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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原创]试论羌汉战争与东汉帝国的东西对立 [打印本页]
作者: 执金吾    时间: 2008-1-16 19:36     标题: [原创]试论羌汉战争与东汉帝国的东西对立

试论羌汉战争与东汉帝国的东西对立


    东汉一朝的边患莫过于羌族，这点学界早有共识。对此史家虽历来多有论述，但也大多停留在诸如东汉的边防思想、董卓集团这样一些题目上，原因在于他们往往将东汉的羌汉战争看作一次普通的胡汉交锋。笔者认为这不免将问题简单化了，羌汉战争贯穿东汉王朝的始终，具有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大的特点，对东汉帝国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余英时先生就认为“汉与羌的关系对于中国历史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要比汉与匈奴的关系更为重要，尽管在该时期的历史上后者有更加令人瞩目的地位。”马长寿先生也认为“讲羌汉关系史，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汉代的西羌地区已经划入当时中国政治疆域之内，西羌和东羌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也揭示了羌汉战争的独特性。笔者认为羌汉战争实质上与当时东汉帝国的东西对立有着很大的关系。所谓“东西”，指的是当时以华山和函谷关为界的“关东”和“关西”。关于二者自西汉以来的对立，傅乐成先生有过精彩的论述[。羌汉战争贯穿东汉一朝，东汉的东西对立也随之而加剧。最终的总爆发是董卓进京摧毁了东汉皇权。对于董卓及其集团在东汉末所发挥的作用在此无需赘述，但应该看到的是，董卓集团的兴起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存在的东西对立的产物。
    本文在继承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近人的一些统计成果，通过贯穿东汉一朝始终的羌汉战争来观察东汉帝国的东西对立，进而浅析羌汉战争是如何加剧了东汉帝国的东西对立。

一、东汉羌汉战争概述


表1：东汉五次大规模的羌汉战争情况一览表


时间


参与者


大致波及范围


政权


备注


77-101


羌、月氏、卢水胡


陇西以西


无



103-118


羌、胡及汉族农民


凉州、并州、益州北部、三辅、洛阳附近


有


东汉对羌政策一大转变。


139-145


羌、羌胡


凉州、三辅


无



159-169


羌、氐


凉州、三辅以西


无



184-187


羌、胡及汉族农民、下层官吏


凉州、三辅以西


有


中平四年187年韩遂掌权，拥兵自重。


马长寿先生认为东汉时期的大规模羌汉战争共有五次，笔者对五次大战的时间，参与者，大致波及范围，有无政权建立等情况进行整理得到表1。下面笔者将结合具体史实对五次羌汉战争进行简要分析：
1.建初二年（77年）到永元十三年（101年）。第一次战争持续时间相当长，但实际波及范围却不大，甚至不及凉州全境。另外，汉军也是赢多败少，最大一次失败仅是章和元年护羌校尉傅育遭伏击，傅育以下八百八十八人战死。
2.永初元年（107年）到元初五年（118年）。第二次战争则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使“羌患”真正开始成为东汉帝国的心腹大患。第二次战争最显著的特点是建立了以羌民为主的滇零政权，并控制了空前广大的地区。对于一次民族起义，能达到这样的规模，在古代历史上确实少有。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郡县畏懦不能制。”凭着这样的装备，起义军竟然在永初二年（108）击溃了汉军主力，杀八千余人。这次战争用去军费240多亿，《后汉书·西羌传》中说“并、凉二州，遂至虚耗。”另外，这次起义也给内地的降羌播下了不断起义的种子。江统说：“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辙复侵叛。”
3.永和四年（139年）到永嘉元年（145年）。这次战争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前一次的继续。它造成了更大的灾难：第一是财政的消耗“自永和羌叛，至于是岁（永嘉元年），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第二是大量将士的死亡，这期间前后两名护羌校尉（马贤和赵冲）率领的二十万官军大部分战死，同时也包括他们自己。第三是户口的散亡。经历三次大规模的羌汉战争，凉州的户口大减。传统上将《汉书·地理志》元始二年（2年）与《后汉书·郡国制》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相比较，得出“北地郡户数只及西汉的5%，金城和陇西郡户数只及10%，安定郡户数只及14%，汉阳郡只及45%”的结论。
4.延熹二年（159年）到建宁二年（169年）。此次战争依然是以东汉边郡官僚对羌族的残酷统治为导火索而爆发的。但在这次战争，“凉州三明”（皇甫规字威名，张奂字然明，段颎字季明，时人称为“凉州三明”）的崛起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此三人不但智勇双全，而且熟悉地形，了解羌人的活动规律，因而在军事上脱颖而出。据陈勇先生的统计，桓帝时期投入对羌作战的军队，不论总人数，还是其中关东郡兵的数量，都大大少于安、顺时期。军队数量减少，在战场上却具有更大的战斗力，表明西北的凉州武装已经具备强劲的战斗力。而这种战斗力的形成，是同“三明”等人主持西北军务一事密不可分的。最终，“永康元年···西羌遂定”“建宁二年···东羌奚平。”东汉一朝之羌患总算是被基本平息了，然而帝国的国运也走到了尽头，“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
5.中平元年（184年）到中平三年（186年）。中平元年关中爆发了黄巾起义，紧接着陇西、金城二郡又爆发了羌人及少数汉族官吏的起义。马长寿先生认为此次起义主角第一是北地先零羌，最后才是临时参加的边章、韩遂等人。笔者也认同这种看法。但是到了中平四年（187年），韩遂杀死其余的羌汉起义首领，拥兵自重，马腾也于同年拥兵叛汉，且与韩遂合兵一处，他们从此成为凉州军阀，羌族武装反到成了工具，“遂等稍争权利，更相杀害，由是寖衰”。不久董卓进京，摧毁了东汉皇权，东汉名存实亡。因此笔者认为东汉一朝的羌汉战争到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并非如马先生所说延续到建安十九年。
    羌汉战争给东汉帝国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关西户口的大量减少，这其中包括死亡的和逃离的，“关中膏腴之地，顷遭丧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从表1中已经足以看到这场战争的破坏性了。此外还有更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起义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参与的基础扩大了。由纯粹的羌人到羌汉联合；第二次起义中汉族领导者只不过农民杜琦而在第五次中连汉族官僚也参与其中，而且后期还推举出了当地大姓为王。我认为这与其说起义者在政治上的成熟，不如说是他们有了更多的利益，甚至是某种文化上的认同。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则正是持续不断的羌汉战争本身。

