，就是川崎重工生产的。川崎正藏还办航运，成立了川崎汽船，最后形成了大型的川崎财阀。1890年日本宪法颁布设立国会，川崎正藏成为贵族院议员。川崎家与岩崎家也是儿女庆家。

作为现代日本产业支柱的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它们的技术源流是Kirby的神户铁工所，是Kirby聘请的30名中国熟练技术工人，是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CRH新干线上实际也有中国的血脉！但中国实现技术跨越后却放弃了，因为不符合市场经济比较效益。读史到此，非常感慨，历史常常就是这么造化弄人。

三菱和川崎是商乎？官乎？官商乎？日本对它们的称呼是“政商”。所以就不难想象，没有背景想在市场中混的中村新次郎为什么会失败了，外国人Kirby的命运也是一样。中国也有这样的“政商”，也是一样把国家财产想办法捞到自己腰包。但是，日本的“政商”在为自己捞之余，会发展实业“造东西”，实实在在为民族创造财富。而中国的“政商”则是发展经济，什么来钱快效益好干什么，于是热衷于股票房地产，或者发挥比较优势做买办。这大概还是与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有关。日本经历了大炼钢铁，对发展生产力的认识就是造东西。中国还是传统的，以为挣钱多了生产力就发展了。所以在中国一提发展生产力就是如何挣钱，日本则是如何造东西。

大阪商船的新船主要由三菱长崎造船所和川崎造船所承建，在建造过程中磨练提升了技术。1891年后，大阪商船的船只建造结束，新船建造几乎停止，年间总造船量不足百吨。那个时代，日本国内蒸汽船的市场还是太小，一方面是蒸汽船还需要与帆船搏斗，另一方面则是国内造船的技术价格工期与国外还有差距，许多的船在国外订购。大阪商船在国内建造，是因为政府有优惠的政策。Kirby的死实际与这有关，造船需要大量的投入，但却没有稳定的市场，无法维持开工率。

遇到这种情况，Kirby的私人船厂只能死亡，这也就是为什么个体造船企业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三菱长崎造船所和川崎造船所则业务主要集中在修船和对船舶的改装，时代发展太快，新船很快就会过时，需要不断维护改装，比如更换新的蒸汽机跟上时代的步伐。对船舶尤其是大型船舶的改修，为将来自行建造大型船舶打下了基础。

造船所的业务也基本只存在于集团内部。以三菱长崎造船所为例，1885-1898年，主要还是来自兄弟会社，日本邮船会社和大阪商船的业务，当然还有三菱自有的船舶，它们占了约90%，其它还有政府的船只，真正民间的船只不足5%。作为后发国家日本，国内市场非常狭小，只能这么大而全小而全，自给自足，自产自销了。在市场中搏击的私人造船厂就没有这样的发展环境，不可能发展壮大。

在这空白期，三菱没有忘记新的跨越。大阪商船还只是几百吨的中小型船舶，三菱自己的1000吨以上的大型船舶还不能建造。三菱采取的新跨越方法是，向国外订购大型船只时，派遣这些有实际造船经验的工人去国外造船现场监工，从中领悟新的技术诀窍。经过一番磨练之后，1894年初，三菱开始新的跨越。1592吨，装备新式三段膨胀蒸汽机，835马力，二重底的钢船，须磨丸开工。但这艘船不过是三菱社内的运煤船，造船厂闲着也是闲着，正好把新学来的技术练练手。

日本海军横须贺造船所也经历了一样的过程。从Kirby的神户铁工所实现了铁军舰的跃进。然后再向国外订购新军舰时，派有实际经验的人现场实习，提高技术，回国后造更大的军舰。在从英国购买的浪速級基础上自行设计，1890年开工，1894年3月建造完成的“秋津洲”防护巡洋舰，3150吨，8400马力，19节，装备中小口径的速射炮。针对中国铁甲舰定远和镇远建造的“松岛”级三景舰，“松岛”、“岩岛”1888年初在法国开工，然后第三艘“桥立”在日本开工，1894年6月建成，4217吨，5400马力，速度16.5节。

就这样，中国培育的近代造船种子，被市场经济所不容所摧残，于是流落到日本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但反过来却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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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40

第七节 理性 Vs 激情

日本是在维新洋跃进失败，耗尽了综合国力，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准备甲午战争的。同时期中国市场经济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财大气粗，装备了当时最新锐的铁甲舰定远和镇远，厚重的装甲，大口径火炮。日本只能装备严重缩水的“三景舰”，船小装甲薄却要抗一门大炮。其中一舰还需要自力建造，虽然总算下来还不合算，法国造只需要3年8个月，自产则花了6年时间，但自己造肉烂了总在锅里。为了节约经费，装备轻装甲的防护巡洋舰，一艘大型装甲舰的价格相当于三艘防护巡洋舰。靠牺牲装甲和火力，想以速度和快速发射的中小口径火炮取胜。即使这样，也导致财政不堪重负，于是我们能读到日本天皇如何节俭，如何义务教育，那是因为被逼无奈上山下乡。日俄战争后，日本刚缓过气，天皇就在东京的新宿修御苑，规模宏大，集法国英国日本风格的园林于一体，与西太后的花园有一拼。西太后修花园反映了当时中国综合国力高，繁荣昌盛。

