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沔中都督区考察（完）
东晋以来有所谓“沔中都督区”的存在这一点，严耕望先生早在其大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即已指出，但或许是笔者见识浅陋之故，似乎鲜见后辈学人对这一问题加以研究，今作此文，不敢言有所发见，但欲对相关事实作一梳理而已。
一、沔中与襄阳
所谓沔中都督区，顾名思义，其位置自当在汉沔流域一带，即今湖北北部、陕西南部、以及河南南部的小部分地区；由于东晋历史上这一地区争夺相对激烈，出镇边将权限、地位也有不同，因而沔中都督区的范围伸缩不定，但依当时行政区划而言，其基本地域至少当包括荆州所统的南阳、襄阳、新野、义阳、顺阳五郡[1]，有时也会扩展到荆州的江夏等郡，甚至可能包括梁州所统东三郡，即魏兴、上庸、新城[2]。
沔中都督区的设立，大概要从西晋之末说起。西晋自惠帝以后，王政衰乱，群雄并起，荆州也未能自免，怀帝永嘉间，王如反于宛，征南将军山简时为都督荆州诸军事，颇为所苦，故临时将汉沔地区划出一部另立都督，以便征讨。《晋书》卷七○《卞敦传》略云：
征南将军山简以敦为司马。寻而王如、杜曾相继为乱，简乃使敦监沔北七郡军事、振威将军、领江夏相，戍夏口。敦攻讨沔中皆平。
卞敦以江夏相镇夏口，所监乃是沔北七郡，这大概可以看作沔中都督区的雏形[3]。
但是，卞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未见再有以江夏相都督沔中的例子，反而是以襄阳镇将兼督沔中军事成为通例，原因或许在于梁州的失陷。
成汉兴起于益州后，置于汉中的梁州也扰攘不宁，《晋书》卷五七《张光传》略云：
迁材官将军，梁州刺史。前梁州刺史张殷先失汉中，光不得赴州，止于魏兴，乃结诸郡守共谋进取，于是却镇汉中。时逆贼王如余党李运、杨武[4]等，自襄阳将三千余家入汉中，贼遂大盛。光婴城固守，自夏迄冬，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劝光退据魏兴，光按剑曰：“吾受国厚恩，不能翦除寇贼,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还也！”声绝而卒，时年五十五。百姓悲泣，远近伤惜之。子迈多才略，有父风。州人推迈权领州事，与贼战没。别驾范旷及督护王乔奉光妻息，率其遗众，还据魏兴。
后来杨虎通款成汉，梁州自汉中以南就此陷于李雄，梁州刺史驻地也迁至襄阳，这一转变，是通过张光后任周访在荆州地区的作战完成的。《晋书》卷五八《周访传》略云：
时梁州刺史张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为征南大将军，监荆、梁、益、宁四州，出自武关。贼率杜曾、挚瞻、胡混等并迎猗，奉之，聚兵数万，破陶侃于石城，攻平南将军荀崧于宛，不克，引兵向江陵。元帝命访击之。访有众八千，破曾于沌阳。鼓行而进，遂定汉沔。曾等走固武当。访以功迁南中郎将、督梁州诸军、梁州刺史，屯襄阳。
周访起家江左，受元帝节度，与原梁州系统无涉，这次加梁州刺史、都督号只不过是元帝对他的酬报，本无要他收复梁州之意。且此时梁州旧郡尚为晋所保者唯有魏兴等三郡[5]，东三郡为崇山峻岭所环，出入不便，虽敌军来攻甚难，但晋人输送救援亦复不易；同时，地处新城郡境之东数十里的襄阳却是前荆州治所兼军事重镇，号为天下之要。因此，无论从重要性、人口还是地形上来说，周访选择襄阳而非魏兴驻节都合情合理，自此直至桓温伐蜀收复汉中，历任梁州刺史如非情况特殊，皆镇襄阳，而梁州刺史多带将军、持节都督，所统诸军又多在沔中地域，于是形成了以例镇襄阳的梁州刺史都督沔中诸军的传统[6]，到明帝、成帝时期，都督沔中已不必非梁州刺史不可，但都督仍多镇襄阳，也就形成了以襄阳为中心的沔中都督区。
二、南中郎将•梁州刺史•沔中都督
（一）关于南中郎将
东晋时期，诸多沔中地区边将都曾使用过“南中郎将”的军号，这一军号起源可以追溯到汉末。《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云：
东中郎将，汉灵帝以董卓居之。
南中郎将，汉献帝建安中，以临淄侯曹植居之。
西中郎将。
北中郎将，汉建安中，以鄢陵侯曹彰居之。
凡四中郎将，何承天云并后汉置。
但是，史书中首次把南中郎将与荆州挂上钩，要到西晋武帝初年，《晋书》卷三四《羊祜传》云：
诏罢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将，以所统诸军在汉东江夏者皆以益祜。
按羊祜以武帝泰始五年出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咸宁四年卒，罢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将当然就在这段时间里。前引文字说得明白，之所以罢江北都督，是要将“所统诸军在汉东江夏者”都归羊祜统率；而同时又置南中郎将，大概是因为汉东江夏诸军地处悬远，江北都督既罢，荆州都督又限于条件，不能对这些部队进行直接管理，于是只有另置南中郎将以统率其部。表面上看，晋朝似乎只是把江北都督改了个名叫南中郎将，但实际上，南中郎将既无都督之号，就只能作为荆州都督的下属活动，不像江北都督那样能与荆州都督平起平坐了。当然，在军情紧急之时，身处对吴作战第一线的南中郎将必然也有一定自主权，不会事事都等荆州都督批复再去办理。
平吴之后，西晋君臣上下颇有晏安之心，然而或许是荆州地位重要的缘故，南中郎将一职却未罢废，《晋书》卷一百《王如传》云：
王如，京兆新丰人也。初为州武吏，遇乱流移至宛。时诸流人有诏并遣还乡里，如以关中荒残，不愿归。征南将军山简、南中郎将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发。如遂潜结诸无赖少年，夜袭二军，破之。杜蕤悉众击如，战于涅阳，蕤军大败。
这是怀帝永嘉四年的事情，当时南中郎将仍是与征南将军——即荆州都督——并列的荆州地区重要将领。然而山简、杜蕤所遣之军并遭败绩，何以惟有杜蕤悉众出讨王如？检《晋书》卷一五《州郡志下》，宛、涅阳并属南阳郡，地处沔北，是否可以认为汉沔地区是南中郎将的职责范围，因此杜蕤才表现得最为热心呢？确实是有可能的。
按前引《羊祜传》中提到置南中郎将，本文已推测这是为了代江北都督统率汉东江夏诸军，所谓“汉东江夏诸军”，自然是在汉沔地区；又平吴后荆州刺史徙治江陵，襄阳既是前荆州治所，又是军事要地，不排除朝廷遣人代镇以统率周边军队的可能；且东晋元帝建武元年，周访讨杜曾于沌阳，大破之，“鼓行而进，遂定汉沔”，最终留镇襄阳，而周访此时的军号正是南中郎将。将以上几点结合起来考虑，则平吴之后，南中郎将很可能承担起了统率汉沔诸军的重任，不过西晋时南中郎将仍是荆州刺史的下属，未见有都督甚或持节的例子；而周访以东晋首任梁州刺史镇襄阳，朝廷授以南中郎军号，自然也不是随意之举。然而，东晋时期沔中高级将领每以南中郎为号[7]，却与东晋通例不符。
东晋立国江左以后，方镇军号用方位表示者大多改以新都建康为准，如荆州都督在西晋时期一般以“南”为号，至东晋就改而以“西”为号，盖因江陵在洛阳之南，而在建康之西；然而沔中边将却没有跟上这一阵改名风。追根溯源，南中郎的“南”字也是相对于洛阳而言，这在西晋本不足为奇，但东晋方镇军号既然纷纷以新都为准，沔中边将仍然以“南”为号就显得格外刺目。
当然，东晋方镇军号更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整齐划一的同步行动，如荆州的军号更替就要晚到明帝朝才完成[8]，然而即使以荆州为标准，沔中地区的军号更替也实在太慢了些，或者用“毫无进展”这个词形容会更恰当一点。明帝朝平定王敦之乱后，连大府荆州都已改“南”为“西”，以示以建康为中心，身为荆州下属的沔中边将又为何坚持以南中郎为号呢？其中莫非有什么内情不成？也许，我们可以从沔中边将之一的王国身上找到一些答案。
王国《晋书》无传，仅散见于《成帝纪》、《荀崧传》、《石勒载记》、《石季龙载记》四篇中，然其为沔中地区早期边将之一则无可疑。其人最早出现于正史记载中是在《晋书》卷七五《荀崧传》，其文云：
为贼杜曾所围。石览时为襄城太守，崧力弱食尽，使其小女灌求救于览及南中郎将周访。访即遣子抚率兵三千人会石览，俱救崧。贼闻兵至，散走。崧既得免，乃遣南阳中部尉王国、刘愿等潜军袭穰县，获曾从兄伪新野太守保，斩之。