二、两汉时期的东西对立


    东汉帝国的东西对立并非源于本朝，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其实自殷商时期起就可以看到关东与关西的文化已大不相同。大体说来，关东代表华夏文化，而关西则是戎狄文化。钱穆先生认为“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因此关东与关西的对立不在于种族而是文化的差异。到了战国时期，关东百家争鸣，文化空前繁荣；而秦国则一家也没有，因此被视为戎狄。根据傅乐成先生的论断，关东与关西的对立源于战国。“秦国崛起，东向拓地。山西之地，自成一独立区域，与山东诸国相对峙。苏秦倡合纵，六国互相连结，西向据秦，于是东西对立的趋势，愈加明显。”
西汉初期，“军功收益阶层”及其子弟把持政坛达数十年之久，关西人由于处于被征服者的地位，因此在政治上出路自然很窄。汉武帝之前的所有丞相，凡籍贯可考者，无一不是关东人。直到景帝时期，周亚夫之死才被认为是该阶层的彻底没落。但此后西汉的三十三位丞相中，关东人却占了二十五位。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关西由于其文化上的固有劣势，在那个重儒生和文吏的时代自然遭到轻视。如此一来，关西人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武帝的开边事业上。“于是大批善战的山西军人，遂乘时而起。”但据傅先生分析，武帝往往用关东外戚充任最高统帅，而用关西军人冲锋陷阵。前者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后者如李广、张骞、李陵等人。虽然关西人在武帝的开边事业上功勋卓著，但往往受到关东外戚和朝臣的排挤，李广自杀，张骞封侯之难，李陵兵败至于灭族都是明证。此外，在李陵之祸中，司马迁出于同为关西人的地域感情为李陵辩护而下狱，朝中却无要人为其申说，由此也可看出关西人在朝政治势力之微弱。虽然西汉关东人的政治势力强大，关西人遭受压抑，但因首都位于长安，汉室对山西地区甚为重视，而山东屡次向山西迁徙豪强大族，因此尚未形成对立之局面。
    但是到了东汉一朝，东西对立之势却大大加剧并最终定型。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东汉朝臣曾经三次提议放弃凉州。第一次是“建武十一年···冬十月···是时，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途远多寇，议欲弃之。”后来还是由于马援的反对，再加上当时东汉确实有能力打击羌患，这项提议才最终没有实行。第二次在永初四年（110年），谒者庞参提出放弃凉州全境，大将军邓骘和公卿“皆以为然”。后来虽然虞诩说服了太尉李修不弃凉州，但永初五年，西北四郡（陇西、安定、北地和上郡）还是被徙往内地。由于当地居民拒绝离开，官军竟然毁坏房屋，割走庄稼，迫使居民迁移。第三次是185年，“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诏会公卿百官，烈坚执先议。傅燮厉言曰：“斩司徒，天下乃安。”崔烈出身涿州而傅燮则来自北地。由此可见，从35年到185年的150年中，关于凉州存废的争论始终不断。争论的双方也有着浓厚的地域背景，关东人提出的放弃念头被关西人所抵制。这绝不仅仅是个人政治观点的差异，而反映出关东关西的对立已经十分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后两次放弃凉州的建议都得到了公卿们的肯定或支持。这反映出关东人在政治上已经居于十分明显的优势。关西人在政治上的失势非常明显。造成这一对立局面在东汉加剧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首先就与东汉王朝的建立有着极大的关系。余英时先生在《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东汉政权的建立是以士族大姓为基础。而且当时的士族大姓拥有很浓厚的地域观念，因此刘秀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照顾到南阳集团的利益而定都洛阳。从此之后，关西的地位就日渐下降，而这在当时主要表现在入仕情况上。由于西汉武帝之后多次强行迁徙豪强于关中地区，因而关中的经济和文化都是整个关西地区最发达的，然而表2却让我们看到在东汉时期关中的衰落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在中央和地方长官方面，关中下降的尤为明显。而且这种下降正是从中期开始骤然加剧的。
    这一点很不寻常，因为关中曾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太学的所在地。即使因为东汉政治中心的转移，恐怕也不至于如此衰落。而且连东汉时期的吴楚越地区都有大规模增长，该地出的三公九卿在后期竟然达到了和关中一样的水平（11.4%）！要知道，吴楚越地区的文化底蕴是远远不能和关中相比的。况且其他地区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因此这一普遍增长的趋势应该说是正常的，因为随着对边郡的开发，经济的发展，文化也会繁荣。余英时先生在《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一文中特别提出了“循吏教化有助于儒教传播”这一观点。而且，与《汉书·循吏传》相比，《后汉书·循吏传》中边郡循吏的人数也增加了不少。比如任延担任武威太守,“···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章句既通，奚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可见，循吏确实对边郡的文化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使入仕人数增多。这样一来，无论从哪一点看，关中地区各类人物在东汉一朝的持续、大幅递减就令人十分困惑。唯一的解释是，一定有一种持续，强大的因素使得关中偏离了本来的方向。