时代在飞速发展，新技术层出不穷，如何使装甲、火力、机动在空间有限的军舰里取舍平衡，如何才能适应未来海战的需要。西方列强也不知道，因为这一时期是西方列强之间相对和平的时代，演习毕竟不能代替实战。甲午战争是近代铁甲军舰之间第一次战斗，在技术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决定了今后军舰和海战发展的方向，那就是厚重的装甲、大口径火炮的“巨舰大炮”主义。巨舰大炮主义在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中发展到了极致，日本的“大和”号战列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军舰，排水量超过7万吨，而同时期的航空母舰只有3万吨水平，拥有厚重的装甲和世界上最大口径460mm的舰炮。但时代又发生了变化，已经是飞机和航空母舰的时代，“大和”成了“无用的长物”，“大和”的沉没标志着“巨舰大炮”时代的结束。“大和”虽然沉没，建造“大和”的技术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奠定了日本战后腾飞的基础。

中国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把握住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于是今天的我们还津津乐道铁甲舰定远和镇远，当时的日本望尘莫及。但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了，我们的船比日本强啊，反思的矛头就是大清如何封建专制腐败。比如，西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花园。舰队训练不足、实弹训练如同儿戏、甚至还挖出了邓世昌在军舰上养狗、定远舰舰桥年久失修、舰炮上晾裤头等细微末节的小事，跟现在小报的狗仔队有一拼。但这些与战争胜负有关系吗？

不专制腐败。说说容易，具体怎么做才不专制腐败？船只一动就要维修保养，平时超负荷训练导致中国军舰战时达不到设计航速。时代进步这么快，军舰买来就落后于时代了，需要不断进行现代化改装。日本从英国订购的“吉野”防护巡洋舰，在回航途中训练时发现新装备的光学测距仪非常有效，能有效提高火炮射击精度。在此之前，对目标距离估算只能靠人的经验，于是在其它既有军舰上实施相同的改装。实战中，中国军舰的大炮命中率低就不奇怪了，这与平时训练没有多少关系。后来日本尝试光学测距仪的国产化，今天日本的Canon和Nikon就是当年生产光学测距仪的企业。同样的事发生在太平洋战争，日本海军训练有素，擅长夜战，但美军装备新式雷达后，优劣逆转。

自己没有造船能力，凭什么维修改装？靠市场经济、人的积极性？那还不如把买军舰的钱用来拉动内需，发展房地产，提高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提高了再买更多更好的军舰。据说“吉野”是中国订购的，后来放弃了。其实“吉野”也很快过时了，如果有综合国力，以后装备雷达的更新的军舰都可以买到。西太后修花园搞房地产拉动内需提高综合国力就是市场经济环境下非常理性正确的选择。这套路放在现在也非常正确，军队要忍耐，发展楼堂馆所，凭什么指责当时的人专制腐败？

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并没有失败，打退了日本舰队的进攻，完成了既定的运兵任务。中国损失的只是非主力舰只，日本快速的但装甲薄火力弱的舰队动摇不了中国的铁甲舰定远和镇远。日本旗舰，三景舰之一的“松岛”，挨了镇远的一颗巨弹，1/3的人员死伤，差点沉没。其它舰只大大小小都带伤。海战结果实际是互有得失。就当时的技术而言，即便训练充分，装备了光学测距仪，一次海战的结果多半靠运气，一次战役的结果远不能影响整个战争的进程。但这次真的影响了战争的进程，此役结束后，李鸿章提出保舰方针，再也不出海了。这不是专制腐败，也是没有办法，中国凭什么抢修战损的船只，补充消耗的弹药？！日本的造船厂拼命抢修船只，实现三菱第二次跨越的须磨丸只能暂时停工，全力以赴修船。釜石制铁所加班加点制铁，大阪炮兵工厂加班加点用铁赶制炮弹。日本舰队又很快重新回到了中国近海，取得了制海权。

海战的惨烈，使很多人一提起甲午战争就是甲午海战，而不知道甲午战争实际是朝鲜战争，是中日之间的朝鲜战争。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陆地上，但中国出于比较优势没有铁路，无法通过陆地补充兵员弹药粮草，只能象日本一样靠船补给。招商局讲究经济效益比较优势，没有大船，不能远洋，租来的船还被击沉了。制海权的丧失使中国军队的处境雪上加霜。中国军队比较优势装备万国牌武器，战争开始时各地还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进口了一批万国牌武器，但枪不配弹，弹不配枪，使补给变得几乎不可能。日本大型三菱船队则来去如风，运力不足还紧急进口外国废旧船只彻夜抢修后投入军事运输，统一装备自产的村田步枪虽然质次价高，但便于补给训练。后勤保障的巨大差距，无论在朝鲜半岛还是在中国本土，每次战役，日本都能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