这是晋愍帝建兴元年二年间的事情[9]，王国此时仅是南阳中部尉，地位不高，从这一官职看，他应当不是两晋之交叱咤风云一时的流民帅，而是南阳的土著豪强。
之后，王国一度从历史记录中消失，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十余年后的晋成帝咸和三年，《晋书》卷七《成帝纪》云：
（咸和三年）夏四月，石勒攻宛，南阳太守王国叛，降于勒。
此事又见同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
龙骧将军王国叛，以南郡降于勒[10]。
按此“南郡”应为“南阳郡”之讹，南郡为荆州首郡，历史上并无陷于石勒之事，又同篇下文又有王国降石勒的记载，应为一事[11]。此时王国的官职已是龙骧将军、南阳太守。他自南阳中部尉至南阳太守，始终不离南阳一郡，证明其在此郡根柢深厚，有强大的势力；晋世龙骧为重号，可知王国在沔北边境地带甚至整个沔中都督区中都颇有地位。
王国虽然归降石勒，但不知是因为心怀晋室还是形势所迫，后来又回到了东晋一方。《晋书》卷七《成帝纪》云：
（咸康元年）夏四月戊午，解严。石季龙将石遇寇中庐，南中郎将王国退保襄阳。
又《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上》云：
遣其征虏石遇寇中庐，遂围平北将军桓宣于襄阳。辅国将军毛宝、南中郎将王国、征西司马王愆期等率荆州之众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军中饥疫而还。
中庐是襄阳属县，这次晋赵交战，应该正当王国一生事业的顶峰，他获得了南中郎将的军号，可谓优宠[12]。据《晋书》卷八一《桓宣传》，原以南中郎镇襄阳的桓宣于庾亮咸和九年为荆州后进号平北将军，王国进号南中郎将可以说是沾了桓宣的光，但从另一方面说，桓宣进号之后王国获得其原有军号，也证明王国手握强兵，为沔北重镇。不过，这也是王国在《晋书》中最后一次出场，击退石遇后，他也不再见于史籍，不久毛宝即以辅国迁南中郎，不知王国是病殁战亡，还是在此役中实力大损，被迫转任闲职了。
王国其人虽然在历史上并无显著功业，但从其活动记录来看，却是典型的有武力的地方豪族，这些豪族凭借所拥有的武力，在两晋之交甚为活跃。他们有很强的独立性，自称官号，据地自雄。他们或许心向晋室，奉晋正朔，甚至为晋朝奋战，但在面临胡族政权威胁时，他们有时也会投向胡人，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对于东晋王朝而言，他们既是助力，也是防范对象，不可不用，又很难信任，所有临边州郡，莫不面临这一问题。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回沔中。虽然史籍缺乏详细记载，但根据同时代其他地方的情况推断，在当时的沔中地区，如王国这样乘势而起的地方豪族正不知凡几。而东晋一朝任职沔中都督的，却罕有当地豪族，基本都是由朝廷或荆州都督选择饶有武干之辈，付以北边重任，也就是说，沔中都督与当地豪族之间的联系并不深。因此，在方镇先后改易军号的东晋初期，沔中镇将违众使用南中郎将军号的举动，与其说是政治上的迟钝，不如说是在朝廷和荆州的默许下，向沔中地区豪族宣示自身的地位。毕竟自西晋起，南中郎将已是荆州重要将领，传统深入人心，这一传统和历任南中郎自身的声威累加起来，足以对那些三心二意的豪强产生威慑，这对于立足未稳的东晋王朝是有相当意义的。而等到东晋王朝的影响在当地已经扎下根以后，沔中边将除南中郎将又成了一种传统兼优遇，于是便沿袭下来，也就形成了貌似不合理的军号命名规则。
（二）梁州刺史与沔中都督
沔中都督区无论从主将身份还是从统摄区域上来看，都是变化较多的都督区，这一点已见前述，正因此，梁州刺史与沔中都督的关系有时就会很微妙。要讨论这个问题，最好还是从梁州侨置于襄阳之时说起。
梁州侨置于襄阳是从周访平定沔中开始，已见前论，周访为江左名将，勋业隆重，王敦畏其威名，始终不敢以荆州相付，因此两人之间矛盾重重。据前注引《晋书•郭舒传》，周访去世后，王敦曾遣郭舒监襄阳军。表面上看，似乎郭舒此行仅是王敦的临时措置，因此甘卓受诏至襄阳后郭舒即还，但“监襄阳军”四字恰恰表明了王敦给予郭舒的身份是襄阳诸军的主帅，而非如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仅是暂时性的“守夜人”。
王敦遣郭舒到襄阳统领周访遗部，推其本意，一方面当然有襄阳地处冲要、不可一日无帅的原因在，但最重要的，大概还是想把周访所部吞并过来，如果成功，大概郭舒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补任梁州刺史，王敦也就后顾无忧了。然而事情发展并不如王敦之意，从周访病卒到甘卓继任间隔很小，郭舒能使用的时间本就不多，甘卓又有朝廷任命在手，故而郭舒没能完全控制住襄阳诸军，更难以在王敦尚未准备作好反抗朝廷准备的时候与甘卓对抗，只得放弃襄阳回到武昌。此后甘卓继周访为梁州，并督沔北诸军，颇有惠政，威名亦著，但在一年多后的第一次王敦之乱中，甘卓首鼠两端，最初赞同王敦叛乱，后来又与荆湘州郡传檄讨王敦，却又犹豫不进，终于无所作为，最终还是为受王敦指使的襄阳太守周虑所杀。甘卓死后，以襄阳为中心的沔中地区就完全被王敦控制了。
王敦得到沔中控制权后，最初是以从弟王廙为荆州刺史，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接管了甘卓所遗的梁州兵权，梁州刺史或是郭舒[13]，这是东晋以来梁州刺史与沔中都督两职的首次分离。但王廙、郭舒均不久即逝[14]，梁州地区的人事不得不重新洗牌，《晋书》卷九八《王敦传》云：
以兄含为卫将军、都督沔南军事、领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以义阳太守任愔督河北诸军事[15]、南中郎将。
于是原本的“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就分成了沔南、沔北二镇，沔北自然是梁州的传统范围，有可能还包括了江夏、竟陵诸郡；沔南之名则较为少见，想来当指沔北之外的荆州所统地域。王敦之所以用“沔南”、“沔北”作为都督名号，应该是为了更好的表明都督区范围与都督的职掌，但王含为何不称“都督荆州诸军事”而称“都督沔南军事”，现在很难说清了，或许荆州统内的沔北郡县正式划入了任愔辖下，王含不能随意指挥他们，因此才有都督沔南之授吧。当然，也有可能称“沔南”仅仅是为了和“沔北”相对应，而无任何隐含意义在内。
任愔具体去职时间不明，但在职不久是肯定的，其继任者当是周访之子周抚，《晋书》卷五八《周抚传》云：
甘卓遇害，敦以抚为沔北诸军事、南中郎将，镇沔中。及敦作逆，抚领二千人从之。
这里史书记载有误，甘卓遇害之后的沔中都督不是周抚，而是任愔，已见前述。王敦第二次叛乱之时周抚领兵相从，证明他当时还是沔中都督，今见史料中亦不见以任愔代周抚或召还周抚的记载，因此可以认为周抚接替任愔为沔中都督，任职时间到太宁二年第二次王敦之乱被平定、周抚逃亡蛮中为止。
据上引周抚本传，周抚接替任愔后并未担任梁州刺史，而是以南中郎将主持沔中军事，而且自周抚以后，《晋书》所载的历任沔中都督也多不带梁州刺史衔。当然，有可能是史家修史所依据的原始资料记事不清、略去了梁州之职，如《王敦传》记任愔官职之比，但多人的传记中都失记梁州刺史一职的可能性毕竟太小，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周抚以后梁州虽然仍在沔北，甚至就在襄阳，但与沔中都督却逐渐脱节，沔中都督与梁州刺史兼于一身的情况，往往仅出现在朝廷或者统府要加重沔中都督分量的时候，而非常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史书对晋明帝太宁三年至晋穆帝永和三年之间的梁州刺史记载甚少[16]，而且仅见的数位梁州刺史又更替很快，而同时的沔中都督却往往久镇襄阳，让人感觉梁州刺史和沔中都督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深了。
明帝太宁三年，以征南大将军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自此陶侃专威西土，一直到成帝咸和九年病逝，为时十年之久。陶侃初还荆州，以陈頵为梁州刺史，但不久就以蒋巽代之，《晋书》卷七一《陈頵传》云：