表2.东汉关中地区各类人物在全国同类人物中的比重


人物类别


前期


中期


后期


守相


19.2%


19.2%


7.3%


三公九卿


22.8%


22.4%


11.4%


武人


28.1%


29.4%


18.9%


    除去关西最发达的关中地区，其他地区的情况又怎样呢？现在再来看表3就会发现即使是整个关西地区也是呈总体下降趋势，关东虽也有小幅下降，但在守相和三公九卿人数上仍保持着绝对优势。然而吴楚越地区在三公九卿人数上却由初期的3.4%发展到后期的11.4%，虽然绝对人数仍很少，但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又与关西的明显下降形成鲜明对比。

表3.东汉关东、关西地区各类人物在全国同类人物中的比重


人物类别


前期


中期


后期


关西


关东


关西


关东


关西


关东


守相


21%


55.5%


24%


43.3%


12.4%


51.9%


三公九卿


24.1%


62.1%


24.4%


57.2%


20.2%


57%


武人


36.4%


56.3%


38.2%


52.9%


34%


41.5%


    李开元先生曾特别指出历史研究中数字图表的应用要慎重，否则就会适得其反。的确，在东汉时期影响入仕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察举、任子、赀选、外戚和权臣掌控朝政等。比如安定郡梁氏家族一门出了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卿相尹校共五十七人。但是如果考察一个地区较长时间段内的入仕情况，察举制则是最稳定的因素。察举保证了王朝对行政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孝廉一科，“名公巨卿多出之”，是政府官员的重要来源。况且，我们更看重的是表中反映的关中乃至整个关西各类人物下降的这样一个趋势。简略地说，察举又和当地的儒学文化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关西地区各类人物在全国同类人物中的比重大幅下降是源于其文化的衰败。《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中，列举了党锢名士核心人物，即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共35名。就其籍贯而言，除一人不明外，只有并州一人；而豫州竟然达到10人。东西对立，一目了然。