今天的我们能读到当时中国军人视死如归，或者临阵脱逃的故事，这些其实都是面对强敌的正常反应。我们长期受道德教化，读到视死如归，就联想到士兵英勇，但为什么失败了呢。我们还能在在纸面上比较双方武器的性能参数，自己武器装备还优于日本啊，联系到临阵脱逃，就是制度腐败了。实际没有那么复杂，甲午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近代战争，近代战争打的是后勤，甲午战争的命运是在船台上决定的！

是什么原因使我们放弃了船台？我们每一步都非常理性，一算帐，亏了，就放弃了。更有人指出当时根本就不应该造船台，因为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市场经济原则，耽误了经济发展，甚至幻想能在市场经济的土壤里自然长出船台。如果当时有更多的钱，就可以买更多的船，比如把“吉野”买回来，就不会失败了。于是找当时中国什么地方没有实行市场经济，阻碍了经济发展。找来找去，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找到一证据，说当年有个私人船主挂法国国旗，因为挂法国旗受法国保护，中国不保护私人产权云云。现在挂方便船旗的美国船日本船比比皆是，难道它们都不是市场经济？！现在的世界上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最多，看样子巴拿马是最市场经济了。中国人始终反思不出来，是市场经济本身扼杀了中国的发展。

中国不会行政干预经济组建大型航运企业，即使组建了也会根据比较优势到外国买船，或向外资买船，甚至租船，不会想到要用行政手段去打破市场经济的束缚，通过造船实现自我技术积累。市场经济要求靠人的积极性去超越别人几百年的技术积累，这需要怎么样的超人？！超人如Kirby的都跳楼自杀了，当然也有可能是被谋杀的，中国是坚决不会做有违市场经济原则谋杀外资企业家的事。即使Kirby成功了，也与日本无关。中国上海有大大小小那么多外资船舶修造企业，没有听说谁为抢修中国的船只尽了力量。那么多外国商船，也都躲得远远的。算GDP时，算综合国力时有外资的一份，真正要出力时不见了踪影。

日本是凭着激情造船的，那是“铁道和港”的时代，要追上并超过西方，理性和经济效益则很少被考虑。西方能造，自己也能造，他们是人，自己也是人，亏了就补贴，加强中央计划，协调规划各方面的关系，靠中央计划强力打破市场经济死锁的怪圈。当然，中国人非常反感“计划”，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于是造不了东西，即使造了，也会虎头蛇尾放弃。当然中国也想追上并超过西方，具体做法就是挣钱，有钱了就可以买到西方最好的东西。于是，中国高度经济发展积累的银子被日本造出的“铁”抢劫了。日本抢到的银子也没有用来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改善生活水平，而是用来实现铁道、船、钢铁的新跃进，奋力追赶西方。

甲午战争时日本船队远压倒中国，但还是暴露出海运能力严重不足，运力短缺40万吨。三菱船队虽然风光，但日本的海外贸易的近90%依然依靠外国商船。甲午之后通过了“海事二法”《航海法》和《造船法》，一奖励日本人从事海运，再奖励使用日本国产船舶，三奖励使用日本国产蒸汽机。1896年，实现日本第三次造船跨越的“常陆丸”开工，1899年完工，6172吨，3888马力。日本至此实现了设计制造大型远洋轮船的跨越。“常陆丸”为国产船体和国产三段膨胀蒸汽机，累计奖励金近总造价的20%。这些奖励金当然都来自中国甲午战争的赔款。此外还有铁轨机车的国产化，各种钢材的国产化，八幡制铁……

日本的现代化实际沾满了中国的血，但中国从来就没有想到用自己的血气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国的银子被抢了，依然反思不出真正失败的原因。甲午之后，使用日本东洋技术，实现优势互补，市场经济又导致经济飞速增长，吃喝玩乐，发展GDP。如果说甲午战争是日本的船在大海里游弋，一般的中国人看不到，眼不见心不烦。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黄金十年之后，日本的飞机坦克汽车在中国大地隆隆推进时，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就可以理解中国后来为什么要牺牲经济发展，大炼钢铁大跃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了。

但是，历史造化弄人，百年沧桑又画了一个圈，当代中国依然没有跳出市场经济的宿命。运十和半导体也经历了与当年造船几乎相同的命运。即便今天的造船技术已经成熟了，中国造船在市场经济中仍然不能实现追赶。近30年后，大飞机计划重新开始，但据说又要走市场经济老路。市场中死过一回，还准备再死一次。在中国运十首飞20年后，2000年日本开始了大型飞机P-X/C-X计划，主承包商还是中国的老冤家川崎重工和三菱重工，飞机还在图面上，日本自卫队就已经有了大约100架的订单。感觉一百多年前的戏又在重演。

不知道中日两国这次竞争的结果又将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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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藤高庆    时间: 2008-5-17 22:41

第七章 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

第一节 眺望历史


作者写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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