拜天门太守，殊俗安之，选腹心之吏为荆州参军，若有调发，动静驰白，故恒得宿办。陶侃征还，頵先至巴陵上礼，侃以为能，表为梁州刺史。绥怀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相嫉妒，说頵年老耳聋，侃召頵还，以西阳太守蒋巽代之。年六十九卒。
西阳有蛮族居住，见《晋书》卷八一《邓岳传》，晋世以来，凡地接蛮区之郡多用善战武人，望其有镇遏之效，则蒋巽或亦宿将，陶侃用蒋巽代陈頵，当是重其武干。但陈蒋二人是否兼沔中都督，则不见于史，今见史料中王敦之乱后第一位能确认为沔中都督的，是王敦时已任沔中都督的周抚。
第二次王敦之乱中，朝廷曾有意争取周抚，但没有起到作用，王敦败后，周抚逃亡入蛮，次年诏原敦党[17]，周抚与同僚邓岳诣阙请罪，诏禁锢。史称周抚“强毅有父风，而将御不及”，然而周抚屡蹶屡起，终为晋世名将，开周氏专威西土之基，自然也有其过人之处，何况当时琅邪王氏渐衰，王导为维护家族势力，甚至不惜拉拢叛将以为己用，又怎么会轻易放弃周抚这样本有渊源的将领呢？因此周抚不久即起为司徒从事中郎，出为宁远将军、江夏相，随温峤平定苏峻之乱后迁南中郎将、监沔北军事，镇襄阳。这是成帝咸和三年的事情。
这次出镇襄阳可以说是周抚历史上的一大污点，《晋书》卷五八《周抚传》云：
石勒将郭敬率骑攻抚，抚不能守，率所领奔于武昌，坐免官。
又《晋书》卷七《成帝纪》云：
（咸和五年）秋八月，石勒僭即皇帝位，使其将郭敬寇襄阳。南中郎将周抚退归武昌，中州流人悉降于勒。郭敬遂寇襄阳，屯于樊城。
周抚逃回武昌后免官，不久又被起用，但从此与沔中脱离了关系。他这次撤退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自其父周访以来经营襄阳的成果几乎被他丧失殆尽。但是就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中，他的后任却成就了终生事业，那就是桓宣的襄阳经略。
桓宣本随祖逖、祖约兄弟为将，祖约叛后依温峤、刘胤，最终归附陶侃，陶侃以其为武昌太守，寻迁监沔中军事、南中郎将、江夏相，替代周抚主持沔中军务。咸和七年，后赵再次发动对襄阳的攻击，《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云：
初，郭敬之退据樊城也，王师复戍襄阳。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归。
同书卷七《成帝纪》略云：
夏四月，勒将郭敬陷襄阳。秋七月，太尉陶侃遣子平西参军斌与南中郎将桓宣攻石勒将郭敬，破之，克樊城。竟陵太守李阳拔新野、襄阳，因而戍之。
但此役实在是一场两败俱伤的大战，《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云：
郭敬南掠江西，晋南中郎将桓宣承其虚攻樊城，取城中之众而去。敬旋师救樊，追战于涅水。敬前军大败，宣亦死伤太半，尽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阳，留军戍之。
桓宣所部本已损失惨重，而敢于留镇两遭兵火、残破不堪之襄阳，实在是很有胆识的做法。自晋成帝咸和七年桓宣镇襄阳，直到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前秦破襄阳擒朱序，其间四十七年，襄阳未再遭到敌军攻陷，这其中虽有北方局势变化的原因，却也不能不说是桓宣经营之功。《晋书》卷八一《桓宣传》云：
侃使宣镇之（襄阳），以其淮南部曲立义成郡。宣招怀初附，劝课农桑，简刑罚，略威仪，或载锄耒于轺轩，或亲芸获于陇亩。十余年间，石季龙再遣骑攻之，宣能得众心，每以寡弱距守，论者以为次于祖逖、周访。
桓宣为经略襄阳付出的心血，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关于桓宣，有一个问题史书说得含含糊糊，那就是，桓宣初镇襄阳时究竟是什么身份？
查阅《晋书》卷八一《桓宣传》，文中只提到桓宣在镇襄阳前的官职——监沔中军事、南中郎将、江夏相，然而桓宣既镇襄阳，当无复领江夏之理；但桓宣也没有任梁州刺史，据其本传，他进为梁州刺史是庾翼为荆州期间的事情。另外，桓宣似乎也不是纯任军职，他在襄阳“招怀初附，劝课农桑，简刑罚，略威仪，或载锄耒于轺轩，或亲芸获于陇亩”，显然有治民之责，于是桓宣单纯以南中郎将、监沔中军事镇襄阳的可能性也不大了。由前引《桓宣传》谓陶侃以其淮南部曲立义成郡的记载推测，桓宣初期很可能是任义成太守，同时加南中郎军号及监沔中军事。
初看起来，似乎这个说法很不妥当，义成于晋世不过一侨郡而已，连实土都没有，这样一个太守职位，又怎么配得上南中郎将、沔中都督呢？然而如果以十余年后的情况反推，可能性还是不小的。庾翼为荆州时，桓宣官至平北将军、梁州刺史、持节、都督司梁雍三州荆州之南阳襄阳新野南乡四郡军事[18]。依常理，之后庾翼借北伐兵败为由剥夺桓宣兵权，首先应当抓在手里的就是梁州刺史及桓宣所领的三州四郡都督号，然而庾翼的处置却颇耐人寻味。《晋书》卷七三《庾翼传》云：
桓宣卒[19]，翼以长子方之为义成太守，代领宣众，司马应诞为龙骧将军、襄阳太守，参军司马勋为建威将军、梁州刺史，戍西城。康帝崩，兄冰卒，以家国情事，留方之戍襄阳，还镇夏口。
庾翼处置原沔中地区兵权，没有把长子庾方之安排去做梁州刺史，而是以之为义成太守，还特别说明“代领宣众”，证明桓宣所部还是以当年立郡的淮南部曲为主力，因此要用义成太守的名义辖制。此时距桓宣初镇襄阳已有十二年之久，沔中地区经过桓宣长期经营，当有很大改观，而义成郡犹如此重要，十二年前义成郡的重要性如何也就可以想见了。而且义成郡本身又是以桓宣所领淮南部曲立郡，桓宣以南中郎将领义成太守、并监沔中军事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我推断桓宣是以义成太守镇襄阳。
桓宣在襄阳期间，梁州与沔中完成了最后的脱节。庾亮继陶侃为荆州，到镇后大肆扩张庾氏家族势力，其中一项就是以其弟庾怿为梁州刺史，镇魏兴，后来庾怿退屯半洲，又以武昌太守陈嚣代为梁州，趋子午。无论魏兴还是子午道，都和梁州原本所在的襄阳无关，而是昔日梁州旧土，可见庾亮的想法是要让梁州回归旧镇汉中，而非与沔中都督合一。及至庾翼继兄亮为荆州，虽然一时授桓宣以梁州，但那不过是表示好意而已。等到夺取襄阳以及桓宣所领沔中诸军后，他也没有让梁州刺史回归襄阳，而是以其子庾方之戍襄阳，实际上接替了沔中都督一职；而用晚渡荒人司马勋为梁州刺史，远戍魏兴之西城，如其兄庾亮一样，仍然把梁州刺史放到了对成汉作战的前线。到了这时，梁州与沔中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及至庾翼卒，桓温继为荆州，清除庾氏势力，沔中都督的位子自然也不会再让庾方之坐下去。《庾翼传》下续云：
疾笃，表第二子爰之行辅国将军、荆州刺史。永和元年卒。爰之有翼风，寻为桓温所废。温既废爰之，又以征虏将军刘惔监沔中军事，领义成太守，代方之。
刘惔代庾方之，也是以义成太守监沔中军事，此亦可见义成郡的实力。但刘惔不久亦去职，接替者是袁乔。《晋书》卷八三《袁乔传》云：
迁安西谘议参军、长沙相，不拜。寻督沔中诸戍、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建武将军、江夏相。
袁乔是继卞敦、桓宣之后第三位以江夏相作沔中都督的将领，桓温为何作如此安排，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了，现在能知道的仅仅是，袁乔随桓温征蜀，立有殊勋，但平蜀后不久就去世了。
攻灭成汉以后，梁州回到汉中故镇，彻底与沔中分隔开来。但是，沔中都督之职并未随着梁州的转移而消失，不仅仍然是沔北要镇，而且桓温之弟桓冲、桓豁还曾先后出督沔中。桓氏兄弟为沔中都督的时间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史料推算，还是可以得出大致的结论。桓氏兄弟中，桓冲出督沔中较早，《晋书》卷七四《桓冲传》云：
从温征伐有功，迁督荆州之南阳襄阳新野义阳顺阳、雍州之京兆、扬州之义成七郡军事、宁朔将军、义成新野二郡太守，镇襄阳。又从温破姚襄。及虏周成，进号征虏将军，赐爵丰城公。寻迁振威将军、江州刺史、领镇蛮护军、西阳谯二郡太守。温之破姚襄也，获襄将张骏、杨凝等，徙于寻阳。冲在江陵，未及之职，而骏率其徒五百人杀江州督护赵毗，掠武昌府库，将妻子北叛。冲遣将讨获之，遽还所镇。