[ 本帖最后由 执金吾 于 2008-1-16 19:48 编辑 ]
作者: 执金吾    时间: 2008-1-16 19:37

三、羌汉战争与东西对立局面的加剧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关西在文化上的衰败和政治势力的进一步衰微呢？可以肯定这必然是一种强大、持续的因素。观察东汉一朝，这种因素非羌汉战争莫属。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东汉一朝的羌汉战争持续时间之广、破坏力之强远远超过西汉的汉匈战争。从表1可知凉州是每次战争的主战场，受到极大的破坏；而且后四次战争都波及三辅的部分地区，其中第二次甚至波及整个三辅，连洛阳周边都未能幸免。战争造成的一大影响就是户数的大量减少和经济的重创。东汉的察举制在汉和帝之后是以户数为基础的，而关西由于羌汉战争造成的户口减少就使关西人在入仕上居于劣势。此外，大规模的战争还造成士人为避乱而东迁，降低了关中的文化水准。虽然在西汉建立之初，关中的残破程度更严重，但是汉高祖则开始了对关中的移民而且还鼓励将士留在关中（《汉高帝五年诏》），以至于后来汉武帝的强徙豪族和移民实边不仅充实了关西的人口，更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基础。而东汉时期只有王符提出移民实边的建议，但实际结果却远不如西汉，相反却常常“徙民避寇”。况且战事始终不断，人民（尤其是文化程度高的士人）自然也不愿前往。这就给少数民族入居关西创造了机会。西晋时期，羌等少数民族的人口竟已经占到关中的一半。据此可以推测东汉时期入居的少数民族也已经不在少数。但新来的少数民族移民文化水平又很低，这造成关中以及整个关西文化的进一步衰落。将羌人安置在帝国境内的政策的直接结果，与其说是羌人中国化，不如说是使边境蛮夷化。应该看到关中乃至整个关西地区的衰落是从中期开始（89-144）骤然加速的，而这恰好与第二、三次羌汉战争的时间符合，分别为(103-118）与（139-145）。这绝对不是偶然，正说明两次大规模的羌汉战争对关西的文化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更进一步加速了关西在政治势力上的衰败，进而大大加剧了帝国的东西对立。
前面已经说过，关东和关西的对立是两种文化的对立。由于羌汉战争造成大量少数民族迁入关西地区结果造成了该地区文化的转向。通过观察我认为这种文化的转向体现在两个方面：“小传统”即民间风俗和“大传统”即儒学传统。
    前者体现在关西的“羌胡化”倾向，这点历来多有论述。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扶风宋枭建议多写《孝经》并发给凉州居民人手一本。这表明该地区已经背离了中国文化的若干基本前提。还有一个例子也足以说明关东和关西在东汉末年的文化差异之大：“···然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其众虽多，不能为害。···关西诸郡，颇习兵事，自顷以来，数与羌战，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况其壮勇之士，以当妄战之人乎···”这一切都是有旷日持久的羌汉战争造成的。而后者则主要体现在表2表3中各类人数在全国比重的猛烈下跌。党锢事件中的核心人士中体现的东西巨大差距也能说明这个问题。
    另外，伴随着中央弃凉州的呼声，凉州本地的离心倾向也发展起来。中平元年（184年）皇甫嵩手握强兵，有个叫阎忠的凉州人劝他剪除宦官，代汉称帝。这个人是当地大姓，后来在凉州曾被推为王，可见其在汉、羌当中的声望。他之所以这样说，可能更多地是为本族考虑。因为那时关西的入仕已经基本依靠武功，政治上出路很窄。而且即使像“凉州三明”这样的人物进京失去兵权后也迅速失势。当年虞诩的担心很快就要应验了：“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皇甫嵩终究拒绝了这个“非常之谋”。
    但很快董卓就将这个“非常之谋”付诸于实践了，东汉也就因此灭亡了。毫无疑问，董卓集团在汉末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但我们应该看到董卓的登场是建立长期羌汉战争导致的关西文化衰败以至政治上无出路这样一个基础上的。而董卓集团后来的种种表现或许也可以看作是长期积累的东西对立的一个总爆发。

参考书目及论文：
《汉书》班固中华书局点校本
《后汉书》范晔中华书局点校本
《三国志》陈寿中华书局点校本
《资治通鉴》司马光中华书局点校本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余英时：《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傅乐成：《汉唐史论集》，台湾联经出版社1979年版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秦汉史论丛》第5辑，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
陈勇：《“凉州三明”论》，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
陈勇：《董卓进京述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
侯二朋：《东汉人物地域分布研究》，2006年5月，全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库
冯世明：《东汉官僚的地域构成研究》，2007年4月，全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库

[ 本帖最后由 执金吾 于 2008-1-16 19:50 编辑 ]
作者: 大意觉迷    时间: 2008-1-16 19:55

欢迎执金吾网友的到来。执金吾是壬纲的同学吧？
作者: 真田豪    时间: 2008-1-16 20:06

欢迎楼主~~~国史偶不熟悉,个人感觉文中有些例子似乎略显说服力不足~~~比如李陵之祸，在武帝的压力下,估计没谁会傻到去替惹毛他的司马迁求情,以此说明关西人在朝政治势力之微弱似乎有点说服力不足~~~~而且,说司马迁是出于同为关西人的地域感情为李陵辩护,似乎也有点打击这位伟大的史学家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了啊,呵呵~~~俺宁愿相信他是仗义执言,是不懂得察言观色的直性子~~~

另外,本家国史最好的是重行和觉迷,楼主不妨等待一下,也许他们会有比较好的意见~~~最后,欢迎楼主常来玩~~~
作者: 宇都宫壬纲    时间: 2008-1-16 20:07

但是我认为陇西以西的武帝凉州新开郡县应该是属于殖民地性质的地方，人口本来就少。而且关西地区的人口比例在全国也是少的。将相少也是必然的。
作者: 大意觉迷    时间: 2008-1-16 21:13

我对楼主的文章已经有了个大致的看法，先等待楼主谈谈对自己文章的理解。然后再来谈谈我的看法。
作者: 执金吾    时间: 2008-1-16 23:07

我的本意是想解释一下关西在东汉一朝的迅速衰败以及后来董卓集团的缘起，而我发现这些都和羌汉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结果上。这些就都源于战争带来的文化上的衰败甚至某些羌胡化倾向，而这也就是羌汉战争给中国历史带来的最大影响。
    而关东关西这二者的差别不是我臆想的，是本来就存在的，但是在西汉一直处于一个可控的状态，但是到了东汉这种情况不同了，由于东汉政权本身的情况以及迁都和羌汉战争，这二者的对立大大加剧了，一个国家内却呈现出这样的对立，早晚要出乱子。
    我对于国史认识很浅，很多地方认识有不到位的地方，欢迎各位批评！
作者: 江城梅花引    时间: 2008-1-16 23:17

说一点技术细节，统计表是非常有力的证据，但最好注明自己的表是据什么史料的哪些部分整理而成，这样不仅有据可查，而且也能让人对作者对史料的掌握情况有一个大概了解。尤其是比较虚化的表，如表3，如果不说明共统计多少人、某方面在其中具体占多少人、所据史料是什么，说服力是不太够的。
作者: 江城梅花引    时间: 2008-1-16 23:36

“这一点很不寻常，因为关中曾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太学的所在地。即使因为东汉政治中心的转移，恐怕也不至于如此衰落。而且连东汉时期的吴楚越地区都有大规模增长，该地出的三公九卿在后期竟然达到了和关中一样的水平（11.4%）！要知道，吴楚越地区的文化底蕴是远远不能和关中相比的。况且其他地区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因此这一普遍增长的趋势应该说是正常的，因为随着对边郡的开发，经济的发展，文化也会繁荣。”
我想说的是，正是其他地区的文化繁荣增长、和关西的胡化一起导致了关西人士入仕之路的狭窄。东汉的“关西”，除了三辅和正当分陕之地的弘农之外，应该就是凉州和并州的部分地区，而这些地区由于与羌胡长期的交往、战斗和杂居，不齿于中朝人士也是可以想见的。同时，长期的战争，可能也破坏了边郡察举的进程（只是猜想）。韩遂之父与曹公同岁孝廉，而遂与曹公又年岁相辈，可见韩遂之父就是曹操说过的“同岁之中有五十始举者”之流。按说韩遂家族在西州是相当有威望的，其父既举孝廉，可见亦通儒学，若以乡党齿论言之，不当被举如此之晚，这是是由于历年战乱拖延了察举呢？还是由于其他原因？不知作者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
作者: 大意觉迷    时间: 2008-1-16 23:48

楼主希望通过将羌汉战争归结为关东关西的地位不平衡，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超越民族战争的范围，将此战争理解为地域战争，那么楼主就必须在关西地区各民族之间是怎么紧密合作的角度进行一些论述，不过楼主只是介绍了关东关西地位的不平衡，而没有进一步说明这种地域间的对峙是如何超越民族对峙的，这让人看了之后有点文不搭意之感。（个人看法，楼主莫见怪。）
作者: 江城梅花引    时间: 2008-1-17 00:03

还有一条，西汉时的丞相中确实是关西人少、关东人多，这也确实是关东文化优势的显示，“关西出将，关东出相”么。然而我不很同意“武帝往往用关东外戚充任最高统帅，而用关西军人冲锋陷阵”的论断，外戚这个集团是不宜列入地域考察范围的，他们的得用与废黜，很少是因为本身的能否，而是由于宫廷内部的斗争与天子的喜怒。不管卫霍是关西人还是关东人，汉武帝都是照用不误的。另外，所谓“关西由于其文化上的固有劣势，在那个重儒生和文吏的时代自然遭到轻视”的说法，似乎也应斟酌，史书中貌似未见西汉时人对关西出身人士及其文化的贬斥之语，而且儒生传统虽然来自关东，文吏传统却来自关西，准确地说，来自秦之故地，文吏不必通经，只要精明强干即可，受文化劣势的影响不大。
作者: 江城梅花引    时间: 2008-1-17 00:06

240多亿这个数字，是史书记载，我想楼主也只是照录而已，恐怕无法解释，事实上今之史家也都无法解释。犹宋之多少多少“贯石匹两”，谁也说不清到底是多少贯多少石多少匹多少两。
作者: 江城梅花引    时间: 2008-1-17 00:07

抓个虫，皇甫规字“威明”，不是“威名”。
作者: 江城梅花引    时间: 2008-1-17 00:23

本文的大观点我觉得没问题，小细节上么，一个是觉迷已经指出的，应该着力说明地域性超越民族性之处，本文虽然举了汉人逐渐参与羌乱、甚至到最后凉州大族参与其中的例子，但感觉还有些单薄，毕竟凉州大族在五次羌乱之中主要还是为汉守护凉州的。中唐时陇右河西“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与“汉儿学得胡儿语，又向城头骂汉人”两种现象的并存，也许与东汉凉州大族的处境有所相似。另一个，“羌人中国化”与“边境蛮夷化”，实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能单纯只看到其中一方面，楼主似乎比较重视后者。
作者: 执金吾    时间: 2008-1-17 12:00

能有这么多捧场，在下感激不尽。下面我再说说我的看法：

1.”韩遂之父与曹公同岁孝廉，而遂与曹公又年岁相辈，可见韩遂之父就是曹操说过的“同岁之中有五十始举者”之流。按说韩遂家族在西州是相当有威望的，其父既举孝廉，可见亦通儒学，若以乡党齿论言之，不当被举如此之晚”这说明凉州之士进仕的确困难，还有一条史料“永初四年···虞诩闻讯，乃说太尉李修曰：今凉土扰动，人情不安，窃忧卒然有非常之变。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修善其计，更集四府，皆从诩议。朝廷采纳虞诩之计，只是权宜之计。不过此事恰恰表明，在一般情况下，凉州子弟的进仕要比内地困难地多。我想韩遂之父的事情也属于这一类。这就证明无论是文吏还是儒生，关西都不占优势。