据《晋书》卷八《穆帝纪》，桓温破姚襄、虏周成在永和十二年八月，桓冲赐爵丰城公在升平四年十一月；据同卷《哀帝纪》，桓冲讨斩张骏在兴宁元年十一月。可知桓冲镇沔中在永和十二年或稍前，兴宁元年转江州。
至于桓豁，则是桓冲的后任，《晋书》卷七四《桓豁传》云：
时谢万败于梁濮，许昌、颍川诸城相次陷没，西藩骚动。温命豁督沔中七郡军事、建威将军、新野义成二郡太守。
谢万北伐兵败，按《穆帝纪》在升平三年十月，但此时桓冲仍是沔中都督，所以桓豁任沔中都督的时间只能推到桓冲离任的兴宁元年十一月之后，而《晋书》卷八《哀帝纪》云：
（兴宁三年）春二月乙未，以右将军桓豁监荆州扬州之义城雍州之京兆诸军事、领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桓冲监江州荆州之江夏随郡豫州之汝南西阳新蔡颍川六郡诸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并假节。
那么桓豁离任于兴宁三年二月。不过桓豁的新职是右将军、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假节、监荆州扬州之义城雍州之京兆诸军事，前面说过，扬州之义成、雍州之京兆都是沔中侨郡，桓豁成为荆州刺史后犹监此二郡，给人的感觉是他以荆州刺史并督沔中，但这种说法并无确据，仅为猜测而已。
桓豁之后曾官沔中都督的，今知有毛穆之。穆之是毛宝之子，家世将门，颇有武干。《晋书》卷九《简文帝纪》略云：
（咸安元年）十一月，以冠军将军毛武生都督荆州之沔中、扬州之义城诸军事。
然毛穆之历官中一项颇为可疑。《晋书》卷八一《毛穆之传》云：
俄而徙督扬州之义成荆州五郡雍州之京兆军事、襄阳义成河南三郡太守，将军如故。寻进领梁州刺史。顷之，以疾解职，诏以冠军征还。
盖与简文帝纪所云为一事，然简文时梁州在汉中，毛穆之以沔中都督却进领梁州刺史，此不可通；且自废帝太和年间以来，梁州刺史即是杨亮，晋世亦无一州两刺史之理。窃疑穆之所加是雍州或司州，又或梁州是其后来游军沔中时所加，误记于此，故略加辨析。
除二桓及毛穆之外，这一时期曾任沔中都督的，还有罗崇、罗友。崇、友《晋书》无传，《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云：
初，凿齿与其二舅罗崇、罗友俱为州从事。及迁别驾，以坐越舅右，屡经陈请。温后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继为襄阳都督[20]，出凿齿为荥阳太守。
罗崇其人不可考，罗友则或见于他书。《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襄阳罗友有大韵”条云：
襄阳罗友有大韵，少时多谓之痴。尝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门未开。主人迎神出见，问以非时，何得在此？答曰：“闻卿祠，欲乞一顿食耳。”遂隐门侧。至晓，得食便退，了无怍容。为人有记功，从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阙观宇，内外道陌广狭，植种果竹多少，皆默记之。后宣武漂洲与简文集，友亦预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遗忘，友皆名列，曾无错漏。宣武验以蜀城阙簿，皆如其言。坐者叹服。谢公云：“罗友讵减魏阳元！”后为广州刺史，当之镇，刺史桓豁语令莫来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贫，或有酒馔之费，见与甚有旧，请别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荆州门下书佐家，处之怡然，不异胜达。在益州语儿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惊。其由来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乌樏。
同条注引《晋阳秋》略云：
友字它仁，襄阳人。始仕荆州，后在温府，以家贫乞禄。温虽以才学遇之，而谓其诞肆，非治民才，许而不用。后同府人有得郡者，温为席起别，友至尤晚。问之，友答曰：“民性饮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门，于中路逢一鬼，大见揶揄，云：‘我只见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见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终惭，回还以解，不觉成淹缓之罪。”温虽笑其滑稽，而心颇愧焉。后以为襄阳太守，累迁广、益二州刺史。
本文及注中所见罗友官途偃蹇，与前引《习凿齿传》之文相符；其为襄阳太守，官号亦符合为沔中都督的条件[21]。按“漂洲”当作“溧洲”，前人早有辨析，桓温与晋简文帝溧洲之会在哀帝兴宁三年，见《通鉴》。兴宁三年罗友既与溧洲之会，必然不在沔中都督任上，则其似非继桓豁为沔中都督。又前引《世说》“襄阳罗友有大韵”条，称桓豁为“征西”，按桓豁迁征西将军在孝武帝宁康元年七月，见《晋书》卷九《孝武帝纪》，又据同纪，桓豁表以朱序镇襄阳在太元元年[22]，朱序正式上任则在太元二年，可知罗友襄阳都督任期当结束于太元初。前引《习凿齿传》既云“超拔其二舅相继为襄阳都督”，是罗崇任襄阳都督时间尚在罗友之前。然毛穆之咸安元年都督沔中，已见前引，则二罗出镇襄阳时间起始点以毛穆之去职后为妥。
孝武帝即位后，前秦开始大规模进攻东晋，宁康元年，前秦攻陷梁益二州，东晋只得重新侨置梁州于沔中地区。但是，此时关于梁州刺史和沔中都督的记载虽然集中于毛穆之和朱序身上，但这两人的任职记录却存在抵牾。《晋书》卷七四《桓豁传》云：
张天锡陷没，诏遣中书郎王寻之诣豁，谘谋边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宪祖监沔北军事，兖州刺史朱序为南中郎将、监沔中军事，镇襄阳，以固北鄙。
以此为据的话，太元初年的梁州刺史是毛穆之，朱序以南中郎镇襄阳，而毛监沔北军事、朱监沔中军事，两人都有沔中都督的职衔。但《晋书》卷九《孝武帝纪》的说法却不一样，其文云：
（太元二年）三月，以兖州刺史朱序为南中郎将、梁州刺史、监沔中诸军，镇襄阳。《晋书》卷八一《朱序传》的记载除年代外皆相同，则朱序所居官中有梁州刺史似无可议。关于这一问题，《毛穆之传》则另有一种说法：
苻坚别将寇彭城，复以将军假节、监江北军事。镇广陵。迁右将军、宣城内史、假节，镇姑孰。穆之以为戍在近畿，无复军警，不宜加节，上疏辞让，许之。苻坚别将围襄阳，诏穆之就上明受桓冲节度。冲使穆之游军沔中。穆之始至，而朱序陷没，引军还郡。坚众又寇蜀汉，梁州刺史杨亮、益州刺史周仲孙奔退，冲使穆之督梁州之三郡军事、右将军、西蛮校尉、益州刺史、领建平太守、假节，戍巴郡。以子球为梓潼太守。穆之与球伐坚，至于巴西郡，以粮运乏少，退屯巴东，病卒。
按此传错误甚多，如前秦取梁益二州在攻陷襄阳前数年，此误为在朱序被俘后；又《桓豁传》谓穆之太元元年已为梁州，言之凿凿，此传行文一似前秦攻襄阳时穆之方以宣城内史赴援，游军沔中，亦不可信。窃疑梁益陷于前秦后毛穆之即离宣城内史任，改为梁州刺史、监沔北军事，后朱序来镇襄阳，穆之转益州刺史、督梁州三郡军事[23]；及襄阳事急，穆之复受桓冲命游军沔中，而不及救朱序，遂还巴郡，其后退屯巴东，病逝。此似更近情理。
朱序败后，襄阳入秦，沔中都督一时废止，太元九年竟陵太守赵统收复襄阳，但也未见东晋任命沔中都督的记载[24]，《晋书》中可见的淝水战后第一任沔中都督，还是朱序。《晋书》卷九《孝武帝纪》云：
（太元十三年）夏四月戊午，以青兖二州刺史朱序为持节、都督雍梁沔中九郡诸军事、雍州刺史。
朱序既有“都督雍梁沔中九郡诸军事”之号，其身为沔中都督便无可议。朱序之后，郗恢、杨佺期、鲁宗之先后以雍州刺史镇襄阳，并都督雍梁诸州，当然也是沔中都督，但这时的沔中都督已经很少受荆州辖制，反而自行其是的时候更多一些，初步具备了雄藩大镇的地位。不过，这一时期偶尔也还会出现以某将军或某太守都督沔中数郡的形式，如《晋书》卷九九《桓玄传》云：
以伟为江州，镇夏口；司马刁畅为辅国将军，督八郡，镇襄阳；遣桓振、皇甫敷、冯该等戍湓口。
又如《晋书》卷八一《毛德祖传》云：
及河北覆败，德祖全军而归。裕方欲荡平关洛，先以德祖督九郡军事、冠军将军、荥阳京兆太守。
都是以太守或将军作沔中都督。但是这也只是仅见的两例，到刘宋以后，雍州渐成西土要镇，就再无这样的情况。
三、江陵素畏襄阳人
所谓“江陵素畏襄阳人”，乃本《梁书》卷十《萧颖达传》席阐文语，其语虽属晚出，却是南朝时期普遍的认知，盖荆州在江陵而雍州在襄阳，雍州地接北边，士马精强，常为荆州所畏。这种局面形成是在南朝，但翻检史书后可以发现，早在东晋立国之初就已经隐隐有了这样的征兆。《晋书》卷五八《周访传》略云：
访在襄阳，务农训卒，勤于采纳，守宰有缺辄补，然后言上。敦患之，而惮其强，不敢有异。访威风既著，远近悦服，智勇过人，为中兴名将，练兵简卒，欲宣力中原，与李矩、郭默相结，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于抚纳，士众皆为致死。闻敦有不臣之心，访恒切齿。敦虽怀逆谋，故终访之世未敢为非。
时王敦都督六州，兼领荆江，而不能制周访，究其原因，除《周访传》所言周访善战及经营襄阳颇有成效之外，应该也有南行流民（尤其是豪族）定居于襄阳、壮大了沔中军事实力的原因。按周访沌阳之捷，有众八千，此后伤亡损耗在所不免，而当王敦举兵下都之际，甘卓所领乃过万人[25]，较沌阳之役时反多二千，若云军户补充如此之快，恐不可信。前引《晋书》卷七《成帝纪》，谓周抚退走，中州流人尽降石勒，可见流民居襄阳者不少，襄阳兵力应即是由此辈补充。
成帝咸和五年，襄阳失陷，但襄阳百姓未遭涂炭，《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略云：
勒荆州监军郭敬、南蛮校尉董幼寇襄阳，抚以为勒军大至，惧而奔武昌。敬入襄阳，军无私掠，百姓安之。晋平北将军魏该弟遐等率该部众自石城降于敬。敬毁襄阳，迁其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
其后桓宣取樊城、败郭敬后，留镇襄阳，以寡弱之军守残破之城，所恃除了本所将之淮南部曲，便是攻取樊城后所得“城中之众”，以及涅水之战后获得的郭敬自江西掠取的人口[26]。又《晋书》卷八一《桓宣传》云：
季龙使骑七千渡沔攻之，亮遣司马王愆期、辅国将军毛宝救宣。贼三面为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杀伤数百，多获铠马，贼解围退走。久之，宣遣步骑收南阳诸郡百姓没贼者八千余人以归。
晋世守牧获得人口，常以补兵，且沔中之地累遭战火，百姓习战，流民又多有武力，故襄阳兵常称勇健，再加上桓宣本是陶侃所授用，庾亮为荆州后，桓宣便是他的眼中钉。《晋书》卷八一《桓宣传》云：
将谋北伐，以宣为都督沔北前锋征讨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假节，镇襄阳。
按庾亮确有北伐大计，《晋书》卷七三《庾亮传》云：
时石勒新死，亮有开复中原之谋，乃解豫州授辅国将军毛宝，使与西阳太守樊峻精兵一万，俱戍邾城。又以陶称为南中郎将、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为南蛮校尉、南郡太守，镇江陵。以武昌太守陈嚣为辅国将军、梁州刺史，趣子午。
然而当时襄阳实力，依《晋书•桓宣传》作者所谓乃是“以寡弱距守”，守则差可，攻实不足。前引《石季龙载记上》所载石遇攻桓宣而王愆期、毛宝、王国率荆州之众相救之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27]。庾亮身为荆州刺史，近在咫尺，又于沔中为大府，岂有不知襄阳军与后赵军孰强孰弱之理？其授桓宣以前锋征讨之任，与其说是期其成功，不如说是调虎离山。不料咸康五年毛宝败于邾城，晋军死伤狼藉，庾亮感激发病而卒，桓宣因而逃过一劫。
庾亮去世后，其弟庾翼代为荆州，同样假北伐为名、而以排去桓宣为目的。康帝建元元年，庾翼发兵北伐。《晋书》卷七三《庾翼传》载其临行一表，略云：
贼季龙年已六十，奢淫理尽，丑类怨叛，又欲决死辽东。皝虽骁果，未必能固。若北无掣手之虏，则江南将不异辽左矣。臣所以辄发良人，不顾忿咎。然东西形援未必齐举，且欲北进，移镇安陆，入沔五百，涢水通流。辄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谢尚、寻阳太守袁真、西阳太守曹据等精锐三万，风驰上道，并勒平北将军桓宣扑取黄季，欲并丹水，摇荡秦雍。御以长辔，用逸待劳，比及数年，兴复可冀。
云云。然而庾翼之意本不在北伐，更不在移屯安陆，这一点本传说得清楚：“时欲向襄阳，虑朝廷不许，故以安陆为辞”，因此到夏口之后，庾翼又上表云：
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势，暂率所统，致讨山北，并分见众，略复江夏数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发武昌，以二十四日达夏口，辄简卒搜乘停当上道。而所调借牛马，来处皆远，百姓所蓄，谷草不充，并多羸瘠，难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渐枯，往反二千，或容踬顿，辄便随事筹量，权停此举。又山南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运漕用功，实为艰阻。比计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臣虽不武，意略浅短，荷国重恩，志存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习戎为务，实欲上凭圣朝威灵高略，下藉士民义慨之诚，因寇衰弊，渐临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请据乐乡，广农蓄谷，以伺二寇之衅，而值天高听邈，未垂察照，朝议纷纭，遂令微诚不畅。自尔以来，上参天人之征，下采降俘之言，胡寇衰灭，其日不远。臣虽未获长驱中原，馘截凶丑，亦不可以不进据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辄量宜入沔，徙镇襄阳。其谢尚、王愆期等，悉令还据本戍，须到所在，驰遣启闻。
随即便迁镇襄阳。史载：
翼时有众四万，诏加都督征讨军事。师次襄阳，大会僚佐，陈旌甲，亲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叠，徒众属目，其气十倍。
得意之态溢于言表。庾翼此行颇为时人所非，《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庾征西大举征胡”条云：
庾征西（翼）大举征胡，既成行，止镇襄阳。殷豫章（羡）与书，送一折角如意以调之。庾答书曰：“得所致，虽是败物，犹欲理而用之。”
然而庾翼原本目标即不在后赵，而是在于襄阳，所以殷羡之言对他来说根本不疼不痒。
到襄阳后，庾翼便着手打击桓宣，《晋书》卷八一《桓宣传》略云：
庾翼代亮，欲倾国北讨，更以宣为都督司梁雍三州荆州之南阳襄阳新野南乡四郡军事、梁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庾翼迁镇襄阳，令宣进伐石季龙将李罴，军次丹水，为贼所败。翼怒，贬宣为建威将军，使移戍岘山。宣望实俱丧，兼以老疾，时南蛮校尉王愆期守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为镇南将军、南郡太守，代愆期。宣不得志，未之官，发愤卒。
庾翼的手段，与其兄庾亮如出一辙，桓宣先是受命北伐，失败后被挤出襄阳，最后如果不是发愤病逝，差点被发遣到江陵当一个空头的南郡太守。桓宣本是边将，志在平胡，政治上并无特别倾向，一生也多次改换门庭，而庾氏对这样的一个武人还是必去之而后快的理由，只能是襄阳地位太过重要，让荆州刺史不将其掌握在手中就不能安心。庾翼排去桓宣，故而得意非凡，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家兄弟排挤桓宣、从而控制襄阳的举动，仅仅是为桓温作嫁衣而已。桓温镇荆州以后，由于北土大乱，襄阳地区相对安定，从而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东晋时期，北方士庶始终没有停止南迁，而这个过程中又存在几个高峰期，除东晋立国之初外，后赵与前秦的分裂、灭亡过程中都有大量北方百姓南徙，尤其雍州、司州一带的百姓，由于各势力争斗激烈，更是不得不南奔避难，《宋书》卷三七《州郡志三》称“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便是这两个时期的写照。按雍秦流民南行，自以出武关为入晋避难最简便的途径，因此流民涌入沔北亦可想而知。依东晋制度，流民安置于某郡后，不隶其籍，而是侨立郡县容之，以安百姓之心，同时也是承认豪族或流民帅对流民控制权的一种标志[28]。在东晋中后期的史料中，确实可以见到多个位于襄阳地区的侨郡。除桓宣时已置的义成郡外，见于孝武朝前史料者尚有河南、京兆、荥阳三郡，俱见前引。河南、荥阳属司州，京兆属雍州，说明襄阳所纳者不仅有雍秦流民，也有中州百姓。又《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雍州条下云：