2.关于汉化和胡化确实是双向的，但我认为在东汉缺少高素质移民和政府管理的情况下，胡化要比汉化严重。
作者: 大意觉迷    时间: 2008-1-17 12:28

楼主的文章的所论的缘起似来自傅乐成先生，并且在文中大量引述其部分论点，但从所引述部分来看，或失之偏颇，或未作详考，率然论断，望楼主能重新甄别其中观点，适当扬弃。
作者: 执金吾    时间: 2008-1-17 12:39

其实最初的缘起是我惊讶于一个小小的羌族为何能在东汉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来，仔细一看这与东西对立有着关联
作者: 大意觉迷    时间: 2008-1-17 12:42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内附匈奴人的因素呢？董卓就曾经使用了匈奴兵。
作者: 执金吾    时间: 2008-1-17 12:47

确实，还有乌桓骑兵。不过似乎袁绍和刘备也有胡骑，可参看《袁绍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和《蜀·先主备传》
作者: 大意觉迷    时间: 2008-1-17 12:52

我觉得楼主写这篇文章需要把东汉时期关西地区的传统势力区域及其势力组成成分要大致勾勒一下，这样能让读者有个直观的感觉。
作者: 江城梅花引    时间: 2008-1-17 13:02

虞诩说李修，请“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这是对凉州人士的抚慰和控制；而“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则是对地方长官的抚慰与控制。汉制官长不临本乡，亦不得对相监临，所以凉州地方长官均非本地人，除其子弟冗官与公府辟凉土人士为掾的意义还不能完全等同。至于凉州胡化比汉化严重，如今看只能作为一种推论，因为还没有合适的史料说明。
作者: 江城梅花引    时间: 2008-1-17 13:19

至于所谓胡骑，董卓时郑泰所举“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为“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事实上东汉时羌人也为朝廷所用，东羌之众就曾被用于征讨南匈奴；又所谓“湟中义从羌”或“湟中义从胡”（这一支算是杂胡，以小月氏为主，而其中杂有羌胡，所以称羌称胡均无不可），曾隶段颎镇压羌乱，在凡亭山之役时，羌人悉众攻颎部将田晏、夏育，且厉声问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义从羌悉在何面？今日欲决死生！”可见湟中义从还是段军中的主力之一。
作者: 江城梅花引    时间: 2008-1-17 13:36

另外，羌人不是“小小的羌族”，《后汉书》卷九七《西羌传》说得明白：
    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抄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
而这其中还不包括“绝远，未尝往来”的发羌、唐旄等种和身处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的旄牛、白马羌。另外，羌人当时处于游牧和农业经济并存的时代，骁悍善战，又无城邑，急则远遁，这也是其不易平定的原因之一，以至于段颎规以三年之时、五十四亿之费，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着实令人感叹。
作者: 江城梅花引    时间: 2008-1-17 19:21

对了，有句话中午没说，察举是以本郡人口数考量，无关乎该郡在全国的地位，所以我认为韩遂父受举晚不能作为凉州人士受压抑的例子。
另外，说句无关的，楼主为什么取名“执金吾”？难道是取“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之意？
作者: 执金吾    时间: 2008-1-17 20:05

哈哈，是这样的，而且这个官名很有意思啊，金吾是鸟名。
作者: 宇都宫壬纲    时间: 2008-1-17 20:11

引用:
原帖由 江城梅花引 于 2008-1-17 19:21 发表
对了，有句话中午没说，察举是以本郡人口数考量，无关乎该郡在全国的地位，所以我认为韩遂父受举晚不能作为凉州人士受压抑的例子。
另外，说句无关的，楼主为什么取名“执金吾”？难道是取“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 ...
是仕宦当作房州牧，娶妻当娶泽尻香吧。。。

抱歉，我灌水了。。。。
作者: 执金吾    时间: 2008-1-17 20:12

不是啊，那是光武游历长安看见执金吾很威风的时候说的呀
作者: 宇都宫壬纲    时间: 2008-1-17 20:17

引用:
原帖由 执金吾 于 2008-1-17 20:12 发表
不是啊，那是光武游历长安看见执金吾很威风的时候说的呀
这个。。。。是我们论坛内部的典故。。。。
作者: 宇都宫雅人    时间: 2008-1-17 20:41

对于楼主的文，完全没有插的上嘴的地方...