康帝时，庾翼为荆州刺史，迁镇襄阳。其后秦雍流人多南出樊沔，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仍立京兆、始平、扶风、河南、广平、义成、北河南七郡，并属襄阳。
可见陆续尚有置立，沈约作《宋书》，其《州郡志》雍州条下记有十七郡，而明记为晋孝武帝所立者有京兆[29]、义成、北河南三郡[30]，始平、扶风、广平三郡谓为晋江左立，大概也是孝武帝朝到安帝朝这段时间内陆续设置的。
前秦乱亡之后，朱序复镇襄阳，为雍州刺史，数年后去位，郗恢代之，郗恢后又被杨佺期赶走，见拙作《东晋的弘农诸杨》。杨佺期在襄阳，“抚将士，恤百姓，缮修城池，简练甲卒，甚得人情”，桓玄虽尚不至于为其所制，却也深怀畏惮。及桓杨决战，杨佺期败于桓玄，荆州遂入桓玄之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五年后南阳太守鲁宗之起兵袭破襄阳，宗之以雍州之师会刘道规诸将，遂平江陵。至此，襄阳得失已经关系到荆州归属，所谓“江陵素畏襄阳人”的说法，应该可以算是名副其实了吧。
四、江夏相（附）
东晋时期，除沔中都督外，沔北地区尚有另外一处军府，即江夏相督三郡军事所领。江夏相作为荆州北部重要将领，经常参与征讨，而且较之沔中都督，其自主性几乎可以忽略，基本都是奉荆州大府之命行事。由于江夏相与沔中都督关系亦甚密切，故而在此简单叙述一二。
江夏相是有军府的，之所以如此，应该是羊祜镇荆州时诏置南中郎将代江北都督的结果。前面推测南中郎后来移镇襄阳，江夏地区的重要性却没有随之降低，然而要已到襄阳的南中郎再兼管江夏，则又面临了当年罢江北都督之后同样的问题，这一空白自然只有再置一统兵将领于江夏才能解决。看来，朝廷是选择了江夏相来担当这一职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前引《晋书•卞敦传》称山简以敦“监沔北七郡军事、振威将军、领江夏相，戍夏口”，这必然不是随意之举，不然卞敦即使做上了江夏相，他也没有足够的兵力攻讨沔中。我们只能认为，在山简任命卞敦之前，江夏相已经拥有了军府，而且军府有相当的实力。实力何来？只能是前引《羊祜传》所称的“汉东江夏诸军”。
不仅如此，东晋建立以后，江夏相所督范围被重新界定了。通常，江夏相加督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的头衔，从地理上说，江夏相所督的义阳与沔中都督所督的南阳都是边郡，而且江夏相所督三郡正在沔中五郡东边，等于说整个荆州北部被划分为督三郡军事与督沔中军事两个二级都督区，由江夏相和襄阳镇将分别主其军事。江夏相督三郡军事的例子，如今可见的有：
咸康五年，庾亮以称为监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南中郎将、江夏相，以本所领二千人自随。（《晋书》卷六六《陶称传》）
庾亮西镇，请为辅国将军、江夏相、督随义阳二郡[31]，镇上明，又进南中郎。（《晋书》卷八一《毛宝传》）
出为建武将军、历阳太守，转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江夏相，将军如故。（《晋书》卷七九《谢尚传》）
迁安西谘议参军、长沙相，不拜。寻督沔中诸戍、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建武将军、江夏相。（《晋书》卷八三《袁乔传》）
但实际上一定不止这些。江夏相是东晋重要边将，经常参与征讨，不太可能没有自己的军府。如下面这些例子：
咸和初，司徒王导以抚为从事中郎，出为宁远将军、江夏相。（《晋书》卷五八《周抚传》）
出为辅国将军、长沙相，又领江夏相，寻转南郡、河东二郡太守，将军如故。随桓温伐蜀。（《晋书》卷三七《宗室•谯烈王无忌传》）
（兴宁二年）二月庚寅，江陵地震。慕容儁将慕容评袭许昌，颍川太守李福死之。评遂侵汝南，太守朱斌遁于寿阳。又进围陈郡，太守朱辅婴城固守。桓温遣江夏相刘岵击退之。夏四月甲申，慕容儁遣其将李洪侵许昌，王师败绩于悬瓠，朱斌奔于淮南，朱辅退保彭城。桓温遣西中郎将袁真、江夏相刘岵等凿阳仪道以通运。（《晋书》卷八《哀帝纪》）
遣西阳太守滕畯出黄城，讨蛮贼文卢等，又遣江夏相刘岵、义阳太守胡骥讨妖贼李弘，皆破之，传首京都。（《晋书》卷九八《桓温传》）
序世为名将，累迁鹰扬将军、江夏相。（《晋书》卷八一《朱序传》）
（兴宁三年）冬十月，梁州刺史司马勋反，自称成都王。十一月，乙卯，围益州刺史周楚于成都，桓温遣江夏相朱序救之。（《晋书》卷八《海西公纪》）
苻坚寇蜀，豁遣江夏相竺瑶距之。（《晋书》卷七四《桓豁传》）
坚遣其将苻融寇樊、邓，石越寇鲁阳，姚苌寇南乡，韦钟寇魏兴，所在陷没。冲遣江夏相刘奭、南中郎将朱序击之，而奭畏懦不进，序又为贼所擒。（《晋书》卷七四《桓冲传》）
转西阳、襄城二郡太守，镇夏口。后领江夏相，卒官。（《晋书》卷七四《桓嗣传》）
其后慕容永率众向洛阳，序自河阴北济，与永伪将王次等相遇，乃战于沁水，次败走，斩其支将勿支首。参军赵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于太行。（《晋书》卷八一《朱序传》）
时魏氏强盛，山陵危逼，恢遣江夏相邓启方等以万人距之，与魏主拓跋珪战于荥阳，大败而还。（《晋书》卷七七《郗恢传》）
安之四子：潭、泰、邃、遁。潭嗣爵，官至江夏相。（《晋书》卷八一《毛安之传》）
以上记载中的江夏相们，大多都领兵征战，唯周抚、毛潭不言参战事迹，然周抚为晋名将，声著西土，载在史传，且在任时带宁远军号；毛潭为毛宝孙，史称荥阳毛氏为“将帅之家，与寻阳周氏为辈，而人物不及也”，虽云人物不及周氏，亦可知是勋业彪炳的武门。可想而知，他们在任期间也都是领兵开府的。
直到东晋后期，江夏相还是自有军府。杨佺期有从弟孜敬[32]，桓杨交恶时为江夏相，桓玄初次举兵讨杨佺期，以兵袭孜敬而召之，至则以为谘议参军，盖由江夏相领有兵马，且地近桓玄驻地夏口，不敢轻忽。又《晋书》卷九九《桓玄传》云：
江夏相张畅之、高平太守刘怀肃攻何澹之于西塞矶，破之。
《宋书》卷五○《刘康祖传》略云：
高祖西征司马休之、鲁宗之等，遣参军檀道济、朱超石步骑出襄阳，刘虔之时为江夏相，率府郡兵力出涢城，屯三连，立桥聚粮以待。
《宋书》卷四五《刘粹传》亦云：
迁建威将军、江夏相。
这都是晋末武将为江夏相以至领兵征战的例子。江夏相的军府入宋无闻，但前引《刘康祖传》中“府郡兵力”一语，证明直到晋末江夏尚有军府。这一军府的存在贯穿东晋一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江夏相一职的重要。
东晋时期，江夏相有兼督沔中者。今见史料中除早就举过的卞敦之例外，还有桓宣、袁乔两例，俱见前述。尤其袁乔，以江夏相既监沔中诸戍，又督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一身兼督两镇，是颇为少有的例子。前引《晋书•庾亮传》谓亮筹划北伐，以陶称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33]；又《桓冲传》谓遣江夏相刘奭、南中郎将朱序击前秦军；及朱序以雍州刺史北伐，江夏相桓不才亦隶其作战；可见江夏与沔中两都督区间联系颇密。除此之外，江夏相也有迁沔中都督的例子，如周抚即是。可惜现有史料太少，一时之间还无法弄清江夏、沔中两都督区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是平级往来？还是沔中略高、江夏略低？又江夏军府为什么到刘宋时会消失？具体消失是在什么时候？这些都只能等待后人去考察了。