进来灌水~顺便欢迎一番
作者: 江城梅花引    时间: 2008-1-17 20:47

我就知道这个帖子迟早要跑题……
作者: 真田豪    时间: 2008-1-17 20:54

其实羌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楼主谈的可以归为第二阶段,即冲突加剧战争化的阶段,这一阶段往往每次大规模的冲突均杀戮上万人,可见战争之残酷,最终以东汉的高压政策取得胜利而告终~~~~

说到董卓,其所统领的正是用来对付羌人的凉州兵团,这支经过残酷实战考验的队伍远比东汉其他队伍强悍(这也是董卓进洛阳后包括袁绍曹操所统率的禁卫军也噤若寒蝉的原因)~~~羌战的直接后果是掌握凉州兵团的将领开始轻视中央政府,而羌战平息不久之后的黄巾起义更让中央不得不继续倚重凉州兵团,董卓的骄横和成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啊,呵呵~~~~
作者: 大意觉迷    时间: 2008-1-17 21:02

不好意思，这里是泓史馆，原则上不允许跑题的现象出现，希望大家注意。
楼主若有兴趣与大家交流，可以到千曲川，我们在那里欢迎你。：）
作者: 大意觉迷    时间: 2008-1-18 09:28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扶风宋枭建议多写《孝经》并发给凉州居民人手一本。这表明该地区已经背离了中国文化的若干基本前提。
----------------------------------
这个推论显得比较牵强，要知道东汉时期《孝经》之类儒家经典的传播可能还牵涉到复杂的古文今文学派斗争的问题，似不能泛化地理解成儒家文化去重新占领凉州地区的推论。
作者: 江城梅花引    时间: 2008-1-18 13:31

中平元年，北地羌胡与边章等寇乱陇右，刺史左昌因军兴新盗数千万。昌坐断盗征，以扶风宋枭代之。枭患多寇叛，谓（盖）勋曰：“凉州寡于学术，故屡致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勋谏曰：“昔太公封齐，崔杼杀君；伯禽侯鲁，庆父篡位。此二国岂乏学者？今不急静难之术，遽为非常之事，既足结怨一州，又当取笑朝廷，勋不知其可也。”枭不从，遂奏行之。果被诏书诘责，坐以虚慢征。
按宋枭迂儒，以为凉州人若通学术则知礼义，是凉州在内地士人看来已无学术可言之证。然而边章、韩遂辈非不通经，这个印象未必正确。
作者: 山名宗田    时间: 2008-1-19 13:31

宋枭扶风人，盖勋敦煌人。宋枭说凉州人寡于学术，不知礼义，并进而将之归结为凉州屡生反叛的原因，这是外人对于凉州人的看法；盖勋反对这种意见，则是凉州士人对于自己另有看法。盖勋又说宋枭的做法将会“结怨一州”，则是说凉州人对于这类看法的怀有仇视情绪。用这条史料来说明外人眼里的凉州人形象，我觉得是有说服力的。

台湾学者首先提出的凉州羌胡化倾向和东汉的东西对立问题我是很赞同的；陈勇用这来解释汉末政局的形成的两篇文章也相当精彩。作者的新见解是将这和延续东汉一朝的羌汉战争（一般说“羌乱”）联系起来，将后者作为前者原因，但这个见解我个人的看法是意义不大。众所周知凉州羌胡化的原因在于羌胡向境内的移民，而移民的来源则是战争中的强制迁徙。把战争中的强制迁徙再往前推一步，自然就是战争了。照此而言我也可以说五胡乱华的原因在于汉族与边境各族的战争，但这个结论有什么意义呢。找因果关系应该找“具体”的因果关系，而不是泛泛的归纳一些放到任何问题上都无不可且难以确证的因果关系。

[ 本帖最后由 山名宗田 于 2008-1-19 13:39 编辑 ]
作者: 大意觉迷    时间: 2008-1-19 13:42

山名宗田殿，作为一个初涉国史的新人，对史料的运用和想表达的观点的契合是存在一定的难度的，还希望宗田殿能提供一些改进和调整方案，让新人有一个进一步的认识过程。
作者: 江城梅花引    时间: 2008-1-19 14:11

然而在不断的战争中，羌胡有入居塞内的，也有为东汉所用的，这确实加快了羌人与汉人的杂居进程，也是羌胡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啊。
作者: 执金吾    时间: 2008-1-20 22:37     标题: 回复 36# 的帖子

我觉得战争并不仅仅是造成移民那么简单，这么长规模又这么大的一场战争能仅仅说是造成了移民么？而且即使是羌人移民难道就一定羌胡化么？后汉书循吏传中边吏要比汉书的多，很多都能教化一方百姓，可是为什么偏偏到了关西就有了羌胡化呢？这和长久以来的对立怎么能没关系？
作者: 大意觉迷    时间: 2008-1-20 23:22

循吏传只能说些正面教材，但是实际上应该会发生大量的冲突而无法得到妥善的解决。楼主认为不仅仅是造成移民那么简单，那么就要建立在比较稳定的论点基础上加以阐述才好。
作者: 山名宗田    时间: 2008-1-21 21:58

引用:
原帖由 大意觉迷 于 2008-1-19 13:42 发表
山名宗田殿，作为一个初涉国史的新人，对史料的运用和想表达的观点的契合是存在一定的难度的，还希望宗田殿能提供一些改进和调整方案，让新人有一个进一步的认识过程。
那我说一点具体的细节：