注释：
[1]《晋书》卷八一《毛穆之传》略云：
穆之字宪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讳，故行字，后又以桓温母名宪，乃更称小字。袁真以寿阳叛，温将征之，穆之以冠军领淮南太守，守历阳。真平，余党分散，乃以穆之督扬州之江西军事，复领陈郡太守；俄而徙督扬州之义成荆州五郡雍州之京兆军事、襄阳义成河南三郡太守，将军如故。
此事于同书卷九《简文帝纪》亦有记述，略云：
咸安元年冬十一月辛酉，温旋自白石，因镇姑孰。以冠军将军毛武生都督荆州之沔中、扬州之义城诸军事。
按“义城”即“义成”，桓宣镇襄阳，以淮南部曲侨置于该地，遥属扬州，此后因而不改；雍州东晋时无实土，所领诸郡皆寄在襄阳一带；因此穆之本传所称“荆州五郡”应可视为“荆州之沔中”之同义词。又同书卷七四《桓冲传》略云：
冲字幼子，温诸弟中最淹识，有武干，温甚器之。从温征伐有功，迁督荆州之南阳襄阳新野义阳顺阳、雍州之京兆、扬州之义成七郡军事、宁朔将军、义成新野二郡太守，镇襄阳。
以桓毛二人本传所见七郡相较，荆州部分同为五郡，而扬州之义成、雍州之京兆又相同，则桓冲所领荆州五郡与毛穆之所领可推论为一事，不则亦相去不远，因此谓荆州所统南阳等五郡为沔中地区之基本地域，应无大错。
[2]沔中都督或襄阳镇将兼督七郡、八郡甚或九郡，均有其例，且有以江夏相督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兼领沔中诸戍的，又梁州刺史兼督沔中的例子也甚多，故而沔中都督区实难明确界定包括何州何郡，但可谓“在那一带”而已。
[3]东晋时期有遣两人分掌沔南、沔北军事的情况，如王敦掌权时曾以王含都督沔南、任愔督沔北，从地图上看，前注所言“荆州五郡”除襄阳所统数县外都在沔北地区。思及桓冲时毛穆之游军沔中，也曾加“监沔北军事”，那么“沔中”与“沔北”即使不是同义词，至少也是近义词。
[4]杨武当名杨虎，此避李渊祖虎讳，《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正作“杨虎”。
[5]按《晋书》卷七三《庾怿传》略云：
怿字叔预，少以通简为兄亮所称。历监梁、雍二州军事，转辅国将军、梁州刺史、假节，镇魏兴。
可知晋成帝时魏兴尚是晋土。
又《晋书》卷三七《宗室·司马勋传》略云：
济南惠王遂曾孙勋，字伟长，庾翼之镇襄阳，以梁州刺史桓宣卒，请勋代之。初屯西城，退守武当。
按西城是魏兴属县，司马勋以梁州刺史屯西城，时在康帝建元二年桓宣去世后，虽后来退守武当，但不久成汉即为桓温所灭，可证成汉统治益梁二州期间，魏兴基本在东晋掌握之中。魏兴既属东晋，上庸、新城更在其东，以理揆之，应亦不至为成汉所吞。
[6]有时梁州刺史所任的职务中不言都督沔中，但实际具有沔中都督的权力。如东晋首任梁州刺史周访的官职据本传是“南中郎将、督梁州诸军、梁州刺史”，后来以功进号安南将军、持节、都督梁州诸军，刺史如故，并未加“督沔中军事”或“督沔中诸戍”，然《晋书》卷四三《郭舒传》云：
王敦召为参军，转从事中郎。襄阳都督周访卒，敦遣舒监襄阳军，甘卓至，乃还。
又《晋书》卷七○《甘卓传》云：
寻迁安南将军、梁州刺史、假节、督沔北诸军，镇襄阳。
《郭舒传》称周访为“襄阳都督”，可知周访所督梁州诸军主要分布在襄阳一带，也就是郭舒代监的“襄阳军”；而甘卓代周访为梁州刺史，其所督是沔北诸军。如果细加分别，“梁州诸军”与“沔北诸军”自然有所不同：“梁州”包括尚存的东三郡、包括襄阳附近的梁州侨郡县、可能还包括襄阳本身；但“沔北”的范围还要广一些，比如“荆州之沔中”以及江夏诸郡，未必算是“梁州”，但应该属于“沔北”。不过周访出镇襄阳是在其平定沔中之际，沔北各郡的兵力以及中央驻军应当都归其统率，而且当时沔北郡县有多少实力也很可怀疑，所以周访时期的“梁州诸军”和“沔北诸军”之间完全可以画上等号。
[7]周访之后，曾以南中郎将主持沔中军事或镇襄阳者有任愔、周抚、桓宣、朱序，为江夏相者有陶称、毛宝、谢尚，为南阳太守者有王国，皆与沔中地区关系密切。《晋书》所见东晋时期南中郎将十三人，唯王允之、桓冲、孟怀玉为江州，谯王司马承为湘州，而桓冲所监犹有“荆州之江夏随郡”，亦不可谓与沔中无干。故南中郎几可视为沔中地区高级将领专有军号。
[8]《晋书》卷七六《王廙传》云：
及王敦构祸，帝遣廙喻敦，既不能谏其悖逆，乃为敦所留，受任助乱。敦得志，以廙为平南将军、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又《晋书》卷六《元帝纪》云：
（永昌元年冬十月）己丑，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平南将军、荆州刺史、武陵侯王廙卒。
可知廙本传漏书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之衔，王廙系以平南将军为荆州都督。又《晋书》卷九八《王敦传》云：
以兄含为卫将军、都督沔南军事、领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晋书》卷六《元帝纪》又云：
（永昌元年）八月，敦以其兄含为卫将军。
王含据《晋书》卷六《明帝纪》，又尝为征南大将军：
（太宁元年）冬十一月，王敦以其兄征南大将军含为征东大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
按上引《元帝纪》谓王含为卫将军在永昌元年八月，然王廙十月方卒，则王含为荆州当在十月之后，与《王敦传》所谓“以兄含为卫将军、都督沔南军事、领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似有不符。窃疑《王敦传》此条所记实非一事，而是永昌元年八月王敦以含为卫将军，同年十月王廙卒后，又以含都督沔南军事、刺荆州，征南大将军之号应该就是王含出镇荆州时所加。以王廙、王含两例为证，则东晋初期荆州以南为号尚为常事。
另外，《晋书》卷七六《王舒传》云：
太宁初，徙廷尉。敦表舒为鹰扬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监荆州沔南诸军事。及敦败，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军逆之，并沉于江。进都督荆州、平西将军、假节。
按王舒为荆州时间虽不见于史，然“太宁”为明帝年号，共三年，元年十一月王含离荆州任，次年王敦即举兵向都，其间再无他人出刺荆州，据此可知王舒即为王含继任，则王舒以平西将军都督荆州即是荆州以西为号之始。王敦尊崇中朝东海王司马越的统绪，而轻视江左朝廷，田余庆先生于《东晋门阀政治》中早有论述，其控制荆州时荆州以南为号，或即有此种色彩。而平王敦后荆州开始以西为号，似具清除王敦影响的意图。
[9]荀崧为杜曾所围，求救于周访一事的具体时间不见于史，但《晋书》卷五八《周访传》云：
时梁州刺史张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为征南大将军，监荆、梁、益、宁四州，出自武关。贼率杜曾、挚瞻、胡混等并迎猗，奉之，聚兵数万，破陶侃于石城，攻平南将军荀崧于宛，不克，引兵向江陵。
陶侃石城之败，据《愍帝纪》在建兴元年十月，则荀崧被围当在其后不久，故云荀崧遣王国袭穰县是建兴元年二年间之事。
[10]之所以定此两条记载为一事，是因为《石勒载记》虽未记载王国归降的时间，其前却有“济岷太守刘闿、将军张阖等叛，害下邳内史夏侯嘉，以下邳降于石生”的记载，而《成帝纪》云：
（咸和元年）十二月，济岷太守刘闿杀下邳内史夏侯嘉，叛降石勒。
同纪咸和二年不见石勒攻晋的记载，则以咸和三年四月王国降勒之事当此条，应无可疑。
[11]《石勒载记》第二条关于王国归降的记载文字如下：
石堪攻晋豫州刺史祖约于寿春，屯师淮上。晋龙骧将军王国以南郡叛降于堪。南阳都尉董幼叛，率襄阳之众又降于堪。祖约诸将佐皆阴遣使附于勒。石聪与堪济淮，陷寿春，祖约奔历阳，寿春百姓陷于聪者二万余户。
《晋书》卷七《成帝纪》云：
（咸和三年）秋七月，祖约为石勒将石聪所攻，众溃，奔于历阳。
知此亦是咸和三年之事，可知《石勒载记》所记两次王国叛降实为一事之重出。
[12]东晋时期，即使是沔中都督，也并非人人都可加南中郎将军号。较早的几位沔中都督如周访、任愔、周抚、桓宣，都以南中郎镇襄阳（周访后进号安南将军，其后任甘卓以安南镇襄阳，王敦之乱时进号镇南大将军，是为异数），之后沔中都督往往以宁朔、建威、冠军等号摄职，均不及南中郎之重（《宋书》所载西晋官品称征虏、冠军、辅国、龙骧在第三品，四中郎在第四品，且在同品之“宁朔至五威五武将军”后，然《晋书》卷七九《谢尚传》云：