（1）“传统上将《汉书·地理志》元始二年（2年）与《后汉书·郡国制》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相比较，得出“北地郡户数只及西汉的5%，金城和陇西郡户数只及10%，安定郡户数只及14%，汉阳郡只及45%”的结论”。“传统上”是什么意思没读懂，我的印象是这个比较最先是谭其骧在一篇讨论黄河上游生态环境变化的文章中作的。

（2） “羌汉战争给东汉帝国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关西户口的大量减少，这其中包括死亡的和逃离的，‘关中膏腴之地，顷遭丧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顷遭丧乱”说的是李郭之乱，不是你要证明的羌乱。

（3）“军功收益阶层”应作“军功受益阶层”

（4）“由于西汉武帝之后多次强行迁徙豪强于关中地区，因而关中的经济和文化都是整个关西地区最发达的，然而表2却让我们看到在东汉时期关中的衰落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这一点很不寻常，因为关中曾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太学的所在地。即使因为东汉政治中心的转移，恐怕也不至于如此衰落。”这个说法有悖通识，西汉的文化中心是在齐鲁，而不是关中。“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西汉时已经是如此了。
作者: 山名宗田    时间: 2008-1-21 22:10

另外，作为一篇主旨在于阐发自己的创见的文章而言，我觉得这篇文章在详略的处理上是、应该调整的。“东汉羌汉战争概述”这样的简单史实复述可以删掉，“东汉的东西对立”的介绍也应缩减篇幅，重点还是应该在证明自己的独有看法上。
作者: 东乡    时间: 2008-1-22 09:03

山名宗田跟执金吾是一个人吗
作者: 江城梅花引    时间: 2008-1-22 13:13

不是啊，东乡大将没发现宗田殿是在评论文章么……
作者: 山名宗田    时间: 2008-1-24 19:59

我不是执金吾，上次匆匆回帖，有些笔误，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不是你要证明的羌乱”应该是“不是作者要证明的羌乱”。
作者: 东乡    时间: 2008-1-25 11:49

山东相 山西将
也可说是 关东相 关西将
这种东西地域人群的文化差异 也适用于四川地区 比如 蜀相 巴将 ~
自两汉到魏晋数百年后 这种局面依然存在
但所谓“东” 则此时重心已大致向淮河流域转移
从更大的趋势来说 自两汉开时 中国经济重心已经开始南移 虽然极其缓慢的过程 却在长远来看又是极为显著的~

其实关中平原虽然规模不大 但其经济文化等亦不可小视 特别是汉唐皆曾建都于此
自然带来文化、人物的昌盛一时
甚至可以向西北周边辐射
这并非一定要经济最发达才行 这个道理到今天也能体会出来
作者: 大意觉迷    时间: 2008-1-25 13:19

那么东乡殿觉得楼主的文章所论如何？有何见解？
作者: 东乡    时间: 2008-1-25 13:33

黄河流域大体呈现东文西武
而长江流域同时期在社会发展程度上能企及中原的川渝地区，却大体呈现西文东武

若再放长看文化 自唐宋以后 则是 南北 区别逐渐取代 东西 区别

想到哪 说到哪 不成熟 见解说不上 所谓有钱捧钱场 有人捧人场 ...
作者: 大意觉迷    时间: 2008-1-25 13:41

恩，这里的帖子不存在挖坟的说法，啥时候有想法了，就算沉底了也可以捞上来。
作者: 人造天堂    时间: 2010-10-15 00:11

个人观点，诸位殿指正
胡化和汉化指什么呢，是个体还是共同体的认同转换？关东关西之争，在东汉朝廷尚保持权威时，是怎样进行？

lz此说，是默认存在两对四个大共同体，至少部分人会清晰地意识并认同之，有如现亻弋的民族国家和阶级意识。这是有疑问的。

正如江城殿所引，羌人并非一个实体，以其发展程度，认同应局限于部落。因察举制，汉人也更多地认同本郡。关西入仕之途收缩，更可能令关西各郡相互激烈争夺，而不是对关东同仇敌忾。

也许真正的对立，是不同的“封建化”模式。众所周知，东汉是秦-西汉吏民社会向南北朝士族社会的过渡。自秦扫灭封建之后，在帝国的上层建筑内又产生了新的封建因素。

这是关东也是主流模式。关西有同样的倾向，但因为羌人的渗透，及相应的军事部署，具体表现不同。渗透能形象地说明汉羌的互动，不同于汉匈，与一个部落联盟有相对明确的边界，而接近于降伏入塞的南匈奴，小聚居大杂居，部落体制半解体，与汉吏监护体制相纠结。军队长期驻扎，中下层军官必然本地化。

这就不可能产生关东那样的文化大士族，而是一个汉羌混杂的军功贵族阶层。一部分反乱的同时，一部分也协助朝廷镇压，但结果还是令这一阶层做大。最终朝廷在关西的权威完全破坏。

如果是这样，那汉羌战争不是个案，向前可追溯到秦与六国，汉楚争霸，军功贵族赢了。而东汉是对这两波的反动。

向后可推展到，三国内部各自也都隐含军阀与士族的对抗，士族从内部打败了军阀。但西晋被与羌人相同状态的各民族消灭了。再后来的六镇之乱，隋唐府兵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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