出为建武将军、历阳太守，转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江夏相，将军如故。诏曰：“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辍黄散以授军旅。所处险要，宜崇其威望。今以为南中郎将，余官如故。”
此可见南中郎在五武上，宁朔五威五武并列，故当并在南中郎下。又《晋书》卷八一《毛宝传》云：
庾亮西镇，请为辅国将军、江夏相、督随义阳二郡，镇上明，又进南中郎。随亮讨郭默。默平，与亮司马王愆期救桓宣于章山，击贼将石遇，破之，进征虏将军。
可见辅国亦在南中郎下，《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谓四中郎将“江左弥重”，信然），唯桓豁以右将军督沔中，较为特殊（前引《毛宝传》，毛宝以南中郎进号征虏，似征虏犹在南中郎上，然晋世军号升进不依常序者往往有之，如桓冲尝自征虏迁振威，又自振威迁南中郎，其中规律实有不可晓者）。至孝武世，朱序复以南中郎镇襄阳，似是战事紧急、特加优崇之故。至于江夏相，今见史料中少有记其军号者，意其多为杂号将军，不足记述，今可知者，有鹰扬（朱序）、宁远（周抚）、振威（卞敦）、建威（刘粹）、建武（谢尚、袁乔）、辅国（毛宝、谯王司马无忌）南中郎（毛宝、陶称、谢尚）诸号，似江夏相最高军号即为南中郎将。参照沔中都督和江夏相的军号授予情况，王国以南阳太守而得南中郎军号可以说是特别优待了。
[13]《晋书》卷四三《郭舒传》略云：
敦谋为逆，舒谏不从，使守武昌。荆州别驾宗澹忌舒才能，数谮之于王廙。廙疑舒与甘卓同谋，密以白敦，敦不受。敦重舒公亮，给赐转丰，数诣其家。表为梁州刺史。病卒。
从文中可以看出，郭舒官梁州在第一次王敦之乱后，言其继甘卓为梁州，大致是不差的。以亲信郭舒安抚梁州人心，而以从弟王廙主梁州兵权，这也完全符合王敦的行事风格。
[14]言郭舒不久逝世，是由任愔继为梁州及本传“表为梁州刺史，病卒”的记录推断出来的，任愔为梁州事见下注。
[15]按“河北”当作“沔北”。《晋书》卷五七《张光传》云：
其后义阳太守任愔为梁州，光妻子归本郡。
可知任愔官南中郎将、梁州刺史。无论南中郎还是梁州刺史，都无督河北诸军事之理，又前叙王含都督沔南军事，故知任愔所督是沔北诸军事。
[16]晋穆帝永和三年桓温平蜀，梁州还汉中，自此长期与沔中无涉，直到前秦攻取益梁二州，梁州才重新回到襄阳。因此这里以穆帝永和三年为断限。
[17]第二次王敦之乱平定在太宁二年，次年为太宁三年。检《晋书》卷六《明帝纪》，不见有具体指称赦免王敦党羽的诏书，但太宁三年三月戊辰，立皇子衍为皇太子，大赦；又当年闰八月戊子，明帝崩，太子即位，是为成帝，据同书卷七《成帝纪》，成帝即位次日（己丑），又曾大赦。可能这两次大赦中有一次赦免王敦之党。
[18]《晋书》卷八一《桓宣传》略云：
庾亮为荆州，将谋北伐，以宣为都督沔北前锋征讨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假节，镇襄阳。庾翼代亮，欲倾国北讨，更以宣为都督司梁雍三州荆州之南阳襄阳新野南乡四郡军事、梁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
[19]桓宣北伐兵败，庾翼黜其为建威将军，后又转为镇南将军、南郡太守，实际是要将其排挤出沔中地区，夺其兵权。宣未之官，发愤而卒，见本传，故庾翼对沔中兵权进行重新分配是在其去世后。
[20]襄阳都督即沔中都督，见前注引《晋书·郭舒传》称周访为“襄阳都督”之例。
[21]以襄阳太守都督沔中诸郡之例，见前注引《晋书》卷八一《毛穆之传》。
[22]关于朱序镇襄阳时间，《晋书》卷八一《朱序传》称：
宁康初，拜使持节、监沔中诸军事、南中郎将、梁州刺史，镇襄阳。
然不确。《晋书》卷七四《桓豁传》云：
张天锡陷没，诏遣中书郎王寻之诣豁，谘谋边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宪祖（穆之）监沔北军事，兖州刺史朱序为南中郎将、监沔中军事，镇襄阳，以固北鄙。
据《晋书》卷九《孝武帝纪》，太元元年九月，苻坚将苟苌平前凉，虏张天锡，诏遣王寻之问桓豁以边事只能在此之后，因此《孝武帝纪》所记为确。
[23]《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仲堪奏略云：
夫制险分国，各有攸宜，剑阁之隘，实蜀之关键。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汉中辽远，在剑阁之内，成败与蜀为一，而统属梁州，盖定鼎中华，虑在后伏，所以分斗绝之势，开荷戟之路。自皇居南迁，守在岷邛，衿带之形，事异曩昔。是以李势初平，割此三郡配隶益州，将欲重复上流为习坎之防。云云。
可知所谓“梁州三郡”者，即此巴西、梓潼、宕渠三郡。
[24]《晋书》卷九《孝武帝纪》云：
（太元十一年）六月己卯，地震。庚寅，以前辅国将军杨亮为西戎校尉、雍州刺史，镇卫山陵。
按雍州在襄阳，则杨亮似是沔中都督，然杨亮既“镇卫山陵”，当在洛阳一带，又《宋书》卷四○《百官志下》云：
西戎校尉，晋初置，治长安。安帝义熙中又置，治汉中。
观此，杨亮兼西戎校尉，则“雍州”竟似“梁州”之误，盖梁州治汉中，雍州则无在汉中之理。
[25]《晋书》七○《甘卓传》载邓骞说甘卓之辞曰：“今大将军兵不过万余，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将军见众既倍之矣。”由是知甘卓领兵万余。
[26]涅水之战见前引《石季龙载记》。《晋书》卷六三《李矩传》云：
会长安群盗东下，所在多虏掠，矩遣部将击破之，尽得贼所略妇女千余人。诸将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国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时遣之。
可见当时武人略夺人口已成常习，虽同为晋朝子民，亦不肯释还。李矩能遣还被虏妇女，故本传特纪之。推此，则桓宣所得郭敬虏获恐亦留于襄阳，未必能送还江西诸郡。
[27]此事见前引《桓宣传》，宣传谓庾亮遣愆期、宝救襄阳，宣募精勇攻敌，出其不意，杀伤数百，大获铠马，敌遂退走；然据同传，来敌有骑七千，失兵数百，未为大损，何必一时便去？当以《载记》所言“军中饥疫而还”为是。
[28]如稍晚置于雍州的华山郡，《宋书》卷三七《州郡志下·雍州》华山太守条云：
华山太守，胡人流寓，孝武大明元年立。
又《梁书》卷一八《康绚传》云：
康绚，字长明，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晋时陇右乱，康氏迁于蓝田。绚曾祖因为苻坚太子詹事，生穆，穆为姚苌河南尹。宋永初中，穆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寄居于襄阳，以穆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绚世父元隆，父元抚，并为流人所推，相继为华山太守。
绚少俶傥有志气。齐文帝为雍州刺史，所辟皆取名家，绚特以才力召为西曹书佐。永明三年，除奉朝请。文帝在东宫，以旧恩引为直后，以母忧去职。服阕，除振威将军、华山太守。推诚抚循，荒余悦服。迁前军将军，复为华山太守。
流民帅对流民有宗主权，由此可见一斑。
[29]《宋书》卷三七《州郡志下·雍州》京兆太守条云：
初侨立，寄治襄阳。朱序没氐。孝武太元十一年复立。
谓义成为晋孝武帝立，大概也是同样的情况。
[30]《宋书》卷三七《州郡志下》雍州条下云：
《徐志》雍州有北上洛、北京兆、义阳三郡。北上洛，晋孝武立，领上洛、北商、酆阳、阳亭、北拒阳五县。
沈约于同州南上洛太守条下辩北上洛非晋孝武所立，然亦无确据，今以其在疑似之间，不计入孝武朝所置侨郡之列。
[31]虽此处言“督随义阳二郡”，但毛宝本为江夏相，江夏又为重镇，很难想像其不督江夏而仅督上言二郡。意其传亦当作督三郡，而传抄中误漏江夏，后人遂臆改作督二郡。
[32]《晋书》卷八四《杨佺期传》谓是其从弟，同书卷九九《桓玄传》谓是其弟，从杨本传。
[33]前引《陶称传》谓以本所领二千人自随，与此不同，不知孰是。
[ 本帖最后由 江城梅花引 于 2007-11-13 01:25 编辑 ]
